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1章 ：归途如虹
北京首都机场的跑道在晨雾中泛著湿冷的光。张铁走出廊桥时，停机坪上停著一辆黑色考斯特，车窗贴满防窥膜。刘参赞站在车门边，眼圈青黑，手里还攥著没喝完的冷咖啡。
“李总呢？”张铁上车，林悦然紧跟在后面。
“杭州。”刘参赞拉上车门，“国资委昨晚召开紧急会议，议题是『关於卫东工业自主晶片研发项目的风险评估』。有人提议將项目移交央企联合体，理由是『避免民营企业过度承担国家战略风险』。”
翻译：摘桃子。
陈薇冷笑：“三年前没人接，现在图纸拿回来了，碳基晶片有突破了，就变成『国家战略项目』了？”
“不止。”刘参赞调出会议纪要片段，“有人翻出2005年周正明签的一份技术引进协议，说他在谈判中『过度妥协』，导致某条生產线专利费多付了十年。结论是：卫东工业的领导层有『盲目冒进』倾向，不適合主导晶片攻关。”
张铁握紧扶手。多付十年专利费，是因为那家企业当时濒临破產，周正明用商业条款换回了关键设备图纸。这件事他查过，那套图纸后来支撑了三代国產通信设备的研发。
但现在，有人把它变成罪名。
“李总怎么说？”
“李总说，项目可以移交，条件是全部核心技术团队、彼得森的图纸、林浩然的u盘、碳基晶片的所有研发数据——原封不动打包带走。”刘参赞顿了顿，“对方不敢接。他们只想摘桃子，不想扛雷。”
车子驶出机场，京密路两旁的杨树光禿禿的，在雾霾里站成模糊的剪影。
林悦然一直沉默，这时突然开口：“我哥哥在asml工作的第二年，有个猎头来找他，开价年薪百万欧元，工作地点是亚利桑那。他拒绝了。”
全车人都看向她。
“他跟我说，asml是荷兰的公司，但美国人在里面设了『技术安全办公室』，所有中国籍员工的研发成果都要经过审查才能归档。”林悦然声音很轻，“他觉得自己像个贼，在自己写的代码上还要被打上『受限』標籤。所以他想回国。但他又怕回来之后没有合適的平台。”
“后来呢？”
“后来有人通过荷兰的学术组织联繫他，说国內正在攻关euv技术，需要他这样的人才。”林悦然抬起头，“他以为是正常的海外人才引进。直到他妹妹被绑架，他才知道——那些人是Ω基金，不是中国政府。”
车厢里安静了。
张铁终於明白，为什么林浩然把图纸分三部分存储，为什么要在关键数据里埋错误参数，为什么临死前还要强调“告诉彼得森博士，是学生林浩然让您去的”。
他不是在背叛。他是在用尽所有手段，確保图纸不会落入威胁他妹妹的人手里。
而那份威胁，从他踏上留学之路的第一天就埋下了。
“他的遗体。”张铁说，“我会带回来。”
刘参赞没有说“这不符合程序”或“荷兰方面不会配合”。他只是点头：“我安排。”
---
下午三点，杭州指挥中心。
李卫东站在大屏幕前，屏幕上显示著国资委会议室的实时画面——会议还在继续，发言席上一个头髮花白的男人正在慷慨陈词：
“……卫东工业的债务率已经超过65%，继续投入千亿级晶片研发，万一失败，谁来承担后果？我们的央企有更完善的审计制度、更稳健的財务模型……”
“他在放屁。”技术总监小声骂。
李卫东没说话。他盯著屏幕上那个男人的脸，调出档案：王成栋，国资委规划局局长，2001年曾任某大型国企海外併购负责人。当年那笔併购案中，中方以三倍溢价收购了一家德国破產企业，两年后该企业核心技术被转移至美国，中方仅获得厂房设备。
那次併购的財务顾问，註册在开曼群岛。
李卫东点开另一份档案：开曼那家公司的股东名单，已於2005年註销，穿透追查需要时间。但已知信息里，出现过一个名字：德克勒克。
德克勒克。列日歌剧院7號包厢，昨晚刚拿到图纸复製品的那个人。
链条连上了。
“技术组。”李卫东声音平静，“查王成栋2001年至今的出入境记录，重点查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另外，他子女的海外帐户、房產、投资——我要全部。”
“是。”
“刘参赞。”他转向刚进门的刘参赞，“张铁带回来的图纸和笔记，立即复製三份，分別移交中科院微电子所、工信部电子司、中央军委科技委。原件存入国安七局保险库。”
“明白。”
李卫东最后看了一眼屏幕上还在慷慨陈词的王成栋，关闭会议画面。
“现在，”他转向技术组，“让我们看看，王守武院士留下的碳基晶片备份，到底藏著什么。”
