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9章 別了，同志
北平。
秋日的阳光透过榆树叶的缝隙，在毛熊专家公寓楼前的小路上投下斑驳光影。
这座坐落在西郊的建筑群，原本是倭寇占领时期修建的军官宿舍，如今成了援夏毛熊专家及其家属的住所。
清晨六点，伊万·彼得罗维奇·西多罗夫推开三楼的窗户，深深吸了一口清冷的空气。
这位四十五岁的冶金工程师已经在北平工作了十五个月，负责帮助大夏重建钢铁厂。
他喜欢北平的秋天——天空高远，空气清爽，远处西山在晨雾中若隱若现。
“伊万，该吃早饭了。”妻子安娜在厨房里喊道，“今天有煎蛋和黑麵包，还有你最喜欢的果酱。”
“来了，亲爱的。”伊万关上窗户，走到餐桌前。
他们的公寓不大，两室一厅，但布置得很温馨。
墙上掛著大夏的水墨画和苏联的风景照，书架上既有俄文的技术书籍，也有中文的文学作品
。十五岁的女儿娜塔莎正趴在桌上写作业，看到父亲过来，抬起头说：“爸爸，今天学校组织我们参观故宫，老师说那是大夏古代皇帝住的地方。”
“那你要好好听讲解。”伊万摸了摸女儿的头，“记得带上笔记本，把有趣的东西记下来。”
“知道了。”娜塔莎调皮地敬了个礼，“保证完成任务！”
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一个早晨。但伊万心里清楚，这样的日子不多了。
三天前，毛熊驻夏大使馆召开了全体专家会议。
大使面色凝重地宣布：由於卫国战爭形势严峻，莫斯科要求所有在外的毛熊公民做好隨时回国的准备。
虽然没有明確命令，但每个人都明白——祖国在召唤。
“伊万，你又在发呆了。”安娜把煎蛋放在他面前，担忧地看著丈夫，“昨晚你又没睡好，是不是又做噩梦了？”
“没事，只是有点累。”伊万勉强笑了笑，拿起叉子。
他確实做了噩梦。
梦里是燃烧的莫斯科，是日耳曼坦克碾过红场的石板路，是妻子和女儿在废墟中哭泣。
醒来时，他发现自己满脸泪水。
早饭在沉默中进行。
娜塔莎察觉到父母的不安，乖巧地没有说话。七点半，门铃响了。
伊万打开门，门外站著他的同事兼好友，机械工程师米哈伊尔·阿列克谢耶维奇。
“早，伊万。”米哈伊尔脸色苍白，手里拿著一份电报，“刚收到的，从莫斯科来的。”
伊万的心一沉。
他接过电报，快速瀏览。电报是用密码写的，但他一眼就看懂了关键信息：所有在海外工作的毛熊专家，立即向所在国政府提出回国申请，准备参加卫国战爭。
“终於来了。”伊万喃喃道。
“怎么办？”米哈伊尔压低声音，“按照我们和大夏的协议，工作期限是三年。现在才过了一半……”
“先上报吧。”伊万把电报折好，“让组织决定。”
上午八点，伊万来到位於东单的毛熊专家办公室。
这里已经聚集了二十多人，都是各个领域的专家——冶金、机械、化工、电力、军事。
每个人的表情都很凝重，有的在低声交谈，有的默默抽菸。
“同志们，都收到消息了吧？”负责人瓦西里耶夫教授走进会议室，他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学者，战前是莫斯科大学的教授。
眾人点头。
“情况大家都清楚了。”瓦西里耶夫摘下眼镜，揉了揉鼻樑，“祖国正在遭受法西斯侵略，每一个毛熊公民都有义务保卫她。但是——”
他停顿了一下，“我们和大夏政府有正式协议，承诺帮助大夏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现在提前离开，是违约。”
“可是祖国在流血！”一个年轻的航空工程师激动地站起来，“我哥哥在基辅前线，昨天刚收到阵亡通知书。我在这里多待一天，就有更多的同胞死去！”
会议室里一片寂静。那个工程师颓然坐下，双手捂住脸。
“我理解大家的感受。”瓦西里耶夫的声音有些哽咽，“我的儿子也在列寧格勒前线，已经两个月没有消息了。
但是同志们，我们不仅是毛熊公民，也是国际主义战士。大夏同志正在建设新国家，他们也需要我们。”
“那就分两批！”有人提议，“一部分人回国参战，一部分人留下继续工作。”
“这需要大夏方面同意。”瓦西里耶夫说，“而且技术上也不可行。我们的工作是系统性的，缺少任何一个环节都会影响整体进度。”
爭论持续了一个上午，没有结果。
中午，伊万和几个同事到附近的茶馆吃饭，谁也吃不下。
