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9章 毛熊国的决裂（6000字大章）
四合院：从肉联厂屠宰工开始进部 作者:佚名
第569章 毛熊国的决裂（6000字大章）
在一次由王建国主持的、有部里相关司局领导列席的技术工作座谈会上，沈星雨的发言將气氛推向了一个高点。
他先是系统地谈了几个在建和规划项目中，他认为存在的技术路线选择问题，批评有些决策“过於迷信毛熊的既有模式，缺乏对国內实际资源条件和未来市场需求的深入分析，是懒政思维”。
接著，话锋一转，直指领导作风：
“有些领导同志，长期脱离技术一线，对最新的科技动態缺乏了解，却习惯於凭经验、甚至凭感觉拍板。下面技术干部反覆论证、提出的更优方案，往往因为不符合某些领导固有的认知，或者触动了一些现有的利益格局，就被束之高阁。
这不仅仅是浪费国家资財的问题，更是扼杀创新活力、阻碍技术进步的大问题！这算不算官僚主义？算不算主观主义？”
他的话引起了会场一阵轻微的骚动。有人点头，有人交换眼色，也有人低头记录。
列席的部里某位处长脸色不太好看。
沈星雨越说越激动，音量也提高了：“还有，我们有些部门，山头主义、门户之见依然存在。搞个项目，不是看技术需要，不是看谁能干，而是先看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跟哪个领导关係近，是不是『自己人』。这种宗派主义的影子不除，怎么能团结一心搞建设？怎么能做到人尽其才？”
他虽然没有点名，但话语中的指向性，在场不少人都能心领神会。
他最后甚至提到了部里一位以保守和强硬著称、在技术路线上坚定倾向毛熊传统模式的郑副部长，说他“在一些重大技术方向决策上，听不进不同意见，搞一言堂，压制了下面同志很多有价值的探索思路”。
会场一片寂静。
王建国的心沉了下去。
沈星雨说的某些现象，他何尝没有感受？但如此直接、如此尖锐地在正式会议上，特別是在有部里领导在场的情况下，公开批评高级领导，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就事论事”、“注意方式方法”的范畴。
这更像是一种公然挑战，带著理想主义者的无畏，也带著某种危险的天真。
王建国看到负责记录的同志笔走如飞，也看到那位部里处长的脸色已经黑了下来。
他知道，沈星雨的这些话，每一个字都会被记录下来，会形成简报，会上报。
在眼下“鸣放”的背景下，或许暂时不会被追究，但……这就像在悬崖边行走，下面就是万丈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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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国作为会议主持人，不得不表態。
他首先肯定了沈星雨积极发言、关心工作的態度，然后话锋一转，语气严肃了几分：“星雨同志提的意见，有些涉及到具体工作方法和作风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和改进。但有些说法，可能过於尖锐，也带有个人主观色彩。我们提意见，还是要本著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与人为善，注意政治影响。对於领导同志的工作，我们应当尊重，有不同的技术见解，可以通过正常组织渠道，充分论证，理性探討。”
他的发言试图降温，试图將话题拉回到相对“安全”的技术討论范畴。
但气氛一旦被点燃，想要轻易平息，谈何容易。
沈星雨的发言像一块投入潭水的巨石，激起的涟漪迅速扩散。此后几次座谈会，年轻人发言明显大胆了许多，批评的矛头也开始涉及更多具体的人和事，虽然不如沈星雨那样直接点名高级领导，但火药味已然浓烈起来。
王建国主持著会议，听著各种或中肯、或偏激、或带著个人怨气的言论，內心那根弦越绷越紧。
他隱隱感到，一场风暴正在酝酿，而沈星雨，很可能就在风暴眼附近。
然而，王建国没有料到，风暴的第一个浪头，並非直接拍向沈星雨，而是以更隱蔽、更阴毒的方式，冲向了他自己。
那是一个周五的下午，王建国正在审阅一份关於明胶生產中试出现质量波动的分析报告，办公桌上的保密电话急促地响了起来。
