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75章 京城肉联厂吕朝阳求援
王建国等大家议论得差不多了，才缓缓开口。
他首先肯定了跃进计划的重大意义，表示基地坚决拥护总路线，有决心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
他的语气平稳，甚至带著一些必要的“热情”，这让老林等人的脸色稍霽。
但紧接著，他话锋一转：
“但是，同志们，决心要有，科学態度也要有。跃进不是蛮干，热情需要落实到具体的措施上。上级给了我们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我们要做的，不是空喊口號，而是立刻行动起来，把困难想在前头，把措施落到实处。”
他拿起笔，在纸上一边写一边说：
“要实现翻两番的目標，我们初步估算，至少需要新增大型发酵罐八到十台，配套的灭菌、空气过滤、循环水系统需要同步扩建，这涉及到设备订货、製造、安装、调试，周期至少需要九到十二个月。电力供应需要增加百分之两百，市电能不能保障？需要立刻协调。原料，主要是豆粕和骨粉，需求量翻几番，採购渠道、运输、仓储都要重新规划。技术工人，我们现在满打满算能独立顶岗的不到五十人，要实现新產能，至少需要再培训一百人，这需要时间。还有新產品的攻关，x型干扰素和y型细胞因子，据我所知，国內没有任何研究基础，需要进口特殊培养基、检测试剂，需要建立全新的分析方法和质控標准，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更是时间和技术积累的问题。”
他一条一条，將抽象的“翻番”指標，拆解成具体的、需要真金白银和时间周期的硬体、软体条件。
会议室里安静下来，只有他清晰而冷静的声音，和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刚才激昂的情绪，像是被泼了一盆冷水，虽然还在冒著热气，但温度降了下来。
“王司长，”
老林忍不住开口，语气有些生硬，“你列举的这些困难，確实存在。但正因为有困难，才需要我们去克服！我们不能被困难嚇倒，要发挥主观能动性！设备不够，能不能挖掘现有设备潜力？能不能让它们二十四小时连轴转？工人不够，能不能一专多能，加快培训？原料供应，全国都在支援跃进，只要我们打报告，上级肯定会协调！至於新產品，路是人走出来的，帝国主义能搞出来，我们为什么不能？可以先集中力量，重点突破一个嘛！”
王建国点点头，似乎很赞同：
“林书记说得对，要发挥主观能动性。现有设备挖潜，工人培训加快，这些我们立刻就可以著手做。原料和电力问题，我会亲自写报告，详细列明需求，请部里和市里协调。但有些客观规律，我们必须尊重。设备超负荷运转，会大大增加故障风险，一旦染菌或设备损坏，损失更大，反而影响跃进。工人培训再快，也需要掌握基本操作和原理，否则生產不出合格產品。至於新產品……”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陈经纬，“我们需要立刻成立专门的预研小组，由陈经纬同志牵头，收集一切可能找到的文献资料，进行最基础的理论分析和实验探索。但这需要时间，需要投入，而且失败的风险极高。我的意见是，在现有產品增產和新產品攻关之间，我们必须有所侧重，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不能全面铺开，什么都想抓，结果可能什么都抓不好。”
他提出了自己的“迂迴”方案：
一方面，立即著手现有生產线的“挖潜”和有限扩能计划，尽最大可能提高產量，但绝不承诺不切实际的翻番，並详细列出需要上级协调解决的资源清单；
另一方面，组建精干小组，对两种新產品进行“前期研究攻关”，重点是文献调研和实验室级別的原理性探索，绝不盲目进行中试或试生產。
“这叫『两条腿走路』，”