瀋阳工业博物馆发来的高清扫描图已经投射在大屏幕上。那是1965年国產第一台光刻机的铭牌，铜质，表面氧化发黑。在铭牌背面左下角，有一片指甲盖大小的区域，刻痕比周围要新——那是用钻石刻刀手工雕琢的微缩电路图。
技术总监放大图像，开始解码。
十分钟后，他猛地站起来。
“李总……这不是电路图。”
“是什么？”
“是……是一种全新的架构。”技术总监声音发颤，“王院士把碳基晶片和量子计算结合起来了。这不是5纳米或者3纳米的问题——这是彻底绕过摩尔定律的路径。”
房间里安静了。
吴淑贞站在角落，从云南赶来后就没有离开。她看著屏幕上的刻痕，轻声说：
“正明说过，王守武是他见过最笨的人。一个公式算二十年，失败一万次也不改方向。但正明也说，这种笨人，是国家的宝。”
屏幕上，那些刻痕在放大后呈现出惊人的细节。每一道沟槽的深度、宽度、间距，都精確到纳米级——那不是1965年的工艺能做到的。
“是后来补刻的。”技术总监检测出铜锈的断代差异，“至少是2015年以后。”
王守武院士2017年去世。他用生命最后两年，把他毕生研究最核心的突破，刻在了这枚五十二年前的老铭牌背面。
用最笨的方法，留最重的礼物。
李卫东深吸一口气。
“技术组，成立专项解码小组。需要什么资源直接报。”
“是。”
他转向窗外的西湖。冬日的湖面灰濛濛的，三潭印月的石塔在薄雾中若隱若现。
他想起吴淑贞转述的那句话：只要工业之火不灭，我便永生。
现在，火种已经到了手里。
接下来，是让这火烧成燎原之势。
——还是被会议桌上的慷慨陈词，扑灭在摇篮里。
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在杭州，不在北京。
在每个选择相信“笨办法”的人手里。
张铁靠在门边，第一次感到胸口那枚存储卡的分量，轻得像空气。
因为他知道，真正的重量，从来不在这些数据里。
而在那些刻下数据的人，用一生支付的代价。
窗外，暮色四合。
会议还在继续，但李卫东已经关闭了屏幕。
他知道该听谁的。
“李总呢？”张铁上车，林悦然紧跟在后面。
“杭州。”刘参赞拉上车门，“国资委昨晚召开紧急会议，议题是『关於卫东工业自主晶片研发项目的风险评估』。有人提议將项目移交央企联合体，理由是『避免民营企业过度承担国家战略风险』。”
翻译：摘桃子。
陈薇冷笑：“三年前没人接，现在图纸拿回来了，碳基晶片有突破了，就变成『国家战略项目』了？”
“不止。”刘参赞调出会议纪要片段，“有人翻出2005年周正明签的一份技术引进协议，说他在谈判中『过度妥协』，导致某条生產线专利费多付了十年。结论是：卫东工业的领导层有『盲目冒进』倾向，不適合主导晶片攻关。”
张铁握紧扶手。多付十年专利费，是因为那家企业当时濒临破產，周正明用商业条款换回了关键设备图纸。这件事他查过，那套图纸后来支撑了三代国產通信设备的研发。
但现在，有人把它变成罪名。
“李总怎么说？”
“李总说，项目可以移交，条件是全部核心技术团队、彼得森的图纸、林浩然的u盘、碳基晶片的所有研发数据——原封不动打包带走。”刘参赞顿了顿，“对方不敢接。他们只想摘桃子，不想扛雷。”
车子驶出机场，京密路两旁的杨树光禿禿的，在雾霾里站成模糊的剪影。
林悦然一直沉默，这时突然开口：“我哥哥在asml工作的第二年，有个猎头来找他，开价年薪百万欧元，工作地点是亚利桑那。他拒绝了。”
全车人都看向她。
“他跟我说，asml是荷兰的公司，但美国人在里面设了『技术安全办公室』，所有中国籍员工的研发成果都要经过审查才能归档。”林悦然声音很轻，“他觉得自己像个贼，在自己写的代码上还要被打上『受限』標籤。所以他想回国。但他又怕回来之后没有合適的平台。”
“后来呢？”
“后来有人通过荷兰的学术组织联繫他，说国內正在攻关euv技术，需要他这样的人才。”林悦然抬起头，“他以为是正常的海外人才引进。直到他妹妹被绑架，他才知道——那些人是Ω基金，不是中国政府。”
车厢里安静了。
张铁终於明白，为什么林浩然把图纸分三部分存储，为什么要在关键数据里埋错误参数，为什么临死前还要强调“告诉彼得森博士，是学生林浩然让您去的”。
他不是在背叛。他是在用尽所有手段，確保图纸不会落入威胁他妹妹的人手里。
而那份威胁，从他踏上留学之路的第一天就埋下了。