是部里一位与他相熟、分管干部工作的李副部长的秘书打来的，语气是前所未有的严肃和公式化：“王建国同志吗？请你明天上午九点，到部里来一趟，李副部长要找你谈话。是关於群眾反映你的一些问题，需要向你了解核实情况。”
“群眾反映？什么问题？”王建国心头一凛，儘量让声音保持平稳。
“电话里不方便说，你来了就知道了。准时到。”秘书说完就掛了电话。
王建国拿著话筒，里面传来忙音。
他慢慢放下，坐回椅子，刚才报告上的数据忽然变得模糊起来。群眾反映？什么群眾？反映什么问题？是沈星雨在会上那些尖锐批评，被人引申、曲解，牵连到了自己这个主持会议的领导？还是……另有缘由？
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了他。
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点菸的手却有些微不可察的颤抖。
他想到了“肃反”时的那份匿名调查，想到了戴立春，想到了自己这些年来在技术决策、人事安排上不可避免得罪过的人，也想到了沈星雨那毫无顾忌的言论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
但直觉告诉他，这次恐怕没那么简单。李副部长亲自出面谈话，而且如此急迫，说明“反映”的问题，可能相当严重。
一夜无眠。
第二天，王建国按时来到部里。
李副部长的办公室在二楼，他敲门进去时，看到里面除了李副部长，还有纪检部门的一位处长，姓赵，脸色严肃地坐在一旁。
气氛凝重。
李副部长示意他坐下，没有寒暄，直接切入正题，语气是公事公办的严肃：“建国同志，今天找你来，是因为部d组和纪检部门，最近陆续收到一些关於你的举报材料。主要是匿名信，但反映的问题比较集中，也比较严重。组织上很重视，需要向你本人核实情况。”
王建国的心猛地一沉，但脸上尽力保持著镇定：“李部长，赵处长，我接受组织的调查。是什么问题，请组织明示，我一定如实向组织说明。”
李副部长看了一眼赵处长。
赵处长打开一个文件夹，抽出一份显然是抄录件的材料，没有透露笔跡。
他清了清嗓子，开始念，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冰碴一样砸进王建国的耳朵：
“举报信主要反映你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技术权威主义思想严重。在主持技术司和重点项目建设中，独断专行，压制不同技术意见，搞『独立王国』，把国家项目当成个人领地，听不得反对声音。”
王建国立刻回应：“这不符合事实。重大的技术决策，尤其是骨胶、蛋白腖生產线建设，明胶项目攻关，我们都经过技术论证会，有详细的会议记录可查。我尊重专家的意见，也鼓励技术討论。当然，作为负责人，在一些有爭议的技术路线上，我需要综合各方意见做出决断並承担责任，这不能等同於压制不同意见。如果决策后来被证明有问题，我愿意承担领导责任。”
赵处长看了他一眼，继续念：“第二，个人名利思想严重。將国家项目的成果，过多地与个人荣誉掛鉤，在宣传和匯报中突出个人作用，有將集体功劳据为己有的倾向。”
王建国感到一阵荒谬和愤怒，但他克制著：
“李部长，赵处长，骨胶、蛋白腖等项目能成功，是部里正確领导，是全体技术人员和工人奋战的结果，我从未在任何场合贪功。所有的匯报、总结、宣传材料，都强调是集体智慧和劳动的结晶。这一点，司里和指挥部的同志都可以证明。”
赵处长不置可否，翻到下一页，语气更沉：
“第三，政治立场模糊，阶级界限不清。突出表现在，对某些歷史复杂、出身不好或有海外关係的资產阶级知识分子，如留美归国的陈经纬等人，过分信任，委以重任，甚至在之前的政治运动中，有过为其开脱、保护的倾向。这与d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精神不符，是严重的政治原则问题。”
王建国的心跳加速了。
来了，果然还是扯到了这里。
他深吸一口气，字句清晰地回答：