王建国总结道，“既有冲天的革命干劲，又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態度。我们把困难想足，把措施做实，把需要上级支持的地方提明白。这样，即使最终结果暂时达不到最理想的指標，我们也尽了最大努力，並且为今后的真正突破打下了基础。”
会议在一种微妙的气氛中结束。
老林等人显然对王建国的“保守”估算和“有所侧重”的提法不太满意，觉得不够“跃进”，但王建国条分缕析的困难清单又让他们难以反驳。
陈经纬等人则暗暗鬆了口气，至少王建国顶住了全面蛮干的压力，为技术理性保留了一块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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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后，王建国將会议情况和他的思路，整理成一份详尽的报告，附上那份长长的、需要部里协调解决的资源清单，用加急信件发往北京。报告措辞极其谨慎，通篇充满了“坚决拥护”、“坚决执行”、“尽最大努力”、“克服一切困难”等表態性语言，但在具体问题和需求上，毫不含糊，数据详实。
他知道，这份报告送到部里，尤其是送到那些被跃进热情冲昏头脑的领导面前，很可能会被视为“叫苦”、“討价还价”，但他必须这么做。
这是他的职责，也是他为基地设置的第一道缓衝。
等待部里回復的日子里，压力从外部汹涌而来。
报纸上、广播里，几乎每天都有各行各业“放卫星”的捷报：某县土高炉日產铁超万吨，某公社水稻亩產超万斤，某小厂用简陋设备造出了精密仪器……这些明显违背常识的消息，却被大肆宣扬，奉为“破除迷信”的典范。
兄弟单位、甚至一些条件远不如他们的地方小厂，也传来“喜讯”，声称用“土法”搞出了高產量、高质量的生物製品。
部里的电话、电报催问进展的频率越来越高，语气一次比一次严厉，要求他们“儘快拿出像样的成果”、“不要落在后面”。
指挥部內部也开始出现分化。
一部分年轻技术人员和基层干部，被外部狂热气氛感染，觉得王建国太保守，束缚了大家的手脚，私下议论“別的单位能放卫星，我们为什么不能？”“是不是领导怕担责任？”。
甚至有人偷偷写“小字报”，贴在食堂门口，不点名地批评“某些领导思想右倾，跟不上跃进形势”。
老林副书记虽然未公开支持这种言论，但態度曖昧，在开会时，会“顺便”传达一些其他单位“敢想敢干”的“先进经验”，无形中给王建国施加压力。
最让王建国感到寒心和愤怒的，是来自技术队伍內部的一种危险苗头。
一天晚上，陈经纬脸色难看地来到他的办公室，关上门，低声说：
“王司长，有人找我，建议……建议我们把最近几批质量特別好的產品集中到一天出厂，作为『高產日』的成绩报上去，或者……或者把实验室里小试成功的样品，稍微『加工』一下，说是车间中试的阶段性成果，先应付过去，缓解一下上面的压力。”
王建国猛地抬起头，盯著陈经纬：“谁的建议？”
陈经纬犹豫了一下，说了两个名字，都是指挥部里平时表现不错的中层技术干部。
王建国沉默了许久，房间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
窗外的夜色浓重，远处车间隱约的灯光映在他脸上，明暗不定。
一股冰冷的怒意和深深的悲哀交织著涌上心头。
连最应该坚持科学操守的技术干部，也开始动摇，开始考虑弄虚作假了！这股浮夸风的毒性，竟然如此之深！
他走到窗前，背对著陈经纬，声音低沉而清晰，带著不容置疑的力度：
“经纬，你记住，也告诉所有技术人员：產量上不去，顶多是我们能力不够，是客观条件限制。我们可以总结经验，可以继续努力。但是，弄虚作假，谎报成绩，这是品质问题，是犯罪！骗得了上级一时，骗不了一世，更骗不了科学规律！今天你虚报一克，明天就可能虚报一吨！今天你在数据上造假，明天你就敢在工艺上偷工减料！最终害的是谁？是国家！是那些可能用到我们產品的人！我们搞技术的，如果连最后一点对真实的敬畏都没了，那还搞什么技术？不如回家卖红薯！”
他转过身，目光如炬地看著陈经纬：