“伊万，你怎么想？”米哈伊尔问。
伊万看著窗外熙熙攘攘的街道。
北平刚刚解放不到一年，到处都在建设。
他参与重建的钢铁厂，已经开始出钢；他指导设计的水电站，正在紧张施工；他培训的大夏工程师，已经能独立完成很多工作。
“我不知道。”伊万诚实地说，“我的心在莫斯科，但我的手在这里。”
下午，伊万照常去清木大学讲课。
他负责教授冶金工艺学，听课的有三十多名大夏学生，都是各工厂选送的技术骨干。
走进教室时，伊万惊讶地发现，学生们都站得笔直，表情严肃。
“老师好！”班长用俄语喊道。
“同学们好，请坐。”伊万走上讲台，打开讲义，“今天我们讲高炉炼铁中的……”
“老师。”一个学生举手打断了他，“我们今天不想上课。”
伊万愣住了：“那你们想做什么？”
“我们想听您讲讲祖国的情况。”说话的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叫李建国，是班里俄语最好的学生，“我们听说毛熊正在打仗，日耳曼人打到了莫斯科附近。这是真的吗？”
伊万沉默了片刻，点点头：“是真的。我的很多亲人、朋友，都在前线。”
教室里一片寂静。
学生们看著这位平时总是笑眯眯的苏联老师，第一次发现他眼角的皱纹如此深刻，鬢角的白髮如此刺眼。
“老师，您会回去吗？”另一个女学生小声问。
“我……”伊万张了张嘴，却不知如何回答。
“如果您回去，我们支持您！”李建国突然站起来，用不熟练但坚定的俄语说，“祖国母亲在危难中，儿子应该回去保护她。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对！老师应该回去！”
“我们支持您！”
学生们纷纷站起来，用中文、用俄语，表达著同样的意思。
伊万的鼻子一酸。
这些大夏学生，自己国家也刚刚从战火中走出来，百废待兴，正是最需要知识和技术的时候。
可他们首先想到的，是老师的祖国，老师的亲人。
“谢谢……谢谢同学们。”伊万的声音有些哽咽，“但我的工作还没完成。我答应过，要帮助大夏建立自己的钢铁工业。”
“老师，技术我们可以学，但亲人失去了就再也回不来了。”李建国认真地说，“我这几天看报纸，毛熊战士每天都在牺牲。您在这里多教我们一天，前线可能就多死一个战士。这个帐，我们算得清。”
伊万再也控制不住，泪水夺眶而出。
他教书十几年，见过各种各样的学生，但像今天这样的场景，他从未经歷过。
那天下午，伊万没有讲课。
他和学生们坐在一起，讲述莫斯科的红场，讲述伏尔加河上的落日，讲述他参军的哥哥，讲述在前线杳无音信的儿子。
学生们静静地听著，有人记录，有人思索，有人偷偷抹泪。
放学时，李建国走到伊万面前，深深鞠躬：“老师，无论您做什么决定，您永远是我们的老师。您教给我们的，不光是技术，更是怎么做人。”
伊万握住这个年轻学生的手，久久说不出话。
傍晚回到家，伊万发现妻子和女儿的眼睛都红红的。
“怎么了？”他问。
“学校……学校组织了为毛熊募捐。”娜塔莎抽泣著说，“同学们把零花钱都拿出来了，老师也捐了工资。我们还做了慰问卡，要寄给前线的苏联小朋友。”
安娜拿出一叠卡片，都是孩子们用稚嫩的笔跡画的画、写的祝福。
有一张画著两国国旗，下面用中文和俄语写著：“我们和你们在一起”。
“伊万，我们该回去了。”安娜轻声说，“祖国需要每一个儿女。”
伊万点点头。
他心中最后一点犹豫，在妻子和女儿的理解中烟消云散。
当晚，伊万写下回国申请书。
不是以个人名义，而是代表在北平的326名毛熊专家，联名向大夏政府提出请求：允许他们提前结束工作，回国参加卫国战爭。
信写得很长，也很动情。
伊万写到了在北平工作的日日夜夜，写到了和大夏同事建立的深厚友谊，写到了对未完成工作的愧疚，但最后，他写道：
“当祖国母亲在血与火中挣扎时，远在异乡的游子无法安心工作。
我们渴望回到母亲身边，用我们的知识，我们的生命，保卫她。我们请求大夏同志的理解和支持。
这不是撤退，这是转移战场——从建设的前线，转移到保卫祖国的最前线。”
信是第二天一早送到政务院的。
伊万不知道这封信会引发怎样的波澜，他只知道，他必须这么做。
接下来的三天，是伊万在北平最难熬的三天。
白天，他照常上班，但工作效率极低。
钢铁厂的设计图摊在桌上，他却总是走神，想起莫斯科，想起前线。