“关於陈经纬等同志的使用，我是从工作出发，从他们对国家建设的技术贡献出发。陈经纬同志海外学成归来，投身建设，其专业能力在蛋白腖等项目攻关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对於他的歷史情况，组织上已有结论，是在使用中继续考察。我在工作中，既发挥其专长，也注意对其加强思想教育。我认为这符合d对爱国知识分子『政治上关心，工作上信任，生活上照顾』的政策，不存在『界限不清』的问题。至於『肃反』期间，我坚持重现实表现，是出於稳定技术队伍、保证重点项目推进的考虑，並且当时向组织做过详细匯报，也得到了『在工作中继续考察』的指示。我认为我的做法是负责任的。”
李副部长和赵处长交换了一个眼神。
李副部长开口了，声音低沉：
“建国同志，你不要激动。组织上是在向你核实情况，你有解释的权利。但你要正確对待群眾的监督。”
王建国点点头：“我明白。请组织继续问。”
赵处长拿起最后一份材料，顿了顿，似乎这个问题最为沉重：“第四，也是最严重的一点。举报信反映，你在一些非正式场合，私下对d的某些重大方针政策，发表过怀疑和消极的议论。例如，对『全面学习毛熊先进经验』这一方针，你有过『有些具体技术路线是否完全適合我国国情，可以討论』之类的言论。信中还说，你对当前一些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提法，流露出同情和不理解的情绪。建国同志，这些都是涉及重大政治原则和政治立场的问题，你必须向组织坦白交代清楚！”
如同一声惊雷在王建国头顶炸响。
他的脸色瞬间白了，后背渗出冷汗。
前面几条，虽然险恶，但毕竟是工作作风和用人问题，他尚可依据事实辩驳。
可这最后一条，直接扣上了“对d的方针政策有怀疑”、“同情右倾言论”的政治帽子！
在1957年春夏的这种政治气候下，这顶帽子足以压垮任何人，无论他过去有多少功劳。
巨大的震惊和愤怒过后，是极度的冰冷和清醒。
王建国立刻意识到，这绝不是一般的“群眾意见”或“过激批评”，这是一次精心策划的、瞄准他政治生命的构陷！
风格与当初戴立春那种利用工作矛盾正面施压截然不同，更加阴险，更加致命。
写信的人，不仅了解部里和项目上的情况，而且深諳政治运动的要害，知道在“鸣放”背景下，將工作问题与“对d的政策有怀疑”这样的政治立场问题掛鉤，会產生多么可怕的杀伤力。
是谁？
戴立春倒台后残余的势力？
自己因为坚持某些技术路线，或者因为保护陈经纬等人，挡了谁的路？
或者是……
沈星雨那些尖锐批评，触怒了某些高高在上的人物，而自己作为沈星雨的直接领导，成了被迁怒、甚至被用来“杀鸡儆猴”的靶子？
电光石火间，他脑子里闪过部里那位以保守著称、曾被沈星雨不点名批评的郑副部长。
最近在討论那个全国性生物產业发展规划草案时，自己確实提出过“在坚持自力更生、学习毛熊的同时，也应適当关注西方相关领域的最新进展，作为参考和借鑑”，这与郑副部长坚持的“全面、彻底学习毛熊”的基调略有不同。
当时郑副部长只是淡淡说了句“要注意政治影响”，並未深究。
难道……是郑副部长？还是他身边的人？
不，现在不是猜测的时候。
现在最关键的是，面对这致命的指控，他必须立刻、坚决、清晰地予以驳斥，不能有任何含糊。
王建国挺直了脊背，目光坦然地看向李副部长和赵处长，声音因为极力控制情绪而有些沙哑，但每个字都斩钉截铁：
“李部长，赵处长。对於这最后一条指控，我坚决否认！这是彻头彻尾的诬衊，是別有用心的人断章取义、捏造构陷！”
他稍微停顿，吸了口气，继续说道：“我王建国参加革命工作多年，受d教育培养，对d的忠诚从未动摇。对於『全面学习毛熊先进经验』这一d中央的英明决策，我歷来是坚决拥护、认真执行的。我们在骨胶、蛋白腖等技术上取得突破，正是学习毛熊相关基础理论，结合我国实际进行创新的结果。这一点，有大量的技术文件和工作总结可以证明。”
“在工作中，我和同志们討论技术问题，包括学习外国经验时，確实强调过要『结合实际』、『因地制宜』。我们是在具体的技术路径选择层面上进行探討，目的是为了使学习更有效，使引进的技术能更好地服务於我国建设。这完全是在d的方针政策框架內进行的正常业务討论，绝没有丝毫怀疑d的方针政策本身的意思！將这种正常的技术探討，歪曲成对d的政策的『怀疑』和『消极议论』，是极其恶毒的！”
“至於同情『右倾言论』，更是无稽之谈！我从未发表过，也绝不认同任何违背d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论。我的言行，司里指挥部的许多同志可以作证。我请求组织上对此进行严肃调查，查明这封匿名信的来源，揭露诬告者的真面目！”