“这种话，以后谁再提，你就直接告诉他：我王建国这里，行不通！想都別想！出了问题，我负责！但如果谁敢在数据上、在质量上动歪脑筋，我第一个处理他！”
陈经纬被他话语中的决绝震慑，用力点了点头，眼底有些发红：
“我明白了，王司长。您放心，我们实验室的数据，绝对真实，一分一毫都不会错！”
压力並未因此减轻。
部里终於对他的报告有了回復，不是批覆，而是一通电话，来自郑副部长。
电话里的声音透过听筒，依然能感到那股居高临下的冷意和不满：“王建国同志，你们报上来的那些困难，我都看了。困难什么时候都有！现在全国都在克服困难大y进！你们基地，条件最好，技术力量最强，部里对你们期望最高！可你们的思路，太保守！太四平八稳！老是强调客观条件，强调困难，这怎么能行？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嘛！別的单位条件比你们差得多，为什么能放出卫星？你们要好好反思一下，是不是思想深处还有『等、靠、要』的依赖思想？是不是对总路线的伟大意义认识不足？……限你们一个月內，必须拿出切实可行的跃进方案和初步成果报告！不要给我摆困难，我要看到行动，看到成绩！”
电话掛断了，忙音嘟嘟作响。
王建国握著话筒，指节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
郑副部长的话，句句敲打在他的软肋上。
“思想保守”、“认识不足”，这些帽子扣下来，分量极重。
他知道，郑这是在借题发挥，是在报上次匿名信风波未能扳倒他的“一箭之仇”，更是在跃进浪潮中抢占“政治正確”的高地，將他打成“反面典型”。
接下来的日子，王建国仿佛行走在刀刃上。
他必须更加小心地平衡。一方面，他召开全体职工动员大会，再次高调宣传统路线和跃进的意义，號召大家“鼓足干劲”、“爭分夺秒”，甚至在基地门口拉起了“大干快上，誓夺跃进新胜利”的横幅，做出全力以赴的姿態。
他组织技术骨干，集中力量对现有蛋白腖生產线进行一项早就计划但一直未实施的、相对稳妥的工艺优化，以此作为“技术革新”和“增產”的成果上报，虽然增幅有限，远未达到“翻番”，但至少是实打实的技术进步。
另一方面，对於那两种新產品，他坚决顶住压力，只批准进行最低限度的文献调研和实验室原理验证，绝不允许任何未经充分论证的放大试验。
他將大部分新增资源（儘管很少）和人力，投入到现有生產的稳定和质量控制上，確保每一批出厂的產品都合格。
为此，他不得不一次次面对部里的催问和不满，不得不一次次在相关的电话会议或简报中，承受“进度迟缓”、“缺乏闯劲”的批评。
终於，在一次部分重点单位跃进情况匯报会上，王建国被点名要求说明“进展缓慢”的原因。
他没有迴避，也没有激烈抗辩，而是再次详细匯报了他们在工艺优化上取得的具体进展，以及在新產品攻关中遇到的实际困难。
他语气诚恳，姿態放得很低，最后甚至做了“检討”：
“我们的工作，距离上级的要求和兄弟单位的先进经验，还有很大差距。主要是我个人的思想还不够解放，在破除迷信、大胆创新方面做得不够，存在求稳怕乱的思想。我们一定加强学习，提高认识，进一步挖掘潜力，爭取早日取得突破性进展。”
这番“检討”，听起来是承认错误，实际上是以退为进，既承认了“不足”，又坚守了底线，还把“差距”归结於客观困难。
会场里鸦雀无声，一些人表情复杂，一些人低头记录。
主持会议的领导皱了皱眉，但没再深究，只是要求他们“加快步伐”。
会后，王建国感到一种深深的疲惫和屈辱。
他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会需要在这样的场合，做这样言不由衷的“检討”。
但他知道，这是必要的代价。
他用个人的“政治不够积极”的微小污点，暂时换取了基地避免陷入全面浮夸和蛮干的可能。
他变得更加沉默，也更加警觉。
他开始有意识地收集和整理所见所闻中那些明显违背科学常识的“卫星”报导，那些因为盲目追求高指標而导致资源浪费、质量下降甚至安全事故的案例。