晚上，他辗转反侧。
一会儿梦见自己站在炼钢炉前，一会儿梦见自己握著枪在战壕里。
安娜也睡不好，两人常常在深夜相顾无言。
第四天，政务院来了通知：请毛熊专家代表前往会谈。
伊万、瓦西里耶夫和另外三名专家代表，在下午两点来到中海。
接待他们的是工业部长和外交部长，两人表情都很严肃。
“西多罗夫同志，瓦西里耶夫同志，各位苏联专家同志。”工业部长开门见山，“我们收到了你们的联名信。说实话，我们很为难。”
会议室里气氛凝重。窗外，秋日的阳光很好，但屋里每个人的心都沉甸甸的。
“从感情上，我们完全理解你们。”工业部长继续说，“大夏人民刚刚经歷了抗日战爭，我们深知祖国危难时的心情。如果今天是大夏在遭受侵略，我们在海外的同胞也一定会想尽办法回国。”
“但是，”外交部长接过话头，“我们有正式协议。毛熊专家帮助大夏进行工业化建设，这是两国政府签署的文件。单方面终止协议，在国际上会產生不良影响。而且更重要的是——”
他停顿了一下，加重语气：“大夏的工业化建设正在关键时期。第一个五年计划刚刚启动，156个重点项目，有一半需要毛熊专家的指导。
你们现在离开，很多项目要停工，很多工厂建不起来。这会影响大夏的战后重建，影响四万万人民的生活。”
伊万的心一点点下沉。他明白大夏方面的难处，但他无法放弃回国的念头。
“部长同志，”瓦西里耶夫缓缓开口，“您说得都对。但我们有一个请求：能不能分批回国？
让年纪大的、身体不好的专家留下继续工作，年轻力壮的先回国参战。
这样既能支援前线，又不至於让大夏的建设完全停滯。”
“这个方案我们考虑过。”工业部长苦笑，“但技术上不可行。比如西多罗夫同志负责的钢铁厂项目，从勘探、设计到施工、投產，是一个完整的链条。少了一个环节，整个链条就断了。”
会谈陷入僵局。伊万感到绝望在心底蔓延。难道他们真的回不去了？难道要在千里之外，眼睁睁看著祖国沦陷？
就在这时，会议室的门开了。
一个穿著中山装、面容清癯的中年人走进来。
伊万认得他——这是经常在报纸上出现的大夏领导人之一。
“同志们，討论得怎么样了？”来人温和地问。
“总理，情况是这样的……”工业部长简要匯报了会谈內容。
被称为领导的人静静听著，不时点头。
等匯报完，他沉默了片刻，然后看向毛熊专家们。
“西多罗夫同志，我听说你的儿子在前线？”
伊万一愣，点点头：“是的，已经两个月没有消息了。”
“瓦西里耶夫同志，您的儿子也在前线？”
“是的，同志。”
领导的目光扫过每一位毛熊专家：“在座的，都有亲人、朋友在前线，对吗？”
所有人都点头。
领导站起身，走到窗前，望著外面。
秋日的阳光透过玻璃，在他身上镀了一层金边。
“我年轻时，也曾在海外留学。”他缓缓说，“那是二十年代，大夏正处在最黑暗的时期。
军阀混战，列强侵略，民不聊生。我在法国勤工俭学，每天在工厂做工，晚上学习马主义。
那时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学成回国，改变大夏的命运。”
他转过身，眼中闪著复杂的光芒：“所以我理解你们。当祖国在危难中，游子归心似箭，这是人之常情，也是民族大义。”
“那您的意思是……”伊万屏住呼吸。
“我的意思是，”他一字一句地说，“大夏同意你们回国。”
会议室里一片寂静，所有人都愣住了。
“但是！”工业部长急了，“我们的建设……”
“建设可以推迟，但良心不能等待。”他摆摆手，“毛熊同志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伸出援手，现在他们有难，我们岂能坐视不管？这不是国际主义，这是忘恩负义。”
他走到毛熊专家面前，郑重地说：“同志们，我代表大夏政府，正式同意你们回国的请求。
所有愿意回国的专家，我们安排专列送你们到边境。不愿意回国的，可以继续留下工作。至於未完成的项目——”
他看向工业部长：“我们自己的工程技术人员要顶上去。毛熊同志教了我们一年半，该学的也学得差不多了。
剩下的，我们自己摸索。当年搞革命，我们也是一边打一边学。现在搞建设，难道就学不会了？”
伊万的眼泪夺眶而出。他握住领导的手，用颤抖的声音说：“谢谢……谢谢大夏同志的理解……我们……我们永远记得这份情谊……”