他的语气激烈，但內容清晰，立场坚定。
李副部长一直仔细听著，手指轻轻敲著桌面。
赵处长则低头记录著。
等王建国说完，李副部长缓缓开口，语气比刚才缓和了一些，但依旧严肃：“建国同志，你的態度，组织上看到了。
举报信的事情，组织上会按照程序处理。你说的，和你否认的，我们都会记录在案。
现在运动期间，各种意见都有，你要正確对待，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尤其是作为领导干部，更要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在政治上不能有丝毫含糊。”
“你的工作成绩，组织上是肯定的。但成绩不能掩盖问题，更不能成为拒绝批评的挡箭牌。关於技术决策和用人方面的问题，你要认真反思。关於那些政治言论的指控，既然你坚决否认，组织上也会进一步了解。但在没有查清之前，你自己要谨言慎行，积极配合组织的调查。”
谈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除了那几条指控，李副部长和赵处长又问了一些工作上的细节，特別是关於陈经纬的使用和“肃反”时的处理过程。
王建国一一做了说明，並再次强调了当时的技术紧迫性和现实表现原则。
离开李副部长办公室时，王建国感觉脚步有些虚浮，但头脑却异常清醒，甚至有些冰冷。
他知道，最危险的时刻暂时过去了，但危机远未解除。
那封匿名信像一把淬毒的匕首，已经亮了出来，虽然没有立刻刺中要害，但毒液已经渗入空气。
组织上“进一步了解”的说法，意味著调查不会停止，而“谨言慎行”的告诫，则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和约束。
回到临时住处，王建国关上门，感到一阵深深的疲惫和后怕。
匿名信的內容如此具体，如此恶毒，显然不是空穴来风。是谁要置他於死地？他必须弄清楚，至少要有防备。
他首先排除了沈星雨。
虽然沈的言论给他带来了麻烦，但匿名信的风格与沈星雨那种公开、尖锐、理想化的抨击完全不同，更加阴损，更擅长罗织罪名。
而且沈星雨的目標似乎是更上层的官僚习气，没必要用这种下作手段对付自己这个还算支持他工作的直接领导。
戴立春的余党？
有可能，但戴倒台后树倒猢猻散，还有谁有这么大能量和胆子，在“鸣放”这个敏感时期，精准地製造政治指控？
思路渐渐聚焦到郑副部长身上。
匿名信中关於“对学习毛熊有疑虑”的指控，与自己在规划討论会上与郑副部长那细微的分歧，隱隱吻合。
如果是郑副部长，或者是他身边的人，因为沈星雨的批评而迁怒，进而想用更狠辣的方式除掉自己这个“不听话”的下属，同时敲打其他可能“不安分”的技术干部，这完全说得通。
而且，郑副部长的地位和影响力，也完全能做到让匿名信“引起高层震动”。
王建国感到一股寒意从脚底升起。
如果对手真的是这个级別，那事情就极为棘手了。
就在此时，部里传来了一个更加重磅的消息——
关於中毛两国的关係！
王建国心中一惊，看了看时间，马上就是两国决裂的时间了！
1957年的最后几个月，空气中瀰漫著一种前所未有的紧张和不確定性，这种感受在这次的北京之行后，变得无比清晰和具体。
他这次紧急进京，名义上是匯报那个新抗生素原料药中试项目的进展和遇到的困难，实际上，是去寻求帮助，或者至少是去確认一些传闻。
项目筹备了大半年，基础设计参照了苏方早期提供的一些框架性资料，关键的发酵工艺放大参数和后处理工段的特种设备（尤其是几个耐腐蚀、耐高压的特种钢材反应釜）的详细设计，却迟迟没有下文。
苏方联络人员的回覆从最初的“正在准备”，到后来的“需要国內专家审核”，再到最近这次的“国內生產任务繁重，相关专家暂时无法派出，具体图纸提供时间待定”，拖延的意味已经不加掩饰。
派到项目上指导了前期的两位毛熊专家，態度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从最初的热心细致，变得客气而疏离，对於技术细节的追问，常常以“这是我国成熟工艺，具体参数需要根据你们实际情况调整”或者“这个问题我需要请示国內”来搪塞，涉及核心工艺控制点时，更是语焉不详。
项目遇到了实实在在的技术瓶颈，发酵单位提不上去，杂质含量波动大，反应釜的材质选择和结构设计也因缺乏关键数据而难以最终定案。