他把这些材料，连同自己的一些思考和忧虑，用极小的字，写在一种特殊的笔记本上，然后锁进办公室最底层的抽屉。这不是为了告发谁，也不是为了日后证明自己的正確。
这只是一种歷史记录的本能，一种在狂热中保持清醒的自我提醒，也是为將来可能需要的反思，留下一点真实的痕跡。
他知道这很危险，如果被发现，后果不堪设想。
但他觉得，必须有人记住这些，记住在震耳欲聋的口號声背后，那些被忽视的代价和潜在的危机。
他更加频繁地深入实验室和车间，与陈经纬、刘德培等核心技术人员待在一起。
那里是他的“避风港”，也是他信心的源泉。
在烧瓶和试管的世界里，在发酵罐低沉的运行声中，规律依然是规律，数据不会说谎。
他反覆叮嘱他们：“外面再怎么热闹，我们这里，该做的实验要做，该记的数据要记，一丝一毫不能马虎。培养一个合格的菌种需要时间，优化一个工艺参数需要耐心，这些基本功，永远不能丟。现在用不上，將来总有一天会用上。”
陈经纬等人理解他的苦心，也更加埋头於具体的技术工作中。
他们避开那些喧囂的口號，在那一方相对安静的空间里，继续著枯燥而必要的积累。
菌种还在筛选，工艺参数还在一点点调试，虽然缓慢，但扎实。
1958年的夏天，就在这种外热內冷、举步维艰的煎熬中过去。
基地的產量有了一定的提升，但距离“翻番”的指標遥不可及。
新產品攻关停留在纸面和少量的实验室烧瓶阶段。
他们没有放出任何“卫星”，在部里的简报中，他们的名字渐渐被那些“日新月异”、“创造奇蹟”的单位所淹没，显得有些“落伍”和“沉寂”。
王建国知道，自己已经成了某些人眼中的“保守派典型”、“跟不上形势的老顽固”。
郑副部长那边暂时没有进一步的公开动作，但那种无形的压力始终存在。
他不在乎个人的荣辱得失，但他忧心的是这股浮夸之风愈演愈烈，最终会给国家的建设事业带来怎样的伤害。
他看著报纸上那些越来越离谱的“捷报”，听著广播里激昂到失真的声音，心中充满了无力感和深切的忧虑。
科学技术的道路，没有捷径可走。违背规律的热情，最终只能导致资源的浪费和时机的貽误。
而他所能做的，仅仅是在自己负责的这一小块阵地上，儘可能地守住底线，保存实力，等待理性的回归。
王建国站在办公室窗前，望著远处依旧轰鸣的车间，手里捏著一份最新的內部情况通报，上面列举著某些地区因盲目推广“土法”而造成的巨大浪费和產品质量问题，语气委婉，但事实触目惊心。
他轻轻嘆了口气，將通报锁进了那个特殊的抽屉。
路还很长，斗爭远未结束。
他只能像一个孤独的守夜人，在这片被狂热口號照亮的夜晚，紧紧守护著手中那一点微弱的、理性的烛火。
他不知道这烛火能亮多久，但他知道，必须守护下去。这是他作为一个技术工作者，一个经歷了风雨的d员，在时代洪流中，所能做出的，最艰难也最坚定的选择。
……
几日后，部委办公室。
王建国的桌上摊开的《內部生產简报》纸页被吹得微微作响。
简报上的数字和文字，在他眼前浮动，却难以真正进入脑海。
他的思绪，正被另一重更迫近、更具体的忧虑所占据——京城肉联厂那边，可能很快就要来人了。
这种预感並非空穴来风。
几天前，他接到了老厂长吕朝阳一封措辞隱晦但熟悉其风格的电报：“近期或携狗剩、驴蛋、马三等骨干，盼拨冗一晤，请教发展大计。”
“学习”是幌子，“请教发展大计”才是重点。
以吕朝阳的性格和当前“大y进”浪潮下各行各业“大干快上”、干部提拔如火如荼的形势，所谓“发展大计”，十有八九是来討论厂里那几位得力干將——狗剩、驴蛋、马三。
—乃至更多他当年一手带起来的、如今已成长为各车间顶樑柱的老伙计们的晋升问题。
不知不觉间，狗剩已经是屠宰车间一把刀，分解牲畜的手法快、准、净，是厂里当之无愧的技术尖子，带出的徒弟能站满半个车间。
驴蛋当上了动力维修班的头儿，闭著眼睛能听出锅炉哪个阀门有细微漏气，厂里那些老掉牙的机器设备，在他手里总能“延年益寿”。
马三则是跟老刘学了好多，，对温度、湿度的控制有种近乎本能的敏感，后来被王建国调到新组建的罐头车间负责关键的后段杀菌和封装，硬是把合格率提到了行业前列。
还有不少其他人，像负责检疫的老韩，管著下水处理的老赵……
都是跟著他从建厂初期一步步摸爬滚打出来的，是厂里真正懂技术、能顶事的骨干。