“不要说谢。”领导拍拍他的手，“我们是同志加兄弟。兄弟有难，岂能不帮？我只希望，你们回到祖国后，多打胜仗，早日把法西斯赶出去。等战爭结束了，欢迎你们再回来，继续帮助我们搞建设。”
“一定！一定！”伊万重重点头。
消息传回专家公寓，整个楼都沸腾了。专家和家属们相拥而泣，既为能回国而激动，又为离別而伤感。
但激动过后，是更深的焦虑——时间不多了。从决定回国到实际启程，最多只有一周时间。而他们手头的工作，还有太多没有完成。
“同志们，我有一个提议。”当晚的全体会议上，伊万站起来说，“既然大夏同意我们回国，我们要在走之前，把能教的都教了，能做的都做了。白天工作，晚上上课，一天当三天用！”
“同意！”
“就这么办！”
“拼了！”
从第二天开始，一场前所未有的“知识传递”运动在北平、太原、瀋阳、上海等苏联专家集中的地方展开。
在清木大学，伊万把自己的教案、笔记、参考书全部整理出来，交给了李建国。
“这是我这几年收集的所有资料，包括欧洲最新的冶金技术。”伊万拍著厚厚的文件袋，“有些我还没来得及讲，你要自己看，不懂的可以写信问我——如果我还活著的话。”
“老师！”李建国的眼睛红了。
“別哭，小伙子。”伊万努力让声音保持平静，“知识是没有国界的。我把这些留给你们，就是希望有一天，大夏能有自己的钢铁工业，不再受制於人。”
“我保证，老师！”李建国擦掉眼泪，“我一定学好，將来建起大夏最好的钢铁厂！”
“好，我相信你。”伊万从怀里掏出一支钢笔，“这个送你，是我在莫斯科大学读书时，老师送给我的。现在我把它传给你。记住，工程师的手，既要能画图，也要能拿枪。和平时期搞建设，战爭时期保家卫国。”
“是！”
在钢铁厂建设工地，伊万带著大夏技术人员，一天工作十六个小时。他亲自示范高炉砌筑的要领，讲解轧钢机的调试方法，演示质量控制的每一个环节。嗓子哑了，就用手比划；站不动了，就坐在地上讲。
“伊万老师，您休息会儿吧。”工地负责人心疼地说。
“没时间了。”伊万摇头，“我多讲一点，你们就少走一点弯路。”
第三天晚上，伊万在工棚里给工人们上课。一百多人挤在不大的工棚里，有的坐著，有的站著，有的趴在窗口听。伊万在黑板上画著炼钢工艺流程图，从矿石筛选到铁水出炉，每一个步骤都讲得清清楚楚。
突然，他剧烈咳嗽起来，咳得直不起腰。工人们赶紧递上水，拍打他的后背。
“老师，今天就到这里吧，您太累了。”
“不，还有最后一部分。”伊万喝了口水，继续讲解，“炼钢过程中最重要的是温度控制。温度太低，杂质去不掉；温度太高，会损伤炉衬。这个度，要靠经验……”
他讲著讲著，声音越来越小。连续三天的超负荷工作，加上心理压力，让这个四十五岁的中年人终於支撑不住。眼前一黑，他晕倒在讲台上。
“老师！”
“快送医院！”
伊万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安娜坐在床边，眼睛哭得红肿。
“我睡了多久？”伊万虚弱地问。
“一天一夜。”安娜握著他的手，“医生说你是过度疲劳，心臟也不太好，必须静养。”
“静养？”伊万挣扎著要坐起来，“我哪有时间静养？还有三天就要走了，我还有好多东西没教……”
“伊万！”安娜按住他，眼泪又流下来，“你不要命了吗？你这样子，就算回到莫斯科，能上战场吗？”
“那我至少要把知识留下。”伊万看著妻子，眼中是恳求，“安娜，你明白的。如果我们回不去，如果我们死在路上，至少我们留下的知识，还能帮助大夏同志建设他们的国家。这也是一种战斗，不是吗？”
安娜看著丈夫，这个和她生活了二十年的男人，此刻眼中燃烧著她从未见过的火焰。她知道，她拦不住他。
“我去找医生，给你开点强心的药。”安娜抹掉眼泪，“但你答应我，每天必须睡够六个小时。”
“我答应你。”伊万露出虚弱的笑容。
第二天，伊万又回到了工地。工人们看到他都惊呆了——这个昨天还昏迷不醒的苏联专家，今天又站在了讲台前，只是脸色更加苍白，脚步有些虚浮。
“老师，您……”
“我没事，继续上课。”伊万拿起粉笔，“昨天讲到哪儿了？”
“讲到温度控制。”
“对，温度控制。”伊万转身在黑板上画图，“除了经验，还要藉助仪器。我教你们怎么看热电偶的读数，怎么根据读数调整燃料……”
课程从上午九点一直持续到晚上九点。中间只休息了两次，每次十五分钟，吃饭都是在工棚里匆匆解决。
没有人喊累，没有人抱怨，所有人都知道，这是最后的学习机会。