整个团队憋著一股劲，却像拳头打在棉花上，进展缓慢，人心也开始浮动。
第569章 毛熊国的决裂（6000字大章）
在一次由王建国主持的、有部里相关司局领导列席的技术工作座谈会上，沈星雨的发言將气氛推向了一个高点。
他先是系统地谈了几个在建和规划项目中，他认为存在的技术路线选择问题，批评有些决策“过於迷信毛熊的既有模式，缺乏对国內实际资源条件和未来市场需求的深入分析，是懒政思维”。
接著，话锋一转，直指领导作风：
“有些领导同志，长期脱离技术一线，对最新的科技动態缺乏了解，却习惯於凭经验、甚至凭感觉拍板。下面技术干部反覆论证、提出的更优方案，往往因为不符合某些领导固有的认知，或者触动了一些现有的利益格局，就被束之高阁。
这不仅仅是浪费国家资財的问题，更是扼杀创新活力、阻碍技术进步的大问题！这算不算官僚主义？算不算主观主义？”
他的话引起了会场一阵轻微的骚动。有人点头，有人交换眼色，也有人低头记录。
列席的部里某位处长脸色不太好看。
沈星雨越说越激动，音量也提高了：“还有，我们有些部门，山头主义、门户之见依然存在。搞个项目，不是看技术需要，不是看谁能干，而是先看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跟哪个领导关係近，是不是『自己人』。这种宗派主义的影子不除，怎么能团结一心搞建设？怎么能做到人尽其才？”
他虽然没有点名，但话语中的指向性，在场不少人都能心领神会。
他最后甚至提到了部里一位以保守和强硬著称、在技术路线上坚定倾向毛熊传统模式的郑副部长，说他“在一些重大技术方向决策上，听不进不同意见，搞一言堂，压制了下面同志很多有价值的探索思路”。
会场一片寂静。
王建国的心沉了下去。
沈星雨说的某些现象，他何尝没有感受？但如此直接、如此尖锐地在正式会议上，特別是在有部里领导在场的情况下，公开批评高级领导，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就事论事”、“注意方式方法”的范畴。
这更像是一种公然挑战，带著理想主义者的无畏，也带著某种危险的天真。
王建国看到负责记录的同志笔走如飞，也看到那位部里处长的脸色已经黑了下来。
他知道，沈星雨的这些话，每一个字都会被记录下来，会形成简报，会上报。
在眼下“鸣放”的背景下，或许暂时不会被追究，但……这就像在悬崖边行走，下面就是万丈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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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国作为会议主持人，不得不表態。
他首先肯定了沈星雨积极发言、关心工作的態度，然后话锋一转，语气严肃了几分：“星雨同志提的意见，有些涉及到具体工作方法和作风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和改进。但有些说法，可能过於尖锐，也带有个人主观色彩。我们提意见，还是要本著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与人为善，注意政治影响。对於领导同志的工作，我们应当尊重，有不同的技术见解，可以通过正常组织渠道，充分论证，理性探討。”
他的发言试图降温，试图將话题拉回到相对“安全”的技术討论范畴。
但气氛一旦被点燃，想要轻易平息，谈何容易。
沈星雨的发言像一块投入潭水的巨石，激起的涟漪迅速扩散。此后几次座谈会，年轻人发言明显大胆了许多，批评的矛头也开始涉及更多具体的人和事，虽然不如沈星雨那样直接点名高级领导，但火药味已然浓烈起来。
王建国主持著会议，听著各种或中肯、或偏激、或带著个人怨气的言论，內心那根弦越绷越紧。
他隱隱感到，一场风暴正在酝酿，而沈星雨，很可能就在风暴眼附近。
然而，王建国没有料到，风暴的第一个浪头，並非直接拍向沈星雨，而是以更隱蔽、更阴毒的方式，冲向了他自己。
那是一个周五的下午，王建国正在审阅一份关於明胶生產中试出现质量波动的分析报告，办公桌上的保密电话急促地响了起来。
是部里一位与他相熟、分管干部工作的李副部长的秘书打来的，语气是前所未有的严肃和公式化：“王建国同志吗？请你明天上午九点，到部里来一趟，李副部长要找你谈话。是关於群眾反映你的一些问题，需要向你了解核实情况。”