按常理，这些人早该提拔了。
他首先肯定了跃进计划的重大意义，表示基地坚决拥护总路线，有决心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
他的语气平稳，甚至带著一些必要的“热情”，这让老林等人的脸色稍霽。
但紧接著，他话锋一转：
“但是，同志们，决心要有，科学態度也要有。跃进不是蛮干，热情需要落实到具体的措施上。上级给了我们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我们要做的，不是空喊口號，而是立刻行动起来，把困难想在前头，把措施落到实处。”
他拿起笔，在纸上一边写一边说：
“要实现翻两番的目標，我们初步估算，至少需要新增大型发酵罐八到十台，配套的灭菌、空气过滤、循环水系统需要同步扩建，这涉及到设备订货、製造、安装、调试，周期至少需要九到十二个月。电力供应需要增加百分之两百，市电能不能保障？需要立刻协调。原料，主要是豆粕和骨粉，需求量翻几番，採购渠道、运输、仓储都要重新规划。技术工人，我们现在满打满算能独立顶岗的不到五十人，要实现新產能，至少需要再培训一百人，这需要时间。还有新產品的攻关，x型干扰素和y型细胞因子，据我所知，国內没有任何研究基础，需要进口特殊培养基、检测试剂，需要建立全新的分析方法和质控標准，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更是时间和技术积累的问题。”
他一条一条，將抽象的“翻番”指標，拆解成具体的、需要真金白银和时间周期的硬体、软体条件。
会议室里安静下来，只有他清晰而冷静的声音，和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刚才激昂的情绪，像是被泼了一盆冷水，虽然还在冒著热气，但温度降了下来。
“王司长，”
老林忍不住开口，语气有些生硬，“你列举的这些困难，確实存在。但正因为有困难，才需要我们去克服！我们不能被困难嚇倒，要发挥主观能动性！设备不够，能不能挖掘现有设备潜力？能不能让它们二十四小时连轴转？工人不够，能不能一专多能，加快培训？原料供应，全国都在支援跃进，只要我们打报告，上级肯定会协调！至於新產品，路是人走出来的，帝国主义能搞出来，我们为什么不能？可以先集中力量，重点突破一个嘛！”
王建国点点头，似乎很赞同：
“林书记说得对，要发挥主观能动性。现有设备挖潜，工人培训加快，这些我们立刻就可以著手做。原料和电力问题，我会亲自写报告，详细列明需求，请部里和市里协调。但有些客观规律，我们必须尊重。设备超负荷运转，会大大增加故障风险，一旦染菌或设备损坏，损失更大，反而影响跃进。工人培训再快，也需要掌握基本操作和原理，否则生產不出合格產品。至於新產品……”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陈经纬，“我们需要立刻成立专门的预研小组，由陈经纬同志牵头，收集一切可能找到的文献资料，进行最基础的理论分析和实验探索。但这需要时间，需要投入，而且失败的风险极高。我的意见是，在现有產品增產和新產品攻关之间，我们必须有所侧重，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不能全面铺开，什么都想抓，结果可能什么都抓不好。”
他提出了自己的“迂迴”方案：
一方面，立即著手现有生產线的“挖潜”和有限扩能计划，尽最大可能提高產量，但绝不承诺不切实际的翻番，並详细列出需要上级协调解决的资源清单；
另一方面，组建精干小组，对两种新產品进行“前期研究攻关”，重点是文献调研和实验室级別的原理性探索，绝不盲目进行中试或试生產。
“这叫『两条腿走路』，”
王建国总结道，“既有冲天的革命干劲，又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態度。我们把困难想足，把措施做实，把需要上级支持的地方提明白。这样，即使最终结果暂时达不到最理想的指標，我们也尽了最大努力，並且为今后的真正突破打下了基础。”