秋日的阳光透过榆树叶的缝隙，在毛熊专家公寓楼前的小路上投下斑驳光影。
这座坐落在西郊的建筑群，原本是倭寇占领时期修建的军官宿舍，如今成了援夏毛熊专家及其家属的住所。
清晨六点，伊万·彼得罗维奇·西多罗夫推开三楼的窗户，深深吸了一口清冷的空气。
这位四十五岁的冶金工程师已经在北平工作了十五个月，负责帮助大夏重建钢铁厂。
他喜欢北平的秋天——天空高远，空气清爽，远处西山在晨雾中若隱若现。
“伊万，该吃早饭了。”妻子安娜在厨房里喊道，“今天有煎蛋和黑麵包，还有你最喜欢的果酱。”
“来了，亲爱的。”伊万关上窗户，走到餐桌前。
他们的公寓不大，两室一厅，但布置得很温馨。
墙上掛著大夏的水墨画和苏联的风景照，书架上既有俄文的技术书籍，也有中文的文学作品
。十五岁的女儿娜塔莎正趴在桌上写作业，看到父亲过来，抬起头说：“爸爸，今天学校组织我们参观故宫，老师说那是大夏古代皇帝住的地方。”
“那你要好好听讲解。”伊万摸了摸女儿的头，“记得带上笔记本，把有趣的东西记下来。”
“知道了。”娜塔莎调皮地敬了个礼，“保证完成任务！”
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一个早晨。但伊万心里清楚，这样的日子不多了。
三天前，毛熊驻夏大使馆召开了全体专家会议。
大使面色凝重地宣布：由於卫国战爭形势严峻，莫斯科要求所有在外的毛熊公民做好隨时回国的准备。
虽然没有明確命令，但每个人都明白——祖国在召唤。
“伊万，你又在发呆了。”安娜把煎蛋放在他面前，担忧地看著丈夫，“昨晚你又没睡好，是不是又做噩梦了？”
“没事，只是有点累。”伊万勉强笑了笑，拿起叉子。
他確实做了噩梦。
梦里是燃烧的莫斯科，是日耳曼坦克碾过红场的石板路，是妻子和女儿在废墟中哭泣。
醒来时，他发现自己满脸泪水。
早饭在沉默中进行。
娜塔莎察觉到父母的不安，乖巧地没有说话。七点半，门铃响了。
伊万打开门，门外站著他的同事兼好友，机械工程师米哈伊尔·阿列克谢耶维奇。
“早，伊万。”米哈伊尔脸色苍白，手里拿著一份电报，“刚收到的，从莫斯科来的。”
伊万的心一沉。
他接过电报，快速瀏览。电报是用密码写的，但他一眼就看懂了关键信息：所有在海外工作的毛熊专家，立即向所在国政府提出回国申请，准备参加卫国战爭。
“终於来了。”伊万喃喃道。
“怎么办？”米哈伊尔压低声音，“按照我们和大夏的协议，工作期限是三年。现在才过了一半……”
“先上报吧。”伊万把电报折好，“让组织决定。”
上午八点，伊万来到位於东单的毛熊专家办公室。
这里已经聚集了二十多人，都是各个领域的专家——冶金、机械、化工、电力、军事。
每个人的表情都很凝重，有的在低声交谈，有的默默抽菸。
“同志们，都收到消息了吧？”负责人瓦西里耶夫教授走进会议室，他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学者，战前是莫斯科大学的教授。
眾人点头。
“情况大家都清楚了。”瓦西里耶夫摘下眼镜，揉了揉鼻樑，“祖国正在遭受法西斯侵略，每一个毛熊公民都有义务保卫她。但是——”
他停顿了一下，“我们和大夏政府有正式协议，承诺帮助大夏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现在提前离开，是违约。”
“可是祖国在流血！”一个年轻的航空工程师激动地站起来，“我哥哥在基辅前线，昨天刚收到阵亡通知书。我在这里多待一天，就有更多的同胞死去！”
会议室里一片寂静。那个工程师颓然坐下，双手捂住脸。
“我理解大家的感受。”瓦西里耶夫的声音有些哽咽，“我的儿子也在列寧格勒前线，已经两个月没有消息了。
但是同志们，我们不仅是毛熊公民，也是国际主义战士。大夏同志正在建设新国家，他们也需要我们。”
“那就分两批！”有人提议，“一部分人回国参战，一部分人留下继续工作。”
“这需要大夏方面同意。”瓦西里耶夫说，“而且技术上也不可行。我们的工作是系统性的，缺少任何一个环节都会影响整体进度。”
爭论持续了一个上午，没有结果。
中午，伊万和几个同事到附近的茶馆吃饭，谁也吃不下。
“伊万，你怎么想？”米哈伊尔问。
伊万看著窗外熙熙攘攘的街道。
北平刚刚解放不到一年，到处都在建设。
