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百年婚恋》 于凤至、张学良、赵四丨你以为是爱情,其实都 ? 于凤至的父亲曾经救过张作霖的命，张作霖无以为报，正好听一个算命先生说，救命恩人的女儿福泽深厚，凤命，她正好又叫于凤至。立刻就给儿子订了亲。 凤命虎子，张作霖很是满意，何况这女孩又美，又知书达理。爱新觉罗·溥杰见了她，曾经惊叹：容貌如雨后清荷。可见于凤至外表清丽。 于凤至比张学良大三岁，在那个时代，这也是个吉利的数字。 于凤至家世好，美貌，有文化有思想，又具备女子的美德，和婆婆形同母女，整个帅府后院多少女人，独独她得到上上下下的敬重。连张作霖都对她高看一眼，对这个儿媳妇非常满意。他平时脾气不好，发起脾气没有人敢上前，但是于凤至轻柔一劝，他马上就消气。 张学良在外面花天酒地，红粉不断，于凤至充耳不闻，照常照料家人，对上有敬，对下有威。她用自己的方式，赢回了张学良的心。 宋美龄精于权术外交，1930年她和蒋介石为了拉拢张学良，要宋美龄的母亲倪夫人认于凤至为干女儿。也从侧面证实了，拉拢张学良的最好办法，就是讨好于凤至。她举止端庄，出席任何正式外交场合，张学良都会带着她。无论真情假意，宋氏姐妹与她结拜，并将友谊持续一生之久。宋子文，孔祥熙，无一不尊敬她。 旧时的男人，妻与妾是分得很清的，在夫权至上的年代，妻是嫡，夫主外，妻主内，协助襄理丈夫，在一定程度上与丈夫是可以并排的，妾就是玩物，所以素质要求不高，“好玩”最好。于凤至大家闺秀，人格高贵，娴淑智慧，温婉刚毅，自然会赢得张学良的尊重，作为正式的唯一的夫人，非于凤至莫属。至于赵四，如果不是西安事变，对于性素风流的少帅，也就是逢场作戏罢了。 当年于凤至在美国四处奔走，想要张学良获得自由。她对传媒发表多次谈话，乃至在美国对参众两院议员发起救张呼吁攻势。蒋介石始终认为只要于凤至还在美国，张、于两人亲生的几个子女还在美国，那么张学良的心始终会向往美国。这无疑是张学良将来的一条后路。而身体状况始终不如意的蒋介石，当然不能不顾忌到他百年以后不想看到的事实：“东北虎”有朝一日飞出台湾，飞到美国后再前往中国大陆…… 于是，赵四与当局联手逼迫张于二人离婚，张于二人没有了夫妻关系，张学良自然没有去美国的理由，于是当局可以继续禁锢张，赵四则独霸了这个男人，哪有什么美好的恋情，都是扯淡。 可恶的是，网上至今还流传着一封号称是于凤至写给赵四的信，内容很琼瑶，大概是回忆妹妹你当年如何如何对汉卿好，我这些年一直没能陪伴他受苦，心里有愧主动让贤之类的，当真是小瞧了于凤至的高贵和脾气。 赵四后来去照顾幽居的张学良，也并非她自己完全情愿。第一是戴笠让她去，她怎么敢不去。第二她连姨太太身份都没有，张被幽禁，她自己能否有经济条件独立生活也是个问题，演变到后来居然就成了爱情传奇，可叹于凤至苦苦等待的半生。 摘自于凤至回忆录： 生离死别将临，多少夜二人不能成眠，边谈边泣，商议两人如何面对未来。议及我有可能不治，我要抓紧时间安置好子女在外省的生活，不要回到蒋统治区。汉卿应允我，任何情况下决不自杀，还特别明确指出：永远不会认罪，因为自己没有罪，并且是尽了力报效国家了。汉卿说：“赵四要来了，她会照料我，但是戴笠让她来，就是说明戴能控制她，对这点我们要清醒。” 我和汉卿电话中说此事，他说：“我们永远是我们，这事由你决定如何应付，我还是每天唱《四郎探母》。” 为了保护汉卿的安全，我给这个独裁者签字，但我也要向世人说明，我不承认强加给我的、非法的所谓离婚、结婚。汉卿的话“我们永远是我们”，够了，我们两人不承认它。宋美龄每年和我都互寄圣诞、新年贺卡。这年，她信封上仍然是写张夫人收。