“群眾反映？什么问题？”王建国心头一凛，儘量让声音保持平稳。
“电话里不方便说，你来了就知道了。准时到。”秘书说完就掛了电话。
王建国拿著话筒，里面传来忙音。
他慢慢放下，坐回椅子，刚才报告上的数据忽然变得模糊起来。群眾反映？什么群眾？反映什么问题？是沈星雨在会上那些尖锐批评，被人引申、曲解，牵连到了自己这个主持会议的领导？还是……另有缘由？
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了他。
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点菸的手却有些微不可察的颤抖。
他想到了“肃反”时的那份匿名调查，想到了戴立春，想到了自己这些年来在技术决策、人事安排上不可避免得罪过的人，也想到了沈星雨那毫无顾忌的言论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
但直觉告诉他，这次恐怕没那么简单。李副部长亲自出面谈话，而且如此急迫，说明“反映”的问题，可能相当严重。
一夜无眠。
第二天，王建国按时来到部里。
李副部长的办公室在二楼，他敲门进去时，看到里面除了李副部长，还有纪检部门的一位处长，姓赵，脸色严肃地坐在一旁。
气氛凝重。
李副部长示意他坐下，没有寒暄，直接切入正题，语气是公事公办的严肃：“建国同志，今天找你来，是因为部d组和纪检部门，最近陆续收到一些关於你的举报材料。主要是匿名信，但反映的问题比较集中，也比较严重。组织上很重视，需要向你本人核实情况。”
王建国的心猛地一沉，但脸上尽力保持著镇定：“李部长，赵处长，我接受组织的调查。是什么问题，请组织明示，我一定如实向组织说明。”
李副部长看了一眼赵处长。
赵处长打开一个文件夹，抽出一份显然是抄录件的材料，没有透露笔跡。
他清了清嗓子，开始念，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冰碴一样砸进王建国的耳朵：
“举报信主要反映你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技术权威主义思想严重。在主持技术司和重点项目建设中，独断专行，压制不同技术意见，搞『独立王国』，把国家项目当成个人领地，听不得反对声音。”
王建国立刻回应：“这不符合事实。重大的技术决策，尤其是骨胶、蛋白腖生產线建设，明胶项目攻关，我们都经过技术论证会，有详细的会议记录可查。我尊重专家的意见，也鼓励技术討论。当然，作为负责人，在一些有爭议的技术路线上，我需要综合各方意见做出决断並承担责任，这不能等同於压制不同意见。如果决策后来被证明有问题，我愿意承担领导责任。”
赵处长看了他一眼，继续念：“第二，个人名利思想严重。將国家项目的成果，过多地与个人荣誉掛鉤，在宣传和匯报中突出个人作用，有將集体功劳据为己有的倾向。”
王建国感到一阵荒谬和愤怒，但他克制著：
“李部长，赵处长，骨胶、蛋白腖等项目能成功，是部里正確领导，是全体技术人员和工人奋战的结果，我从未在任何场合贪功。所有的匯报、总结、宣传材料，都强调是集体智慧和劳动的结晶。这一点，司里和指挥部的同志都可以证明。”
赵处长不置可否，翻到下一页，语气更沉：
“第三，政治立场模糊，阶级界限不清。突出表现在，对某些歷史复杂、出身不好或有海外关係的资產阶级知识分子，如留美归国的陈经纬等人，过分信任，委以重任，甚至在之前的政治运动中，有过为其开脱、保护的倾向。这与d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精神不符，是严重的政治原则问题。”
王建国的心跳加速了。
来了，果然还是扯到了这里。
他深吸一口气，字句清晰地回答：
“关於陈经纬等同志的使用，我是从工作出发，从他们对国家建设的技术贡献出发。陈经纬同志海外学成归来，投身建设，其专业能力在蛋白腖等项目攻关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对於他的歷史情况，组织上已有结论，是在使用中继续考察。我在工作中，既发挥其专长，也注意对其加强思想教育。我认为这符合d对爱国知识分子『政治上关心，工作上信任，生活上照顾』的政策，不存在『界限不清』的问题。至於『肃反』期间，我坚持重现实表现，是出於稳定技术队伍、保证重点项目推进的考虑，並且当时向组织做过详细匯报，也得到了『在工作中继续考察』的指示。我认为我的做法是负责任的。”
