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 开题
第85章 开题
临近开题评审还有三天左右时，陆泽在一次导师贾植芳先生的课后，被意外地叫到了系主任郭绍虞先生的办公室。
先开口的是郭老，一如既往的爽朗直接：“再过几天就是开题了。你这次的题目我们都看了，选的很是大胆。
也因此在评审会內部引起了一些爭议，叫你来就是想告诉你，提前做足准备。”
“另外出於规定，你导师贾先生是要迴避这次评审的，系里也只占了三位老师的名额，到时候主要还是要看你自己发挥。”
陆泽表示理解並称自己有信心面对任何詰难。
他也完全理解並接受，作为一个过了年才刚满二十二周岁的年轻学生，连续两部小说引起社会各界的热烈討论，又破格荣获了第一届茅盾文学奖。
相信不论校內还是外界，对自己和自己作品有意见的肯定大有人在。
只是没料到有人打算在这次开题报告上发难。
两天后，1981级復旦硕士研究生的开题报告正式开始，陆泽的顺序排得很是靠前。
一间宽敞的教室內，陆泽站在桌子的一头，身后是黑板，身前是十几道审视的目光。
他知道，这不仅是对他论文选题的考察，更是对他过去近两年学业的一次集中检阅。
“我的论文题目是《从政治寓言到人性书写：论新时期小说（1978—1982）的主体性转向》。”
陆泽的声音平静而清晰，他將列印好的开题报告分发给各位老师，然后开始陈述自己的研究思路、框架和主要论点。
他提出，过去几年的文学，正在经歷一场深刻的內在变革。
作家们的笔触，正从宏大的集体敘事和单一的社会阶层標籤，转向对个体命运的关照，对复杂人性的探寻。
他將这种变化，定义为文学主体性的回归。
在他陈述完毕后，会议室里是短暂的沉默。
率先开口的是一位政治系的钱教授，他扶了扶眼镜，语气严肃：“陆泽同学，你的题目野心很大。
但你所谓的人性书写”，是不是存在著美化歷史、模糊阶级立场的倾向？
”
他拿起手中的报告：“比如，你在报告中引用了你自己的小说《锦灰》作为案例。
这部小说，社会上就有声音，认为你是在为旧上海的没落资本家唱輓歌，过分渲染了他们所谓的体面”，而淡化了他们作为剥削阶级的本质。
你把这种创作倾向，拔高到人性书写”的理论高度，是不是有些不妥？”
话音刚落，另一位社会学背景的孙教授也接过了话头：“我同意钱教授的看法。
再比如你最新那部《春分》，我也拜读了。
小说直面了农村改革中的一些阴暗面，人物的挣扎也確实写得深刻。
但是，文学的作用，难道就是把这些问题血淋淋地揭开吗？
你所说的主体性”，如果只是关注个体的迷茫、挣扎，甚至是投机取巧，那这种主体性，是不是缺少了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
我们这个时代，更需要的是振奋人心的作品，而不是让人看了感到压抑和困惑的东西。”
两位教授的发言，精准地踩在了此前社会上对陆泽作品所有爭议的焦点上。
会议室里的气氛瞬间变得凝重起来，几位年轻的老师甚至不敢抬头。
这已经不是单纯的学术討论，而是对陆泽整个创作方向的质疑。
郭绍虞微微皱眉，正要开口，却被陆泽抢先回答。
陆泽对著两位教授微微欠身，不卑不亢地开口了：“谢谢两位老师提出的问题。我想先回应钱教授。
我认为，书写人性，不等於美化，更不等於抹杀阶级属性。
恰恰相反，是试图去理解，在特定的阶级属性和歷史环境中，一个人”是如何思考和行动的。
陈景云確实是旧时代的资本家，但同时，他也是一个儿子，一个丈夫，一个在时代浪潮中试图保全家业和个人尊严的中国人。
承认他的复杂性，承认他在绝境中依然有对体面”的坚守，不是为他的阶级立场辩护，而是为了更完整地还原一段歷史的记忆。
如果我们只允许文学书写一种標准形象，那我们失去的，將是歷史的细节和人性的深度。”
他顿了顿，转向孙教授：“至於孙教授提到的时代精神。
我认为，真正的时代精神，不应该迴避问题。