以后每年都如此。 赵四不顾当年的誓言，说永远感激我对她的恩德，说一辈子做汉卿的秘书，决不要任何名分等，今天如此，我不怪她。但是，她明知这是堵塞了汉卿可以得到自由的路，这是无可原谅的。 深感这个女人真是生错了性别，跟张学良调换一下最好，她极具政治头脑，处事决断干练，对于赵四要和张学良结婚这一点，她首先忧虑的是张学良的后路问题，这是何等大气的女人，只有她是真的爱张学良的。相比于赵四为了能得个名分，而不考虑到张学良的境况之举，赵四那种还好意思称作爱情？或许当时赵四是国民党那方逼迫的，但她的顺从也不过证实了她根本不会为张的利益考虑，张学良脑子是不怎么样，谁真的对他好都分不清，不过他也只是个孬种，只要保住命就啥都没关系了，宋美龄这种典型把他卖了的，他还可以帮忙数钱，把人家视作恩人，蠢得要死。 张学良从来没想过和于离婚，年轻时他分得很清楚，其他女人在外面玩，家里只能有一个于凤至，甚至在赵四无家可归，并跟着他生了一个儿子之后（也是张学良唯一一个私生子），他仍然什么名分都不给。当时张学良的政治地位如日中天，不受任何人管辖，想给生了儿子的情人一个侧室名分再正常不过，但他没给。除了对结发妻子的尊重，没有其他任何解释。 张学良早年有一个随军的如夫人（如夫人=小妾），谷瑞玉。当时张作霖尚在，于凤至得知后大闹，张作霖更是大怒，张学良万般解释，说于凤至是少夫人，得留在府上，而自己南征北战需要人照顾，张作霖才算接受，但就是不许谷瑞玉进门。后来张作霖死后，障碍消失，张学良仍然拒绝她进门，后来因为一些矛盾干脆休了这个侧室。张学良晚年回忆起自己的女人们，对此人只字不提。 以前看的写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的书真是写得又传奇又感人一度心存幻想，历史的东西被粉饰太多了。 赵四认识张学良的时候，张已是全国仅次于蒋介石的二号实权人物，家有贤妻，子女众多，无后顾之忧，时常在外面乱七八糟，对小姑娘来讲魅力超凡。而赵年方二八，青春可爱，二人一拍即合，一番云雨，完事之后张学良回到妻子儿女身边，赵四也有中意的婚配对象。如果不是赵老太爷的儿子为了一些见不得人的小伎俩到处撺掇，搞出登报启事脱离父女关系，弄得赵四无家可归，哪有后来这些事？ 赵四本该是另一个蒋士云（即贝太太），与少帅早年暧昧不清，后嫁给另外的富豪人家，晚年少帅到纽约，与孀居的贝太太差点又搞出一场黄昏恋，称她是“最可爱的女友”。 而种种阴差阳错，多年的共同禁闭生活，把两个人活活关成了“传奇爱情”，也把当年好玩的赵四小姐，变成了“最患难的妻子”“赵四对我最好”的一个贤妻。结果少帅刚一得到自由，马上把赵四撇在西岸，自己到纽约和贝太太出双入对的玩了好几个月。 在众多历史人物里，张于凤至格外触动了我，不是因为她的凄苦（民国年代，最不缺的就是凄苦女子），不是因为她的优秀，或是她丈夫的显赫，实实在在是她一生的对手不是张学良，不是赵四，不是她自己，而是命运。 张幼仪被迫离开了丈夫徐志摩，却从而得到真正的幸福，历史的轮盘上，她需要改变的，只是那个有名无实的混蛋丈夫。 朱安一生苦守鲁迅，最终连一个圆房也没得到，她只要改变一下自己的愚昧，稍做变通，也可以是个普通的有朴素幸福的女人。 金岳霖挚爱林徽因，也得到了她的爱，“我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该如何是好……，”但她已经有了一个梁思成，爱得更深，感情基础更厚重。如果他处在梁思成的位置，也许他就是林的丈夫。 可于凤至这个受上苍眷顾，身份，地位，才智，子女……一切都有的女人，她所做的，一直都是一个聪慧有见识的女子所应该做的正确决定，她什么都没做错。 