李副部长和赵处长交换了一个眼神。
李副部长开口了，声音低沉：
“建国同志，你不要激动。组织上是在向你核实情况，你有解释的权利。但你要正確对待群眾的监督。”
王建国点点头：“我明白。请组织继续问。”
赵处长拿起最后一份材料，顿了顿，似乎这个问题最为沉重：“第四，也是最严重的一点。举报信反映，你在一些非正式场合，私下对d的某些重大方针政策，发表过怀疑和消极的议论。例如，对『全面学习毛熊先进经验』这一方针，你有过『有些具体技术路线是否完全適合我国国情，可以討论』之类的言论。信中还说，你对当前一些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提法，流露出同情和不理解的情绪。建国同志，这些都是涉及重大政治原则和政治立场的问题，你必须向组织坦白交代清楚！”
如同一声惊雷在王建国头顶炸响。
他的脸色瞬间白了，后背渗出冷汗。
前面几条，虽然险恶，但毕竟是工作作风和用人问题，他尚可依据事实辩驳。
可这最后一条，直接扣上了“对d的方针政策有怀疑”、“同情右倾言论”的政治帽子！
在1957年春夏的这种政治气候下，这顶帽子足以压垮任何人，无论他过去有多少功劳。
巨大的震惊和愤怒过后，是极度的冰冷和清醒。
王建国立刻意识到，这绝不是一般的“群眾意见”或“过激批评”，这是一次精心策划的、瞄准他政治生命的构陷！
风格与当初戴立春那种利用工作矛盾正面施压截然不同，更加阴险，更加致命。
写信的人，不仅了解部里和项目上的情况，而且深諳政治运动的要害，知道在“鸣放”背景下，將工作问题与“对d的政策有怀疑”这样的政治立场问题掛鉤，会產生多么可怕的杀伤力。
是谁？
戴立春倒台后残余的势力？
自己因为坚持某些技术路线，或者因为保护陈经纬等人，挡了谁的路？
或者是……
沈星雨那些尖锐批评，触怒了某些高高在上的人物，而自己作为沈星雨的直接领导，成了被迁怒、甚至被用来“杀鸡儆猴”的靶子？
电光石火间，他脑子里闪过部里那位以保守著称、曾被沈星雨不点名批评的郑副部长。
最近在討论那个全国性生物產业发展规划草案时，自己確实提出过“在坚持自力更生、学习毛熊的同时，也应適当关注西方相关领域的最新进展，作为参考和借鑑”，这与郑副部长坚持的“全面、彻底学习毛熊”的基调略有不同。
当时郑副部长只是淡淡说了句“要注意政治影响”，並未深究。
难道……是郑副部长？还是他身边的人？
不，现在不是猜测的时候。
现在最关键的是，面对这致命的指控，他必须立刻、坚决、清晰地予以驳斥，不能有任何含糊。
王建国挺直了脊背，目光坦然地看向李副部长和赵处长，声音因为极力控制情绪而有些沙哑，但每个字都斩钉截铁：
“李部长，赵处长。对於这最后一条指控，我坚决否认！这是彻头彻尾的诬衊，是別有用心的人断章取义、捏造构陷！”
他稍微停顿，吸了口气，继续说道：“我王建国参加革命工作多年，受d教育培养，对d的忠诚从未动摇。对於『全面学习毛熊先进经验』这一d中央的英明决策，我歷来是坚决拥护、认真执行的。我们在骨胶、蛋白腖等技术上取得突破，正是学习毛熊相关基础理论，结合我国实际进行创新的结果。这一点，有大量的技术文件和工作总结可以证明。”
“在工作中，我和同志们討论技术问题，包括学习外国经验时，確实强调过要『结合实际』、『因地制宜』。我们是在具体的技术路径选择层面上进行探討，目的是为了使学习更有效，使引进的技术能更好地服务於我国建设。这完全是在d的方针政策框架內进行的正常业务討论，绝没有丝毫怀疑d的方针政策本身的意思！將这种正常的技术探討，歪曲成对d的政策的『怀疑』和『消极议论』，是极其恶毒的！”
“至於同情『右倾言论』，更是无稽之谈！我从未发表过，也绝不认同任何违背d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论。我的言行，司里指挥部的许多同志可以作证。我请求组织上对此进行严肃调查，查明这封匿名信的来源，揭露诬告者的真面目！”
他的语气激烈，但內容清晰，立场坚定。
李副部长一直仔细听著，手指轻轻敲著桌面。
赵处长则低头记录著。