文学就像一面镜子，它的价值不仅在於照出光明，更在於照出我们脸上的灰尘。
发现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春分》里的人物，无论是陈厚土的固执，还是水生的投机，或是沈绣云的困境，他们都是真实存在的，是巨大变革时代下必然会產生的阵痛。
书写他们的痛，不是为了散播悲观，而是希望引起疗救的思考。
如果文学放弃了这份反思的责任，那它就可能沦为廉价的口號。”
“我们讲主体性，讲的不是脱离时代的个人主义，而是肯定每一个身处时代洪流中的个体。
他们的悲欢、他们的抉择，都具有独立的价值，都应该被看见、被尊重。
我认为，这恰恰是我们的文学在经歷了漫长的压抑后，正在焕发出的最可贵的生机。”
一番话说完，会议室里鸦雀无声。
陆泽的回答，条理清晰，逻辑严密，几乎是將两位教授的质疑，变成了支撑自己论点的论据。
钱教授和孙教授显然没料到他会如此应对，两人对视一眼，脸色都有些不太好看，正准备组织语言进一步驳斥。
就在这片刻的停顿空挡，一直沉默的郭绍虞抓住时机开口了。
他没有直接评判谁对谁错，而是用一种温和的语气说：“我以为，学术研究，尤其是人文社科的研究，是允许有不同声音的。
陆泽同学这个选题，確实前沿，也確实敏感。
但他不是空谈理论，而是建立在对大量文本的阅读和自己的创作实践之上。
他有想法，也敢於去触碰真问题。
我觉得，这是做学问难能可贵的品质。
我们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但应该给予他深入研究、证明自己的机会。
郭绍虞的话，为陆泽爭取到了一丝喘息的空间。
就在这时，一直闭目养神的朱东润先生，缓缓睁开了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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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开题评审还有三天左右时，陆泽在一次导师贾植芳先生的课后，被意外地叫到了系主任郭绍虞先生的办公室。
先开口的是郭老，一如既往的爽朗直接：“再过几天就是开题了。你这次的题目我们都看了，选的很是大胆。
也因此在评审会內部引起了一些爭议，叫你来就是想告诉你，提前做足准备。”
“另外出於规定，你导师贾先生是要迴避这次评审的，系里也只占了三位老师的名额，到时候主要还是要看你自己发挥。”
陆泽表示理解並称自己有信心面对任何詰难。
他也完全理解並接受，作为一个过了年才刚满二十二周岁的年轻学生，连续两部小说引起社会各界的热烈討论，又破格荣获了第一届茅盾文学奖。
相信不论校內还是外界，对自己和自己作品有意见的肯定大有人在。
只是没料到有人打算在这次开题报告上发难。
两天后，1981级復旦硕士研究生的开题报告正式开始，陆泽的顺序排得很是靠前。
一间宽敞的教室內，陆泽站在桌子的一头，身后是黑板，身前是十几道审视的目光。
他知道，这不仅是对他论文选题的考察，更是对他过去近两年学业的一次集中检阅。
“我的论文题目是《从政治寓言到人性书写：论新时期小说（1978—1982）的主体性转向》。”
陆泽的声音平静而清晰，他將列印好的开题报告分发给各位老师，然后开始陈述自己的研究思路、框架和主要论点。
他提出，过去几年的文学，正在经歷一场深刻的內在变革。
作家们的笔触，正从宏大的集体敘事和单一的社会阶层標籤，转向对个体命运的关照，对复杂人性的探寻。
他將这种变化，定义为文学主体性的回归。
在他陈述完毕后，会议室里是短暂的沉默。
率先开口的是一位政治系的钱教授，他扶了扶眼镜，语气严肃：“陆泽同学，你的题目野心很大。
但你所谓的人性书写”，是不是存在著美化歷史、模糊阶级立场的倾向？
”
他拿起手中的报告：“比如，你在报告中引用了你自己的小说《锦灰》作为案例。