历史的轮盘上，于凤至遇到的难题，最最难解。 因为那个难题的名字叫命运。 不知为什么，她经常让我想起历史上的长孙皇后。 德才姿容，母仪天下，儿孙满堂，丈夫敬爱，任多少女人闪过，都动摇不了自己的位置，死后丈夫却被编排出各种传奇爱情，或者是历史上只留了一句话的妃嫔，或者是四十年没有名分的情妇。但张学良不是李世民，连一半都不如，才落得最后的下场。 虎父犬子张学良，一生上对不起父亲，下对不起子女，对不起妻子，对不起东北父老乡亲，对不起把他扶上帅位的张作相等东北军元老，弃东北，丢热河，谋忠谋逆两无成，一谏足成千古恨。说到他的优点，大概也就是妻子对他的评价：“汉卿这个人，热情厚道，从不负人。” 在阴冷苍白的政治舞台上，与其他处在如此高位的人相比，说张汉卿热情厚道，从不负人，大概也不为过。此外，他厌恶战争，反对父亲不断的内战，自己手握雄兵，却从未想过靠发动战争争取更大的利益，也确实是一种善良的体现。 除了张于凤至，我个人还非常欣赏张幼仪。不靠男人，也一样可以取得成功。 这些早已作古的民国人物，本与我辈几乎毫无关系，所谓欣赏与否，大概也就是这些栩栩如生的人物身上，是不是蕴含着美的价值。 1964年，这对相守二十多年，结发五十年的夫妇，因父母之命结婚，因政治局势离婚，无一出自本心。张学良给了她苦难，也给了她舞台，尊重，孩子，以及原本可能实现的相守到老。 除了最小的一个儿子，其他子女都是于凤至生的。而公认的他最爱的儿子闾琪，也确是于凤至所出，为了生这个孩子，于凤至差点没了命，之后也许是为了妻子健康考虑，反正三子一女也足够多了，正值盛年的张学良和于凤至停止了生育。 老大因为西安事变后母亲陪父亲幽禁，得不到父母照顾，被德军轰炸吓出了脑部疾病，之后去世。 老二因为继承了父亲的运动基因，在美国玩赛车，出事故去世。 这三个儿子，都受到非常好的教育，个个不同凡响，老大在剑桥，老二去斯坦佛，而十二岁就被炸死的老三据说是兄弟姐妹里面最聪明的。 唯一的女儿闾瑛，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精通多国语言，据说与母亲气质肖似。 如果于凤至知道后来三个儿子都会早亡，是不是会后悔没有再多生几个？ 于凤至不生了，张学良也不跟别人生。的确奇怪以少帅那么花花公子的生活方式，除了后来赵四意外跟了他，他居然在婚外一个孩子都没造出来。 徐志摩为了别的女人让自己老婆打胎，而张学良为了自己老婆让别的女人打胎，还有：徐志摩写诗写得好，就是只给别的女人写，不给自己老婆写。张学良诗写得烂，不过只给于凤至写，不给别的女人写。 张学良和赵四的晚年，因为他活着的一子一女（闾瑛和闾琳）年纪都比较大了（即使闾瑛年纪不大，肯定也不愿意照顾赵四），主要是由他的侄女，张学森的长女闾蘅照顾。 而这位张闾蘅，是香港著名音乐人黄大炜的继母。 因为继母一直跟在张学良身边，如同亲女，黄大炜也一直管张学良叫外公。而他对外宣称的是：我的外公是张学良，我的外婆是于凤至。 这个就比较有趣了。黄大炜与这两位女性都没有任何亲缘。当时于凤至已故，且已在法律上与张学良离婚。张学良法律上的太太是赵四，陪他生活的是赵四，张闾蘅照顾的也是赵四，总之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的外婆怎么会是于凤至？ 可黄大炜确确实实是这么认的。随便百度谷歌。 如果出于炒作目的，谁都知道赵四比于凤至要出名得多。 唯一的解释就是，包括张闾蘅在内的张家后人，心里认可的张学良夫人，永远只有一个张于凤至。 赵四是真正的求仁得仁，她要的是爱情，即便其他方面几乎毫无建树，她也没什么好遗憾。 