他参与重建的钢铁厂，已经开始出钢；他指导设计的水电站，正在紧张施工；他培训的大夏工程师，已经能独立完成很多工作。
“我不知道。”伊万诚实地说，“我的心在莫斯科，但我的手在这里。”
下午，伊万照常去清木大学讲课。
他负责教授冶金工艺学，听课的有三十多名大夏学生，都是各工厂选送的技术骨干。
走进教室时，伊万惊讶地发现，学生们都站得笔直，表情严肃。
“老师好！”班长用俄语喊道。
“同学们好，请坐。”伊万走上讲台，打开讲义，“今天我们讲高炉炼铁中的……”
“老师。”一个学生举手打断了他，“我们今天不想上课。”
伊万愣住了：“那你们想做什么？”
“我们想听您讲讲祖国的情况。”说话的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叫李建国，是班里俄语最好的学生，“我们听说毛熊正在打仗，日耳曼人打到了莫斯科附近。这是真的吗？”
伊万沉默了片刻，点点头：“是真的。我的很多亲人、朋友，都在前线。”
教室里一片寂静。
学生们看著这位平时总是笑眯眯的苏联老师，第一次发现他眼角的皱纹如此深刻，鬢角的白髮如此刺眼。
“老师，您会回去吗？”另一个女学生小声问。
“我……”伊万张了张嘴，却不知如何回答。
“如果您回去，我们支持您！”李建国突然站起来，用不熟练但坚定的俄语说，“祖国母亲在危难中，儿子应该回去保护她。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对！老师应该回去！”
“我们支持您！”
学生们纷纷站起来，用中文、用俄语，表达著同样的意思。
伊万的鼻子一酸。
这些大夏学生，自己国家也刚刚从战火中走出来，百废待兴，正是最需要知识和技术的时候。
可他们首先想到的，是老师的祖国，老师的亲人。
“谢谢……谢谢同学们。”伊万的声音有些哽咽，“但我的工作还没完成。我答应过，要帮助大夏建立自己的钢铁工业。”
“老师，技术我们可以学，但亲人失去了就再也回不来了。”李建国认真地说，“我这几天看报纸，毛熊战士每天都在牺牲。您在这里多教我们一天，前线可能就多死一个战士。这个帐，我们算得清。”
伊万再也控制不住，泪水夺眶而出。
他教书十几年，见过各种各样的学生，但像今天这样的场景，他从未经歷过。
那天下午，伊万没有讲课。
他和学生们坐在一起，讲述莫斯科的红场，讲述伏尔加河上的落日，讲述他参军的哥哥，讲述在前线杳无音信的儿子。
学生们静静地听著，有人记录，有人思索，有人偷偷抹泪。
放学时，李建国走到伊万面前，深深鞠躬：“老师，无论您做什么决定，您永远是我们的老师。您教给我们的，不光是技术，更是怎么做人。”
伊万握住这个年轻学生的手，久久说不出话。
傍晚回到家，伊万发现妻子和女儿的眼睛都红红的。
“怎么了？”他问。
“学校……学校组织了为毛熊募捐。”娜塔莎抽泣著说，“同学们把零花钱都拿出来了，老师也捐了工资。我们还做了慰问卡，要寄给前线的苏联小朋友。”
安娜拿出一叠卡片，都是孩子们用稚嫩的笔跡画的画、写的祝福。
有一张画著两国国旗，下面用中文和俄语写著：“我们和你们在一起”。
“伊万，我们该回去了。”安娜轻声说，“祖国需要每一个儿女。”
伊万点点头。
他心中最后一点犹豫，在妻子和女儿的理解中烟消云散。
当晚，伊万写下回国申请书。
不是以个人名义，而是代表在北平的326名毛熊专家，联名向大夏政府提出请求：允许他们提前结束工作，回国参加卫国战爭。
信写得很长，也很动情。
伊万写到了在北平工作的日日夜夜，写到了和大夏同事建立的深厚友谊，写到了对未完成工作的愧疚，但最后，他写道：
“当祖国母亲在血与火中挣扎时，远在异乡的游子无法安心工作。
我们渴望回到母亲身边，用我们的知识，我们的生命，保卫她。我们请求大夏同志的理解和支持。
这不是撤退，这是转移战场——从建设的前线，转移到保卫祖国的最前线。”
信是第二天一早送到政务院的。
伊万不知道这封信会引发怎样的波澜，他只知道，他必须这么做。
接下来的三天，是伊万在北平最难熬的三天。
白天，他照常上班，但工作效率极低。
钢铁厂的设计图摊在桌上，他却总是走神，想起莫斯科，想起前线。
晚上，他辗转反侧。
一会儿梦见自己站在炼钢炉前，一会儿梦见自己握著枪在战壕里。
安娜也睡不好，两人常常在深夜相顾无言。