这部小说，社会上就有声音，认为你是在为旧上海的没落资本家唱輓歌，过分渲染了他们所谓的体面”，而淡化了他们作为剥削阶级的本质。
你把这种创作倾向，拔高到人性书写”的理论高度，是不是有些不妥？”
话音刚落，另一位社会学背景的孙教授也接过了话头：“我同意钱教授的看法。
再比如你最新那部《春分》，我也拜读了。
小说直面了农村改革中的一些阴暗面，人物的挣扎也確实写得深刻。
但是，文学的作用，难道就是把这些问题血淋淋地揭开吗？
你所说的主体性”，如果只是关注个体的迷茫、挣扎，甚至是投机取巧，那这种主体性，是不是缺少了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
我们这个时代，更需要的是振奋人心的作品，而不是让人看了感到压抑和困惑的东西。”
两位教授的发言，精准地踩在了此前社会上对陆泽作品所有爭议的焦点上。
会议室里的气氛瞬间变得凝重起来，几位年轻的老师甚至不敢抬头。
这已经不是单纯的学术討论，而是对陆泽整个创作方向的质疑。
郭绍虞微微皱眉，正要开口，却被陆泽抢先回答。
陆泽对著两位教授微微欠身，不卑不亢地开口了：“谢谢两位老师提出的问题。我想先回应钱教授。
我认为，书写人性，不等於美化，更不等於抹杀阶级属性。
恰恰相反，是试图去理解，在特定的阶级属性和歷史环境中，一个人”是如何思考和行动的。
陈景云確实是旧时代的资本家，但同时，他也是一个儿子，一个丈夫，一个在时代浪潮中试图保全家业和个人尊严的中国人。
承认他的复杂性，承认他在绝境中依然有对体面”的坚守，不是为他的阶级立场辩护，而是为了更完整地还原一段歷史的记忆。
如果我们只允许文学书写一种標准形象，那我们失去的，將是歷史的细节和人性的深度。”
他顿了顿，转向孙教授：“至於孙教授提到的时代精神。
我认为，真正的时代精神，不应该迴避问题。
文学就像一面镜子，它的价值不仅在於照出光明，更在於照出我们脸上的灰尘。
发现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春分》里的人物，无论是陈厚土的固执，还是水生的投机，或是沈绣云的困境，他们都是真实存在的，是巨大变革时代下必然会產生的阵痛。
书写他们的痛，不是为了散播悲观，而是希望引起疗救的思考。
如果文学放弃了这份反思的责任，那它就可能沦为廉价的口號。”
“我们讲主体性，讲的不是脱离时代的个人主义，而是肯定每一个身处时代洪流中的个体。
他们的悲欢、他们的抉择，都具有独立的价值，都应该被看见、被尊重。
我认为，这恰恰是我们的文学在经歷了漫长的压抑后，正在焕发出的最可贵的生机。”
一番话说完，会议室里鸦雀无声。
陆泽的回答，条理清晰，逻辑严密，几乎是將两位教授的质疑，变成了支撑自己论点的论据。
钱教授和孙教授显然没料到他会如此应对，两人对视一眼，脸色都有些不太好看，正准备组织语言进一步驳斥。
就在这片刻的停顿空挡，一直沉默的郭绍虞抓住时机开口了。
他没有直接评判谁对谁错，而是用一种温和的语气说：“我以为，学术研究，尤其是人文社科的研究，是允许有不同声音的。
陆泽同学这个选题，確实前沿，也確实敏感。
但他不是空谈理论，而是建立在对大量文本的阅读和自己的创作实践之上。
他有想法，也敢於去触碰真问题。
我觉得，这是做学问难能可贵的品质。
我们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但应该给予他深入研究、证明自己的机会。
郭绍虞的话，为陆泽爭取到了一丝喘息的空间。
就在这时，一直闭目养神的朱东润先生，缓缓睁开了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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