于凤至的世俗生活却是非常成功的，晚年在纽约玩股票，在洛杉矶炒地产且不说，早年在东北建小学，在东北大学自己出资开设家政系，东北沦陷后，她与宋庆龄等一起出面组织华北妇女救国会，影响深重，直到晚年她孤身在美，还经常有在美的东北人长途跋涉，为了看一眼这位曾经母仪东三省的张夫人。 九一八之后，尤其热河失守之后，张学良顿成众矢之的，赵四，乃至与张学良毫无感情关系的朱五与胡蝶也被牵扯进来，但没人敢说夫人一句。 于凤至赴美前，已经病了很长一段时间，在国内多方辗转治疗，最后确定国内无药可医，张学良才不得不通过宋子文、宋美龄恳求允许妻子出国治病，不然人死定了。 张学良喜爱运动，囚禁期间也喜欢在允许范围内游山玩水，于凤至生病的那段时间，他也不游玩了，日记都是空白的。 后来总算把妻子送了出去，宋子文给张学良的电文里，一直汇报于凤至的身体和手术情况，说到于凤至不想手术，怕下不了手术台再见不到儿女，张学良急忙又通过宋子文致电妻子，让她赶紧手术不可耽误，都足见夫妻情深。 卿名凤至不一般， 凤至落到凤凰山。 深山古刹多梵语， 别有天地非人间。 张学良写的时候，于凤至已经病得比较厉害了。除了心疼妻子，想不出从来不为女人写诗的少帅怎么会突然诗兴大发，搞了这么首烂诗出来。 如果他们夫妻的三个儿子，哪怕只活着一个，结局或许也会很不一样。 于凤至的儿子数量，在民国元配里，也算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这种情况下居然也能落得最后无子，不是造化弄人是什么？ 赵四儿子都生出来了，张学良却还是什么名分都不肯给。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表示这个儿子是bastard，就不用分嫡庶了，连庶都算不上。 只能说张学良够狠，赵四小姐够痴。 政府当局当年逼她们夫妇离婚，恐怕也有母凭子贵的意思，总不能让张学良唯一活着的儿子，做一辈子私生子吧。 张闾琳应该庆幸他的三个哥哥都早逝，庆幸后来国内思想开放，不然他这位张公子的地位，怎么都不是名正言顺的。 张学良晚年说，他不怎么追女人，基本都是女人追他，肯定是实话。 所以对这么一个男人，元配能稳坐钓鱼台，走到哪儿带到哪儿，让老公在外面只睡不爱，有孩子不要，有名分不给，绝不仅仅一个“贤良淑德”就够的。 与宋美龄不同，于凤至娘家只是偏居一隅的寻常富商，张作霖曾想给丈人大官做，被于凤至拒绝了。 没有夫妻感情垫底，凭什么张学良能让生了孩子的赵四给他做近四十年的情妇？能给一个得了乳癌的中年女人写这么首烂诗？ 至于这感情是爱情还是什么，既然李世民的长孙皇后都能被人说成是第三者，一个守着空穴的于凤至，被人说成什么也都不奇怪了。 蔡锷、小凤仙丨尽君一日欢,拼将一生休 ? 1981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知音》风靡全国家喻户晓，小凤仙由此从历史的风尘中走进人们的视野。张瑜因在电影中饰演小凤仙而大红大紫之后出国深造，王心刚因饰演蔡锷而获得第五届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电影的主题曲《高山流水得知音》由李谷一演唱，我最喜欢的一句歌词是：将军拔剑南天起，我愿做长风绕战旗。而这段可歌可泣的传奇爱情缘起于名满京城的烟柳地——八大胡同。 八大胡同位于北京前门外的大栅栏附近，指陕西巷、石头胡同、小李沙帽胡同、胭脂胡同、东西皮条营、百顺胡同、王广福斜街和韩家潭。 30年代末的资料显示，当时八大胡同入册登记准予营业的妓院达117家，妓女有750多人，这只是正式挂牌的，不算站街的流莺和暗娼。 