等王建国说完，李副部长缓缓开口，语气比刚才缓和了一些，但依旧严肃：“建国同志，你的態度，组织上看到了。
举报信的事情，组织上会按照程序处理。你说的，和你否认的，我们都会记录在案。
现在运动期间，各种意见都有，你要正確对待，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尤其是作为领导干部，更要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在政治上不能有丝毫含糊。”
“你的工作成绩，组织上是肯定的。但成绩不能掩盖问题，更不能成为拒绝批评的挡箭牌。关於技术决策和用人方面的问题，你要认真反思。关於那些政治言论的指控，既然你坚决否认，组织上也会进一步了解。但在没有查清之前，你自己要谨言慎行，积极配合组织的调查。”
谈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除了那几条指控，李副部长和赵处长又问了一些工作上的细节，特別是关於陈经纬的使用和“肃反”时的处理过程。
王建国一一做了说明，並再次强调了当时的技术紧迫性和现实表现原则。
离开李副部长办公室时，王建国感觉脚步有些虚浮，但头脑却异常清醒，甚至有些冰冷。
他知道，最危险的时刻暂时过去了，但危机远未解除。
那封匿名信像一把淬毒的匕首，已经亮了出来，虽然没有立刻刺中要害，但毒液已经渗入空气。
组织上“进一步了解”的说法，意味著调查不会停止，而“谨言慎行”的告诫，则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和约束。
回到临时住处，王建国关上门，感到一阵深深的疲惫和后怕。
匿名信的內容如此具体，如此恶毒，显然不是空穴来风。是谁要置他於死地？他必须弄清楚，至少要有防备。
他首先排除了沈星雨。
虽然沈的言论给他带来了麻烦，但匿名信的风格与沈星雨那种公开、尖锐、理想化的抨击完全不同，更加阴损，更擅长罗织罪名。
而且沈星雨的目標似乎是更上层的官僚习气，没必要用这种下作手段对付自己这个还算支持他工作的直接领导。
戴立春的余党？
有可能，但戴倒台后树倒猢猻散，还有谁有这么大能量和胆子，在“鸣放”这个敏感时期，精准地製造政治指控？
思路渐渐聚焦到郑副部长身上。
匿名信中关於“对学习毛熊有疑虑”的指控，与自己在规划討论会上与郑副部长那细微的分歧，隱隱吻合。
如果是郑副部长，或者是他身边的人，因为沈星雨的批评而迁怒，进而想用更狠辣的方式除掉自己这个“不听话”的下属，同时敲打其他可能“不安分”的技术干部，这完全说得通。
而且，郑副部长的地位和影响力，也完全能做到让匿名信“引起高层震动”。
王建国感到一股寒意从脚底升起。
如果对手真的是这个级別，那事情就极为棘手了。
就在此时，部里传来了一个更加重磅的消息——
关於中毛两国的关係！
王建国心中一惊，看了看时间，马上就是两国决裂的时间了！
1957年的最后几个月，空气中瀰漫著一种前所未有的紧张和不確定性，这种感受在这次的北京之行后，变得无比清晰和具体。
他这次紧急进京，名义上是匯报那个新抗生素原料药中试项目的进展和遇到的困难，实际上，是去寻求帮助，或者至少是去確认一些传闻。
项目筹备了大半年，基础设计参照了苏方早期提供的一些框架性资料，关键的发酵工艺放大参数和后处理工段的特种设备（尤其是几个耐腐蚀、耐高压的特种钢材反应釜）的详细设计，却迟迟没有下文。
苏方联络人员的回覆从最初的“正在准备”，到后来的“需要国內专家审核”，再到最近这次的“国內生產任务繁重，相关专家暂时无法派出，具体图纸提供时间待定”，拖延的意味已经不加掩饰。
派到项目上指导了前期的两位毛熊专家，態度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从最初的热心细致，变得客气而疏离，对於技术细节的追问，常常以“这是我国成熟工艺，具体参数需要根据你们实际情况调整”或者“这个问题我需要请示国內”来搪塞，涉及核心工艺控制点时，更是语焉不详。
项目遇到了实实在在的技术瓶颈，发酵单位提不上去，杂质含量波动大，反应釜的材质选择和结构设计也因缺乏关键数据而难以最终定案。
整个团队憋著一股劲，却像拳头打在棉花上，进展缓慢，人心也开始浮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