会议在一种微妙的气氛中结束。
老林等人显然对王建国的“保守”估算和“有所侧重”的提法不太满意，觉得不够“跃进”，但王建国条分缕析的困难清单又让他们难以反驳。
陈经纬等人则暗暗鬆了口气，至少王建国顶住了全面蛮干的压力，为技术理性保留了一块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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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后，王建国將会议情况和他的思路，整理成一份详尽的报告，附上那份长长的、需要部里协调解决的资源清单，用加急信件发往北京。报告措辞极其谨慎，通篇充满了“坚决拥护”、“坚决执行”、“尽最大努力”、“克服一切困难”等表態性语言，但在具体问题和需求上，毫不含糊，数据详实。
他知道，这份报告送到部里，尤其是送到那些被跃进热情冲昏头脑的领导面前，很可能会被视为“叫苦”、“討价还价”，但他必须这么做。
这是他的职责，也是他为基地设置的第一道缓衝。
等待部里回復的日子里，压力从外部汹涌而来。
报纸上、广播里，几乎每天都有各行各业“放卫星”的捷报：某县土高炉日產铁超万吨，某公社水稻亩產超万斤，某小厂用简陋设备造出了精密仪器……这些明显违背常识的消息，却被大肆宣扬，奉为“破除迷信”的典范。
兄弟单位、甚至一些条件远不如他们的地方小厂，也传来“喜讯”，声称用“土法”搞出了高產量、高质量的生物製品。
部里的电话、电报催问进展的频率越来越高，语气一次比一次严厉，要求他们“儘快拿出像样的成果”、“不要落在后面”。
指挥部內部也开始出现分化。
一部分年轻技术人员和基层干部，被外部狂热气氛感染，觉得王建国太保守，束缚了大家的手脚，私下议论“別的单位能放卫星，我们为什么不能？”“是不是领导怕担责任？”。
甚至有人偷偷写“小字报”，贴在食堂门口，不点名地批评“某些领导思想右倾，跟不上跃进形势”。
老林副书记虽然未公开支持这种言论，但態度曖昧，在开会时，会“顺便”传达一些其他单位“敢想敢干”的“先进经验”，无形中给王建国施加压力。
最让王建国感到寒心和愤怒的，是来自技术队伍內部的一种危险苗头。
一天晚上，陈经纬脸色难看地来到他的办公室，关上门，低声说：
“王司长，有人找我，建议……建议我们把最近几批质量特別好的產品集中到一天出厂，作为『高產日』的成绩报上去，或者……或者把实验室里小试成功的样品，稍微『加工』一下，说是车间中试的阶段性成果，先应付过去，缓解一下上面的压力。”
王建国猛地抬起头，盯著陈经纬：“谁的建议？”
陈经纬犹豫了一下，说了两个名字，都是指挥部里平时表现不错的中层技术干部。
王建国沉默了许久，房间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
窗外的夜色浓重，远处车间隱约的灯光映在他脸上，明暗不定。
一股冰冷的怒意和深深的悲哀交织著涌上心头。
连最应该坚持科学操守的技术干部，也开始动摇，开始考虑弄虚作假了！这股浮夸风的毒性，竟然如此之深！
他走到窗前，背对著陈经纬，声音低沉而清晰，带著不容置疑的力度：
“经纬，你记住，也告诉所有技术人员：產量上不去，顶多是我们能力不够，是客观条件限制。我们可以总结经验，可以继续努力。但是，弄虚作假，谎报成绩，这是品质问题，是犯罪！骗得了上级一时，骗不了一世，更骗不了科学规律！今天你虚报一克，明天就可能虚报一吨！今天你在数据上造假，明天你就敢在工艺上偷工减料！最终害的是谁？是国家！是那些可能用到我们產品的人！我们搞技术的，如果连最后一点对真实的敬畏都没了，那还搞什么技术？不如回家卖红薯！”
他转过身，目光如炬地看著陈经纬：
“这种话，以后谁再提，你就直接告诉他：我王建国这里，行不通！想都別想！出了问题，我负责！但如果谁敢在数据上、在质量上动歪脑筋，我第一个处理他！”