传闻北洋军阀张勋和张宗昌也在这里开过妓院，高贵气派，类似今日的天上人间，是有名的销金窟，不是一般人可以进出的，是品味、地位的象征。 当年很多很多从皇宫里退役的御厨，背个铺盖卷就到八大胡同谋生了，所以那时的八大胡同，不仅是色，食也是很出名的，客人来了，点一桌佳肴美味，拥着佳人，听着小曲，喝着小酒，酒兴上来就吹拉弹唱诗词歌赋的，这叫“吃花酒”。 据说到有些妓院“吃花酒”要提前半个月预定。 我们可爱的小凤仙当时就在陕西巷云吉班里讨生活。 关于小凤仙的身世，历来版本众多。 有说小凤仙是苏州人，也有说是浙江钱塘人，还有说是扬州人。 最广泛的说法是浙江钱塘的满人。 30年代上海《新闻报》刊出范烟桥的一篇文章《小凤仙身世之谜》，其中写道：“小凤仙是扬州街头一弃婴，幸遇瘦西湖留香院红妓凤仙见怜拾抱收养，因不悉父母姓氏，后承义母之名叫做小凤仙。” 英雄不问出处，美人没有过往。 只需领略这一刻的风情万种，不用去寻根问底往日的伤痛，过去的黑底都是浮云，在乱世中摸爬滚打，谁没有一本血淋淋的家史？ 在八大胡同陕西巷的云吉班中，小凤仙并不起眼的立在脂粉堆里，一天一天。 她不知道明天会遇到什么样的男人。 1914年的某天，一个普通商人打扮的男人来到八大胡同陕西巷的云吉班，在众多的莺莺燕燕中遇到了小凤仙。 这就是所谓的缘分。 这个男人名叫蔡锷。 辛亥革命爆发后，蔡锷被推举为云南首任都督，时年仅29岁，手握兵权，镇守边疆，权倾一时。 军界新贵蔡锷与梁启超有着深厚的师生友谊，并与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来往过密，于是被一心要复辟帝制的袁世凯视为心腹大患，担心其成为阻挡自己登上皇帝宝座的障碍。 1913年10月，袁世凯调蔡锷进京，封其为“昭威将军”，并让自己的大公子袁克定拜蔡锷为师，排定日期为袁公子讲解军事科学，并对蔡锷面许陆军总长要职。 貌似重用贤能，实则诱虎入笼。 袁世凯的耳目在暗处注视着蔡锷的一举一动。 居住在西城棉花胡同的蔡锷成为笼中困兽、匣中利剑，空有一腔抱负，却只能仰天长叹。 流氓作家亨利米勒在《北回归线》中说：when you feel confused,fuck.（感到迷茫就做爱吧） 佳人美酒向来就是男人排遣惆怅的不二选择，温柔乡成为蔡锷忘却苦闷现实的唯一出路。 于是蔡锷一身普通商人打扮，怀着迷离的心情走进了八大胡同。 香港岭南大学教授许子东曾总结过“五四”时期文学作品中的三个爱情模式：一是书生拯救风尘女子，二是书生创造新女性，三是书生在纯洁的女性面前欲情净化。 文学作品虽高于生活，但也是来源于生活。 这就是那个年代的爱情模式。 “书生”只是一种泛指，也可以是“才子”，更可以是“将军”。 蔡锷将军和小凤仙的爱情应该归之于哪种模式呢？ 这三种模式好像都是，又好像都不是，他们两人之间的爱情开始应该是“震动模式”，后成为“无声模式”，最终在岁月中自动关机。 很多书中描写，当蔡锷遇到小凤仙时，小凤仙已是北京城内才貌色艺俱佳红极一时的名妓。 一个功名盖世的青年将军，自然应该有一个绝代佳人相伴，这样才符合大众的审美口味。 这种说法更多的表达了一种人们对美好爱情的向往，是一种人心的寄托。 比较靠谱的说法是，当时小凤仙是一个脾气古怪，经常气走客人的二流妓女。 此时的蔡锷，正应了一句话：鸟在笼中，恨关羽不能张飞。 对于胸怀大志却闲来无事的蔡锷来讲，自然不会有点头牌占花魁的想法，他的风采不在八大胡同。 扮作普通商人的他，低调的只想找一个通情达理善于倾听的女子，在某个安静的角落，来陪自己消磨一段无奈苦闷的时光而已。 