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0章 海外劳务保障
当江临舟正在燕京访友时，央编办小会议室。
与上次和国资委商议央国企职工权益保障局相比，会者增加到了五人，但空气里瀰漫著比上次更复杂的张力。
除了周秉义、吴思远，新任参与者同样是大佬级人物，
李维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分管劳动关係。
郑国明，外交部副部长，分管领事保护与涉外安全事务。
还有一位特殊列席者，陈卫东，国家安全部涉外安全局副局长。
周秉义开场，语调一如既往地沉稳？
“央国企职工权益保障局，在七省试点运行平稳，证明了『央地协同、权责適配』的思路是正確的。
今天这个扩大会议，是想探討將这一成功经验，延伸到另一个亟待加强的领域——海外劳务保障。”
李维民眼睛一亮，身体前倾。人社部在这块，同样是有责无权久矣。
周秉义，分析继续道。
“目前，我国海外务工人员已超千万。
他们面临的欠薪、工伤、人身安全等问题日益突出，而现有领事保护力量侧重於应急突发，常態化的权益保障机制薄弱。
我们提议，参照国內模式，由人社部牵头，外交部深度参与，设立『海外劳务权益保障中心』。”
周秉义的提议，得到了李维民附和，立刻接话道。
“我完全赞同周部长的战略眼光！
我们的务工人员在海外是『孤军奋战』，遇到问题常常求助无门。
成立专门机构，统筹协调国內国外资源，建立从劳动合同认证、薪资支付监控到纠纷调解、法律援助的全链条保障，势在必行。
这不仅是民生工程，更是国家『软实力』的体现。”
郑国明轻轻放下茶杯，声音温和，带著外交官特有的审慎，提出问题。
“秉义部长，维民部长，保护海外公民权益，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责无旁贷，也一直在全力做。
不过，成立专门『中心』，涉及几个深层问题。
首先是，管辖权与外交惯例。
在他国领土上开展有组织的劳务权益保障活动，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公权力延伸，极易被误解为『治外法权』或干涉內政。
敏感度极高，需与驻在国政府达成高度默契，这非一朝一夕之功。
其次，与现有体系的融合。
驻外使领馆的领事保护工作，是高度集成、反应迅速的『战时机制』。
插入一个常態化的『保障中心』，如何避免职能重叠、资源內耗，甚至干扰紧急情况下的统一指挥？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安全边界。”
郑国明的目光，若有似无地扫过陈卫东。
“海外劳务市场鱼龙混杂，部分项目与当地政治势力、非政府组织甚至情报机构盘根错节。
一个过於活跃、深入劳工群体的『保障中心』，可能成为情报刺探、政治渗透甚至策动事端的『高价值目標』。
自身安全风险和带来的国家安全风险，都需要极限评估。”
会议室静了下来，外交部的考量，將议题从单纯的民生和管理，拉入了国际政治与安全的深水区。
吴思远適时开口，看向陈卫东。
“卫东局长，从安全角度，您怎么看？”
陈卫东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提出观点。
“郑部长提到的风险是现实的。但换个角度看，缺乏组织也意味著『失察』和『失控』。
千万级別的海外劳工，如果长期处於权益无保障、诉求无通道的状態。
这本身就是巨大的不稳定因素，更容易被境外敌对势力利用、裹挟。
一个我们主导的、规范的保障渠道，恰恰能起到『引流』和『预警』作用，变被动防御为主动治理。
关键，在於这个机构的运作模式、人员构成和信息管控。”
周秉义頷首，调出一份简报，介绍道。
“安全与发展，需要统筹。我们调研了几个国家的模式。
比如欧德，其『海外务工者服务中心』是半官方的基金会形式，与当地工会、律所合作，政府提供资金和法律支持。
其具体运作保持一定的民间色彩，降低了政治敏感性。
再比如岛韩，其『海外同胞財团』深度嵌入外交部体系，但建立了独立的信息系统和快速反应小组。”
讲完后，周秉义转向郑国明。
“国明部长，外交部的担忧非常必要。因此，这个『中心』的定位，绝不能是独立王国。
我建议，它不另设庞大海外实体，而是採取『虚擬中心、实体赋能』的模式。”
眾人目光聚焦过来，等待著周秉义的具体架构设计。
“具体来说，由人社部、外交部牵头，组建一个跨部委的『海外劳务权益保障协调领导小组』。