陈经纬被他话语中的决绝震慑，用力点了点头，眼底有些发红：
“我明白了，王司长。您放心，我们实验室的数据，绝对真实，一分一毫都不会错！”
压力並未因此减轻。
部里终於对他的报告有了回復，不是批覆，而是一通电话，来自郑副部长。
电话里的声音透过听筒，依然能感到那股居高临下的冷意和不满：“王建国同志，你们报上来的那些困难，我都看了。困难什么时候都有！现在全国都在克服困难大y进！你们基地，条件最好，技术力量最强，部里对你们期望最高！可你们的思路，太保守！太四平八稳！老是强调客观条件，强调困难，这怎么能行？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嘛！別的单位条件比你们差得多，为什么能放出卫星？你们要好好反思一下，是不是思想深处还有『等、靠、要』的依赖思想？是不是对总路线的伟大意义认识不足？……限你们一个月內，必须拿出切实可行的跃进方案和初步成果报告！不要给我摆困难，我要看到行动，看到成绩！”
电话掛断了，忙音嘟嘟作响。
王建国握著话筒，指节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
郑副部长的话，句句敲打在他的软肋上。
“思想保守”、“认识不足”，这些帽子扣下来，分量极重。
他知道，郑这是在借题发挥，是在报上次匿名信风波未能扳倒他的“一箭之仇”，更是在跃进浪潮中抢占“政治正確”的高地，將他打成“反面典型”。
接下来的日子，王建国仿佛行走在刀刃上。
他必须更加小心地平衡。一方面，他召开全体职工动员大会，再次高调宣传统路线和跃进的意义，號召大家“鼓足干劲”、“爭分夺秒”，甚至在基地门口拉起了“大干快上，誓夺跃进新胜利”的横幅，做出全力以赴的姿態。
他组织技术骨干，集中力量对现有蛋白腖生產线进行一项早就计划但一直未实施的、相对稳妥的工艺优化，以此作为“技术革新”和“增產”的成果上报，虽然增幅有限，远未达到“翻番”，但至少是实打实的技术进步。
另一方面，对於那两种新產品，他坚决顶住压力，只批准进行最低限度的文献调研和实验室原理验证，绝不允许任何未经充分论证的放大试验。
他將大部分新增资源（儘管很少）和人力，投入到现有生產的稳定和质量控制上，確保每一批出厂的產品都合格。
为此，他不得不一次次面对部里的催问和不满，不得不一次次在相关的电话会议或简报中，承受“进度迟缓”、“缺乏闯劲”的批评。
终於，在一次部分重点单位跃进情况匯报会上，王建国被点名要求说明“进展缓慢”的原因。
他没有迴避，也没有激烈抗辩，而是再次详细匯报了他们在工艺优化上取得的具体进展，以及在新產品攻关中遇到的实际困难。
他语气诚恳，姿態放得很低，最后甚至做了“检討”：
“我们的工作，距离上级的要求和兄弟单位的先进经验，还有很大差距。主要是我个人的思想还不够解放，在破除迷信、大胆创新方面做得不够，存在求稳怕乱的思想。我们一定加强学习，提高认识，进一步挖掘潜力，爭取早日取得突破性进展。”
这番“检討”，听起来是承认错误，实际上是以退为进，既承认了“不足”，又坚守了底线，还把“差距”归结於客观困难。
会场里鸦雀无声，一些人表情复杂，一些人低头记录。
主持会议的领导皱了皱眉，但没再深究，只是要求他们“加快步伐”。
会后，王建国感到一种深深的疲惫和屈辱。
他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会需要在这样的场合，做这样言不由衷的“检討”。
但他知道，这是必要的代价。
他用个人的“政治不够积极”的微小污点，暂时换取了基地避免陷入全面浮夸和蛮干的可能。
他变得更加沉默，也更加警觉。
他开始有意识地收集和整理所见所闻中那些明显违背科学常识的“卫星”报导，那些因为盲目追求高指標而导致资源浪费、质量下降甚至安全事故的案例。
他把这些材料，连同自己的一些思考和忧虑，用极小的字，写在一种特殊的笔记本上，然后锁进办公室最底层的抽屉。这不是为了告发谁，也不是为了日后证明自己的正確。