第四天，政务院来了通知：请毛熊专家代表前往会谈。
伊万、瓦西里耶夫和另外三名专家代表，在下午两点来到中海。
接待他们的是工业部长和外交部长，两人表情都很严肃。
“西多罗夫同志，瓦西里耶夫同志，各位苏联专家同志。”工业部长开门见山，“我们收到了你们的联名信。说实话，我们很为难。”
会议室里气氛凝重。窗外，秋日的阳光很好，但屋里每个人的心都沉甸甸的。
“从感情上，我们完全理解你们。”工业部长继续说，“大夏人民刚刚经歷了抗日战爭，我们深知祖国危难时的心情。如果今天是大夏在遭受侵略，我们在海外的同胞也一定会想尽办法回国。”
“但是，”外交部长接过话头，“我们有正式协议。毛熊专家帮助大夏进行工业化建设，这是两国政府签署的文件。单方面终止协议，在国际上会產生不良影响。而且更重要的是——”
他停顿了一下，加重语气：“大夏的工业化建设正在关键时期。第一个五年计划刚刚启动，156个重点项目，有一半需要毛熊专家的指导。
你们现在离开，很多项目要停工，很多工厂建不起来。这会影响大夏的战后重建，影响四万万人民的生活。”
伊万的心一点点下沉。他明白大夏方面的难处，但他无法放弃回国的念头。
“部长同志，”瓦西里耶夫缓缓开口，“您说得都对。但我们有一个请求：能不能分批回国？
让年纪大的、身体不好的专家留下继续工作，年轻力壮的先回国参战。
这样既能支援前线，又不至於让大夏的建设完全停滯。”
“这个方案我们考虑过。”工业部长苦笑，“但技术上不可行。比如西多罗夫同志负责的钢铁厂项目，从勘探、设计到施工、投產，是一个完整的链条。少了一个环节，整个链条就断了。”
会谈陷入僵局。伊万感到绝望在心底蔓延。难道他们真的回不去了？难道要在千里之外，眼睁睁看著祖国沦陷？
就在这时，会议室的门开了。
一个穿著中山装、面容清癯的中年人走进来。
伊万认得他——这是经常在报纸上出现的大夏领导人之一。
“同志们，討论得怎么样了？”来人温和地问。
“总理，情况是这样的……”工业部长简要匯报了会谈內容。
被称为领导的人静静听著，不时点头。
等匯报完，他沉默了片刻，然后看向毛熊专家们。
“西多罗夫同志，我听说你的儿子在前线？”
伊万一愣，点点头：“是的，已经两个月没有消息了。”
“瓦西里耶夫同志，您的儿子也在前线？”
“是的，同志。”
领导的目光扫过每一位毛熊专家：“在座的，都有亲人、朋友在前线，对吗？”
所有人都点头。
领导站起身，走到窗前，望著外面。
秋日的阳光透过玻璃，在他身上镀了一层金边。
“我年轻时，也曾在海外留学。”他缓缓说，“那是二十年代，大夏正处在最黑暗的时期。
军阀混战，列强侵略，民不聊生。我在法国勤工俭学，每天在工厂做工，晚上学习马主义。
那时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学成回国，改变大夏的命运。”
他转过身，眼中闪著复杂的光芒：“所以我理解你们。当祖国在危难中，游子归心似箭，这是人之常情，也是民族大义。”
“那您的意思是……”伊万屏住呼吸。
“我的意思是，”他一字一句地说，“大夏同意你们回国。”
会议室里一片寂静，所有人都愣住了。
“但是！”工业部长急了，“我们的建设……”
“建设可以推迟，但良心不能等待。”他摆摆手，“毛熊同志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伸出援手，现在他们有难，我们岂能坐视不管？这不是国际主义，这是忘恩负义。”
他走到毛熊专家面前，郑重地说：“同志们，我代表大夏政府，正式同意你们回国的请求。
所有愿意回国的专家，我们安排专列送你们到边境。不愿意回国的，可以继续留下工作。至於未完成的项目——”
他看向工业部长：“我们自己的工程技术人员要顶上去。毛熊同志教了我们一年半，该学的也学得差不多了。
剩下的，我们自己摸索。当年搞革命，我们也是一边打一边学。现在搞建设，难道就学不会了？”
伊万的眼泪夺眶而出。他握住领导的手，用颤抖的声音说：“谢谢……谢谢大夏同志的理解……我们……我们永远记得这份情谊……”
“不要说谢。”领导拍拍他的手，“我们是同志加兄弟。兄弟有难，岂能不帮？我只希望，你们回到祖国后，多打胜仗，早日把法西斯赶出去。等战爭结束了，欢迎你们再回来，继续帮助我们搞建设。”