“他的遗体。”张铁说，“我会带回来。”
刘参赞没有说“这不符合程序”或“荷兰方面不会配合”。他只是点头：“我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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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三点，杭州指挥中心。
李卫东站在大屏幕前，屏幕上显示著国资委会议室的实时画面——会议还在继续，发言席上一个头髮花白的男人正在慷慨陈词：
“……卫东工业的债务率已经超过65%，继续投入千亿级晶片研发，万一失败，谁来承担后果？我们的央企有更完善的审计制度、更稳健的財务模型……”
“他在放屁。”技术总监小声骂。
李卫东没说话。他盯著屏幕上那个男人的脸，调出档案：王成栋，国资委规划局局长，2001年曾任某大型国企海外併购负责人。当年那笔併购案中，中方以三倍溢价收购了一家德国破產企业，两年后该企业核心技术被转移至美国，中方仅获得厂房设备。
那次併购的財务顾问，註册在开曼群岛。
李卫东点开另一份档案：开曼那家公司的股东名单，已於2005年註销，穿透追查需要时间。但已知信息里，出现过一个名字：德克勒克。
德克勒克。列日歌剧院7號包厢，昨晚刚拿到图纸复製品的那个人。
链条连上了。
“技术组。”李卫东声音平静，“查王成栋2001年至今的出入境记录，重点查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另外，他子女的海外帐户、房產、投资——我要全部。”
“是。”
“刘参赞。”他转向刚进门的刘参赞，“张铁带回来的图纸和笔记，立即复製三份，分別移交中科院微电子所、工信部电子司、中央军委科技委。原件存入国安七局保险库。”
“明白。”
李卫东最后看了一眼屏幕上还在慷慨陈词的王成栋，关闭会议画面。
“现在，”他转向技术组，“让我们看看，王守武院士留下的碳基晶片备份，到底藏著什么。”
瀋阳工业博物馆发来的高清扫描图已经投射在大屏幕上。那是1965年国產第一台光刻机的铭牌，铜质，表面氧化发黑。在铭牌背面左下角，有一片指甲盖大小的区域，刻痕比周围要新——那是用钻石刻刀手工雕琢的微缩电路图。
技术总监放大图像，开始解码。
十分钟后，他猛地站起来。
“李总……这不是电路图。”
“是什么？”
“是……是一种全新的架构。”技术总监声音发颤，“王院士把碳基晶片和量子计算结合起来了。这不是5纳米或者3纳米的问题——这是彻底绕过摩尔定律的路径。”
房间里安静了。
吴淑贞站在角落，从云南赶来后就没有离开。她看著屏幕上的刻痕，轻声说：
“正明说过，王守武是他见过最笨的人。一个公式算二十年，失败一万次也不改方向。但正明也说，这种笨人，是国家的宝。”
屏幕上，那些刻痕在放大后呈现出惊人的细节。每一道沟槽的深度、宽度、间距，都精確到纳米级——那不是1965年的工艺能做到的。
“是后来补刻的。”技术总监检测出铜锈的断代差异，“至少是2015年以后。”
王守武院士2017年去世。他用生命最后两年，把他毕生研究最核心的突破，刻在了这枚五十二年前的老铭牌背面。
用最笨的方法，留最重的礼物。
李卫东深吸一口气。
“技术组，成立专项解码小组。需要什么资源直接报。”
“是。”
他转向窗外的西湖。冬日的湖面灰濛濛的，三潭印月的石塔在薄雾中若隱若现。
他想起吴淑贞转述的那句话：只要工业之火不灭，我便永生。
现在，火种已经到了手里。
接下来，是让这火烧成燎原之势。
——还是被会议桌上的慷慨陈词，扑灭在摇篮里。
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在杭州，不在北京。
在每个选择相信“笨办法”的人手里。
张铁靠在门边，第一次感到胸口那枚存储卡的分量，轻得像空气。
因为他知道，真正的重量，从来不在这些数据里。
而在那些刻下数据的人，用一生支付的代价。
窗外，暮色四合。
会议还在继续，但李卫东已经关闭了屏幕。
他知道该听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