其下设一个精干的『联合办公室』，负责政策制定、標准统一、信息匯总和重大案件协调。
不新增派驻机构，而是通过制度设计和资源注入，在领事馆中增设『劳务保障专员』。
提供专项经费、专业培训，及联通国內人社、外交、公安的支持。
同时，与国內输出的央企、大型劳务公司建立强制性的信息对接和联合处置机制。”
李维民略感失望，这离他期望的独立机构有差距。
周秉义看出了他的心思，补充道。
“维民部长，人社部的主导作用体现在。
联合办公室常设在人社部，由你们派人担任常务副主任；国內劳务输出的源头管理、合同范本、工资支付监控系统，由你们负责建设和监管；海外重大劳务纠纷的国內调查和处置，由你们牵头。
外交部则负责所有海外行动的合法性、安全性审核，以及与外方的政治沟通。”
郑国明沉吟思索片刻。
这个方案，將新功能嫁接在成熟的外交体系上，確实降低了风险和政治阻力，又能实质提升能力。
国安部的担忧，也能通过人员审核和信息管控来解决。
“那么，人员和经费？”
央编办吴思远问出关键。
周秉义显然经过深思熟虑。
“人员以內部调配和兼职为主，新增有限编制。
经费由財政专项保障，同时探索从对外劳务合作管理费中划转部分。
初期可在劳务输出重点国家和地区的少数几个使领馆试点，成熟后再推广。”
李维民权衡利弊，虽然机构独立性弱化，但毕竟获得了牵头协调的正式名分和国內管理的有力抓手，也等於扩展了人社部的职权范围。
“人社部同意这个思路，但要求联合办公室的职能和授权，必须明確写入三定方案。”
郑国明与陈卫东交换了一个眼神，缓缓道。
“如果坚持『赋能现有机构、不另起炉灶』的原则，外交部可以支持试点。
但所有派驻海外人员的背景审查和安全培训，必须由我部和安全部门双重把关；所有涉及外方的行动，必须经使领馆负责人批准。”
“这是自然。”周秉义点头赞同。
“安全部將关注信息流，与风险预警机制的建立。”
陈卫东言简意賅，表示支持。
吴思远，最后总结道。
“那么，方向就明確了：成立高层次协调领导小组，下设精干联合办公室，办公室设於人社部。
通过制度和技术赋能现有驻外机构，开展试点。
编办將按此方向，协调起草组建方案。”
会议结束，眾人散去。
中组部计划用最小的制度成本，撬动最大的治理效能。
在海外领域为国民，谨慎地开凿出一道保障民生的细渠。
与上次和国资委商议央国企职工权益保障局相比，会者增加到了五人，但空气里瀰漫著比上次更复杂的张力。
除了周秉义、吴思远，新任参与者同样是大佬级人物，
李维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分管劳动关係。
郑国明，外交部副部长，分管领事保护与涉外安全事务。
还有一位特殊列席者，陈卫东，国家安全部涉外安全局副局长。
周秉义开场，语调一如既往地沉稳？
“央国企职工权益保障局，在七省试点运行平稳，证明了『央地协同、权责適配』的思路是正確的。
今天这个扩大会议，是想探討將这一成功经验，延伸到另一个亟待加强的领域——海外劳务保障。”
李维民眼睛一亮，身体前倾。人社部在这块，同样是有责无权久矣。
周秉义，分析继续道。
“目前，我国海外务工人员已超千万。
他们面临的欠薪、工伤、人身安全等问题日益突出，而现有领事保护力量侧重於应急突发，常態化的权益保障机制薄弱。
我们提议，参照国內模式，由人社部牵头，外交部深度参与，设立『海外劳务权益保障中心』。”
周秉义的提议，得到了李维民附和，立刻接话道。
“我完全赞同周部长的战略眼光！
我们的务工人员在海外是『孤军奋战』，遇到问题常常求助无门。
成立专门机构，统筹协调国內国外资源，建立从劳动合同认证、薪资支付监控到纠纷调解、法律援助的全链条保障，势在必行。
这不仅是民生工程，更是国家『软实力』的体现。”
郑国明轻轻放下茶杯，声音温和，带著外交官特有的审慎，提出问题。
“秉义部长，维民部长，保护海外公民权益，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责无旁贷，也一直在全力做。
不过，成立专门『中心』，涉及几个深层问题。
首先是，管辖权与外交惯例。
在他国领土上开展有组织的劳务权益保障活动，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公权力延伸，极易被误解为『治外法权』或干涉內政。
敏感度极高，需与驻在国政府达成高度默契，这非一朝一夕之功。
其次，与现有体系的融合。
驻外使领馆的领事保护工作，是高度集成、反应迅速的『战时机制』。