“一定！一定！”伊万重重点头。
消息传回专家公寓，整个楼都沸腾了。专家和家属们相拥而泣，既为能回国而激动，又为离別而伤感。
但激动过后，是更深的焦虑——时间不多了。从决定回国到实际启程，最多只有一周时间。而他们手头的工作，还有太多没有完成。
“同志们，我有一个提议。”当晚的全体会议上，伊万站起来说，“既然大夏同意我们回国，我们要在走之前，把能教的都教了，能做的都做了。白天工作，晚上上课，一天当三天用！”
“同意！”
“就这么办！”
“拼了！”
从第二天开始，一场前所未有的“知识传递”运动在北平、太原、瀋阳、上海等苏联专家集中的地方展开。
在清木大学，伊万把自己的教案、笔记、参考书全部整理出来，交给了李建国。
“这是我这几年收集的所有资料，包括欧洲最新的冶金技术。”伊万拍著厚厚的文件袋，“有些我还没来得及讲，你要自己看，不懂的可以写信问我——如果我还活著的话。”
“老师！”李建国的眼睛红了。
“別哭，小伙子。”伊万努力让声音保持平静，“知识是没有国界的。我把这些留给你们，就是希望有一天，大夏能有自己的钢铁工业，不再受制於人。”
“我保证，老师！”李建国擦掉眼泪，“我一定学好，將来建起大夏最好的钢铁厂！”
“好，我相信你。”伊万从怀里掏出一支钢笔，“这个送你，是我在莫斯科大学读书时，老师送给我的。现在我把它传给你。记住，工程师的手，既要能画图，也要能拿枪。和平时期搞建设，战爭时期保家卫国。”
“是！”
在钢铁厂建设工地，伊万带著大夏技术人员，一天工作十六个小时。他亲自示范高炉砌筑的要领，讲解轧钢机的调试方法，演示质量控制的每一个环节。嗓子哑了，就用手比划；站不动了，就坐在地上讲。
“伊万老师，您休息会儿吧。”工地负责人心疼地说。
“没时间了。”伊万摇头，“我多讲一点，你们就少走一点弯路。”
第三天晚上，伊万在工棚里给工人们上课。一百多人挤在不大的工棚里，有的坐著，有的站著，有的趴在窗口听。伊万在黑板上画著炼钢工艺流程图，从矿石筛选到铁水出炉，每一个步骤都讲得清清楚楚。
突然，他剧烈咳嗽起来，咳得直不起腰。工人们赶紧递上水，拍打他的后背。
“老师，今天就到这里吧，您太累了。”
“不，还有最后一部分。”伊万喝了口水，继续讲解，“炼钢过程中最重要的是温度控制。温度太低，杂质去不掉；温度太高，会损伤炉衬。这个度，要靠经验……”
他讲著讲著，声音越来越小。连续三天的超负荷工作，加上心理压力，让这个四十五岁的中年人终於支撑不住。眼前一黑，他晕倒在讲台上。
“老师！”
“快送医院！”
伊万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安娜坐在床边，眼睛哭得红肿。
“我睡了多久？”伊万虚弱地问。
“一天一夜。”安娜握著他的手，“医生说你是过度疲劳，心臟也不太好，必须静养。”
“静养？”伊万挣扎著要坐起来，“我哪有时间静养？还有三天就要走了，我还有好多东西没教……”
“伊万！”安娜按住他，眼泪又流下来，“你不要命了吗？你这样子，就算回到莫斯科，能上战场吗？”
“那我至少要把知识留下。”伊万看著妻子，眼中是恳求，“安娜，你明白的。如果我们回不去，如果我们死在路上，至少我们留下的知识，还能帮助大夏同志建设他们的国家。这也是一种战斗，不是吗？”
安娜看著丈夫，这个和她生活了二十年的男人，此刻眼中燃烧著她从未见过的火焰。她知道，她拦不住他。
“我去找医生，给你开点强心的药。”安娜抹掉眼泪，“但你答应我，每天必须睡够六个小时。”
“我答应你。”伊万露出虚弱的笑容。
第二天，伊万又回到了工地。工人们看到他都惊呆了——这个昨天还昏迷不醒的苏联专家，今天又站在了讲台前，只是脸色更加苍白，脚步有些虚浮。
“老师，您……”
“我没事，继续上课。”伊万拿起粉笔，“昨天讲到哪儿了？”
“讲到温度控制。”
“对，温度控制。”伊万转身在黑板上画图，“除了经验，还要藉助仪器。我教你们怎么看热电偶的读数，怎么根据读数调整燃料……”
课程从上午九点一直持续到晚上九点。中间只休息了两次，每次十五分钟，吃饭都是在工棚里匆匆解决。
没有人喊累，没有人抱怨，所有人都知道，这是最后的学习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