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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章 四句惊荀攸

    很快,这场议事就以虎头蛇尾结束。
    吕布直到离开司徒府,都在迷惑王允是怎么想的,竟然会如此不智?
    让胡軫、杨定去劝阻李傕、郭汜,这不是为虎添翼吗?
    如果不是知道王允的品性,他险些都以为王允是內奸了。
    回到府中,天色已暗。
    很快用过晚餐,书房里。
    蔡邕看著吕布写的一幅字,激动得浑身颤抖,老泪纵横,喃喃道:“好……好……此真言也!当为儒家之表,当可震烁寰宇,万世传诵……”
    那幅字赫然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一旁的荀攸看著这幅字,素来平静如水的眼中也露出震撼之色。
    这幅字,是他和蔡邕进入书房后,在案台上无意中看到的。
    蔡邕问起,吕布说是自己所书,二人顿时震惊的无以復加。
    此时,荀攸忍不住又多看了吕布几眼,这……是一个传说中的粗鄙武夫能写出来的?
    便是如卢植、马融、郑玄诸多大儒也未必能写出来罢?
    这分明是圣人之言!
    荀攸看著老泪纵横的蔡邕,心底忍不住涌起莫名的羡慕。蔡伯喈收了个好弟子啊,怕是要跟著这弟子一起名传万世了。
    对於儒家而言,最重身后之名。
    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是说君子最为遗憾的事情,是身死之后,自己没有什么声名值得后世称道的。
    孝经也有云,立身行道,扬名於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
    似蔡邕这般大儒,自然非常看重名了。
    便是旷达如荀攸,也不例外,此时可谓心潮澎湃。
    吕布在一旁看到二人震惊的神情,嘴角微微上扬。
    他今日將二人救回来后,离府前恰好写了这幅字,然后晚上邀请二人到书房议事,一切就是那么碰巧。
    “温侯,此果真是汝所书?”
    即便知道不礼貌,但荀攸还是忍不住再一次询问。
    吕布神情略显靦腆:“平日疏於练习,字写的不好,让老师和荀先生见笑了。”
    荀攸嘴角忍不住抽了抽,这是字写的好不好的问题吗?
    蔡邕目光炯炯的看著吕布:“吾徒胸怀大义,成一家之言!为师不如也。”
    这就是他蔡邕的弟子,谁也抢不走!
    荀攸嘴角忍不住又抽了抽,是谁今日和他说起,记不得当初教导吕布的事了。还让荀攸一度心中怀疑吕布少年拜师之事的真偽。
    如今倒好,什么都不必说了,不论真假,这师徒都是真的不能再真。
    吕布忙一脸谦虚的道:“恩师过誉了,令布惶恐。”
    荀攸却突然向吕布行了一礼:“温侯有大志,怀大义,此言一出,乃开天下儒士之困惑,为儒家百代之宗旨,仁人志士之抱负,当受吾一拜。”
    吕布忙扶住荀攸:“荀先生,实不敢当,真折煞布也。”
    事实上,吕布虽然是有意之举,但他还是远远没有认识到这四句对於汉末儒士的震撼。
    只因为汉末儒生对於儒学的理论和前景正处於怀疑和迷惘期,否则也不会发展到魏晋时期的玄学大行其道。
    这还要从汉代儒学的发展讲起。
    提到汉代的儒家,又不得不提及秦汉盛行的讖纬神学。
    讖是一种宗教性的神秘预言,又称讖语,以之预测吉凶,因通常配有图,故又叫图讖。
    周秦以还,图篆遗文,渐与儒道二家相杂,入道家者为符篆,入儒家者为讖纬。
    董仲舒独尊儒术,实际是將道家和阴阳家的思想与儒家思想相结合,提出了天人感应说,成为两汉儒家主流思想。
    天人感应说本质是为君主统治建立的学说,即君权受命於天。为了更加具象化的体现受命於天理论,天人感应说又大谈符瑞与灾异,认为王者將兴,必先有符讖出现。
    如果君主勤政爱民,奉天行事,政绩斐然,则有天瑞应诚而至。反之,如果国家將有失道之政,则上天先出灾害以谴告之。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
    这种推灾异之象於前,然后图安危祸乱於后的思想,就是政治神学,讖纬之滥觴。本质是为谋求权力的野心家或在位的统治者大造舆论,从而收服具有传统天命观的民眾,证明其权力的合理性。
    天人感应说,或许有匡正朝廷政治的作用,但事实上,却导致政治斗爭更加激烈。
    讖纬神学在西汉末年的哀、平之际大兴,在王莽与刘秀的推波助澜之下,到东汉更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王莽称帝就利用讖语製造舆论,製作了“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的石碑。
    光武帝刘秀曾以符瑞图讖起兵,即位后崇信讖纬,宣布图讖於天下,將图讖国教化。汉章帝更於建初四年召集白虎观会议,形成《白虎通德论》,成了讖纬国教化的法典。甚至对儒家经典的解释,也要向讖纬看齐。
    以至於董卓迁都长安的依据来自《石包讖》,袁术称帝依据是“代汉者,当涂高也”的讖语。
    天人感应说认为,人应当遵从天意,天能通过灾异或祥瑞干预人事。朝廷用人施政,重大事项决策,都要依讖纬或天相来决定。
    最直接的一个体现就是东汉太尉、司空、司徒三公的任命,完全是听天由命。
    巧合的是,汉末正处於小冰河时期,地震、旱灾、水灾、蝗灾、瘟疫等各种灾害频发,导致朝廷一年平均下来要换好几个三公,以至於三公基本成为朝廷的挡灾板。
    在这般情形下,越来越多的儒士对天人感应说的正確性產生了极大的怀疑,但一时又找不到新的学说和出路,只能不断探索,甚至有些儒士开始已走上另一个极端,放浪形骸,完全解放天性。
    要知道,汉儒可不同於明清时期的腐儒,保守固执,利慾薰心,也没有墮落到魏晋时期的清谈成风,躺平摆烂。
    汉儒具有极强的担当和进取精神,尤其是汉末的儒士,在没有被司马家污染的情况下,仍兼具侠气与道义。
    他们对儒道的探索,如饥似渴、孜孜以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