这只是一种歷史记录的本能，一种在狂热中保持清醒的自我提醒，也是为將来可能需要的反思，留下一点真实的痕跡。
他知道这很危险，如果被发现，后果不堪设想。
但他觉得，必须有人记住这些，记住在震耳欲聋的口號声背后，那些被忽视的代价和潜在的危机。
他更加频繁地深入实验室和车间，与陈经纬、刘德培等核心技术人员待在一起。
那里是他的“避风港”，也是他信心的源泉。
在烧瓶和试管的世界里，在发酵罐低沉的运行声中，规律依然是规律，数据不会说谎。
他反覆叮嘱他们：“外面再怎么热闹，我们这里，该做的实验要做，该记的数据要记，一丝一毫不能马虎。培养一个合格的菌种需要时间，优化一个工艺参数需要耐心，这些基本功，永远不能丟。现在用不上，將来总有一天会用上。”
陈经纬等人理解他的苦心，也更加埋头於具体的技术工作中。
他们避开那些喧囂的口號，在那一方相对安静的空间里，继续著枯燥而必要的积累。
菌种还在筛选，工艺参数还在一点点调试，虽然缓慢，但扎实。
1958年的夏天，就在这种外热內冷、举步维艰的煎熬中过去。
基地的產量有了一定的提升，但距离“翻番”的指標遥不可及。
新產品攻关停留在纸面和少量的实验室烧瓶阶段。
他们没有放出任何“卫星”，在部里的简报中，他们的名字渐渐被那些“日新月异”、“创造奇蹟”的单位所淹没，显得有些“落伍”和“沉寂”。
王建国知道，自己已经成了某些人眼中的“保守派典型”、“跟不上形势的老顽固”。
郑副部长那边暂时没有进一步的公开动作，但那种无形的压力始终存在。
他不在乎个人的荣辱得失，但他忧心的是这股浮夸之风愈演愈烈，最终会给国家的建设事业带来怎样的伤害。
他看著报纸上那些越来越离谱的“捷报”，听著广播里激昂到失真的声音，心中充满了无力感和深切的忧虑。
科学技术的道路，没有捷径可走。违背规律的热情，最终只能导致资源的浪费和时机的貽误。
而他所能做的，仅仅是在自己负责的这一小块阵地上，儘可能地守住底线，保存实力，等待理性的回归。
王建国站在办公室窗前，望著远处依旧轰鸣的车间，手里捏著一份最新的內部情况通报，上面列举著某些地区因盲目推广“土法”而造成的巨大浪费和產品质量问题，语气委婉，但事实触目惊心。
他轻轻嘆了口气，將通报锁进了那个特殊的抽屉。
路还很长，斗爭远未结束。
他只能像一个孤独的守夜人，在这片被狂热口號照亮的夜晚，紧紧守护著手中那一点微弱的、理性的烛火。
他不知道这烛火能亮多久，但他知道，必须守护下去。这是他作为一个技术工作者，一个经歷了风雨的d员，在时代洪流中，所能做出的，最艰难也最坚定的选择。
……
几日后，部委办公室。
王建国的桌上摊开的《內部生產简报》纸页被吹得微微作响。
简报上的数字和文字，在他眼前浮动，却难以真正进入脑海。
他的思绪，正被另一重更迫近、更具体的忧虑所占据——京城肉联厂那边，可能很快就要来人了。
这种预感並非空穴来风。
几天前，他接到了老厂长吕朝阳一封措辞隱晦但熟悉其风格的电报：“近期或携狗剩、驴蛋、马三等骨干，盼拨冗一晤，请教发展大计。”
“学习”是幌子，“请教发展大计”才是重点。
以吕朝阳的性格和当前“大y进”浪潮下各行各业“大干快上”、干部提拔如火如荼的形势，所谓“发展大计”，十有八九是来討论厂里那几位得力干將——狗剩、驴蛋、马三。
—乃至更多他当年一手带起来的、如今已成长为各车间顶樑柱的老伙计们的晋升问题。
不知不觉间，狗剩已经是屠宰车间一把刀，分解牲畜的手法快、准、净，是厂里当之无愧的技术尖子，带出的徒弟能站满半个车间。
驴蛋当上了动力维修班的头儿，闭著眼睛能听出锅炉哪个阀门有细微漏气，厂里那些老掉牙的机器设备，在他手里总能“延年益寿”。
马三则是跟老刘学了好多，，对温度、湿度的控制有种近乎本能的敏感，后来被王建国调到新组建的罐头车间负责关键的后段杀菌和封装，硬是把合格率提到了行业前列。
还有不少其他人，像负责检疫的老韩，管著下水处理的老赵……
都是跟著他从建厂初期一步步摸爬滚打出来的，是厂里真正懂技术、能顶事的骨干。
按常理，这些人早该提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