插入一个常態化的『保障中心』，如何避免职能重叠、资源內耗，甚至干扰紧急情况下的统一指挥？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安全边界。”
郑国明的目光，若有似无地扫过陈卫东。
“海外劳务市场鱼龙混杂，部分项目与当地政治势力、非政府组织甚至情报机构盘根错节。
一个过於活跃、深入劳工群体的『保障中心』，可能成为情报刺探、政治渗透甚至策动事端的『高价值目標』。
自身安全风险和带来的国家安全风险，都需要极限评估。”
会议室静了下来，外交部的考量，將议题从单纯的民生和管理，拉入了国际政治与安全的深水区。
吴思远適时开口，看向陈卫东。
“卫东局长，从安全角度，您怎么看？”
陈卫东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提出观点。
“郑部长提到的风险是现实的。但换个角度看，缺乏组织也意味著『失察』和『失控』。
千万级別的海外劳工，如果长期处於权益无保障、诉求无通道的状態。
这本身就是巨大的不稳定因素，更容易被境外敌对势力利用、裹挟。
一个我们主导的、规范的保障渠道，恰恰能起到『引流』和『预警』作用，变被动防御为主动治理。
关键，在於这个机构的运作模式、人员构成和信息管控。”
周秉义頷首，调出一份简报，介绍道。
“安全与发展，需要统筹。我们调研了几个国家的模式。
比如欧德，其『海外务工者服务中心』是半官方的基金会形式，与当地工会、律所合作，政府提供资金和法律支持。
其具体运作保持一定的民间色彩，降低了政治敏感性。
再比如岛韩，其『海外同胞財团』深度嵌入外交部体系，但建立了独立的信息系统和快速反应小组。”
讲完后，周秉义转向郑国明。
“国明部长，外交部的担忧非常必要。因此，这个『中心』的定位，绝不能是独立王国。
我建议，它不另设庞大海外实体，而是採取『虚擬中心、实体赋能』的模式。”
眾人目光聚焦过来，等待著周秉义的具体架构设计。
“具体来说，由人社部、外交部牵头，组建一个跨部委的『海外劳务权益保障协调领导小组』。
其下设一个精干的『联合办公室』，负责政策制定、標准统一、信息匯总和重大案件协调。
不新增派驻机构，而是通过制度设计和资源注入，在领事馆中增设『劳务保障专员』。
提供专项经费、专业培训，及联通国內人社、外交、公安的支持。
同时，与国內输出的央企、大型劳务公司建立强制性的信息对接和联合处置机制。”
李维民略感失望，这离他期望的独立机构有差距。
周秉义看出了他的心思，补充道。
“维民部长，人社部的主导作用体现在。
联合办公室常设在人社部，由你们派人担任常务副主任；国內劳务输出的源头管理、合同范本、工资支付监控系统，由你们负责建设和监管；海外重大劳务纠纷的国內调查和处置，由你们牵头。
外交部则负责所有海外行动的合法性、安全性审核，以及与外方的政治沟通。”
郑国明沉吟思索片刻。
这个方案，將新功能嫁接在成熟的外交体系上，確实降低了风险和政治阻力，又能实质提升能力。
国安部的担忧，也能通过人员审核和信息管控来解决。
“那么，人员和经费？”
央编办吴思远问出关键。
周秉义显然经过深思熟虑。
“人员以內部调配和兼职为主，新增有限编制。
经费由財政专项保障，同时探索从对外劳务合作管理费中划转部分。
初期可在劳务输出重点国家和地区的少数几个使领馆试点，成熟后再推广。”
李维民权衡利弊，虽然机构独立性弱化，但毕竟获得了牵头协调的正式名分和国內管理的有力抓手，也等於扩展了人社部的职权范围。
“人社部同意这个思路，但要求联合办公室的职能和授权，必须明確写入三定方案。”
郑国明与陈卫东交换了一个眼神，缓缓道。
“如果坚持『赋能现有机构、不另起炉灶』的原则，外交部可以支持试点。
但所有派驻海外人员的背景审查和安全培训，必须由我部和安全部门双重把关；所有涉及外方的行动，必须经使领馆负责人批准。”
“这是自然。”周秉义点头赞同。
“安全部將关注信息流，与风险预警机制的建立。”
陈卫东言简意賅，表示支持。
吴思远，最后总结道。
“那么，方向就明確了：成立高层次协调领导小组，下设精干联合办公室，办公室设於人社部。
通过制度和技术赋能现有驻外机构，开展试点。
编办將按此方向，协调起草组建方案。”
会议结束，眾人散去。
中组部计划用最小的制度成本，撬动最大的治理效能。
在海外领域为国民，谨慎地开凿出一道保障民生的细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