万恶的百度百科将两人的初次见面描述的像琼瑶的小说般浪漫美好，每一句对话都充满了喜感。 其中这样写道：“落红点点，沾染被褥，小凤仙虽然沦落风尘，还保持着清华处子之身，蔡松坡越发怜爱，小凤仙更加情深。” 这种说法太看不起八大胡同了，太小瞧精明的老鸨了。 一双玉臂千人枕，半点朱唇万人尝。这才是妓女的真实写照。 两条不同的人生轨迹，在八大胡同这一刻彼此交叉。 时年蔡锷33岁，小凤仙17岁。 苹果最光辉的一刻就是砸在了牛顿的头上，小凤仙最光辉的一刻，就是遇见了这个商人打扮的男人。 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 小凤仙因为这样的偶遇，在二十年代的历史小说家蔡东藩的《民国通俗演义》中被充满善意的描写成：“尤生成一双慧眼，能辩别狎客才华。都中人士，或称她为侠妓。” 香港作家陶杰也曾这样评价小凤仙： 民国的女子觉醒，不仅是一众大家闺秀迈进学堂，而是远在林徽因、张爱玲、潘玉良等漂洋过海之前，就已经出了个小凤仙：既不读圣贤书，也不懂洋文，身上穿的是旗装和绣花鞋，却能慧眼如炬，深明大义。 但如果小凤仙遇到的那个男人不是蔡锷，这一切都不复存在。 时至今日，正史中依旧没有关于她的任何记载。 她遇到了蔡锷，这就是她的命。 对历史来说，这是一场风花雪月而已。 历史需要这一刻，也仅仅只是需要这一刻，这究竟是小凤仙的幸，或是不幸，已经不重要了。 滚滚长江都是水，小凤仙只是其中不起眼的一滴，纵然晶莹剔透，又奈何？ 有人如是说：跟谁一起做事决定了事情的性质。比如民初名妓小凤仙，她要是找一个民工，扫黄就扫走了；她找蔡锷，就流芳千古；她要是跟华盛顿，那就是国母。所以，不在于你接客不接客，不在于你干什么，关键在于跟谁做。 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 蔡锷与小凤仙悱恻缠绵的爱情就此开始。 梅兰芳的秘书许姬传在《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中记录小凤仙数年后回忆这段时光说：“我那时常听他（蔡锷）讲些三国、水浒故事和做人的道理，又教我识字看书，我觉得这个人是正派的。我问他是否是革命党，并问革命党是怎么回事。他见我问得紧才告诉我，革命党就是反对皇帝。我们好不容易把皇帝打倒，扔在茅厕里，现在他又想从粪堆里爬上来”。 一个17岁连革命党都搞不清楚的青楼女子，却非要把革命这样伟大的字眼加在她的恋情上，这样或许伟大，却不真实。 最为广泛的记载是，蔡锷与小凤仙相识最初，蔡锷就挥毫为小凤仙写下两幅对联： 不信美人多薄命，从来侠女出风尘。 坊间传说小凤仙曾咬舌滴血，来表达对蔡锷的真心爱意。 拼将一生休，尽君一时欢。 据说蔡锷也曾委托朋友欲建宅院金屋藏娇，更是请曾朴来做迎娶小凤仙的媒人。 两人共驾一匹马车，爱情的脚步遍布京城周边的名胜古迹。 蔡锷的这些醉生梦死的做法一向被称之为用沉溺美色来麻痹袁世凯的耳目。 早些年的历史科教书中或影视作品中，往往将袁世凯描写成一个愚蠢的胖子，事实上，袁世凯不算一代豪杰，也至少是当之无愧的乱世枭雄。 蔡锷一代英雄，在袁世凯的控制下只能在小凤仙温暖的怀抱中消磨自己的雄心壮志。 蔡锷的原配夫人刘侠贞和蔡锷的母亲在和蔡锷吵闹无果后，黯然离京南下。 后人说这是蔡锷精心设计的苦肉计，将家人趁机送出虎口。 1915年11月（民国四年），在袁世凯即将登基前，蔡锷离开北京，到天津乘船前往日本。 在去日本的轮船上，蔡锷写信给友人，称：“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吾人今日处兹乱世，认定一事与道德良心均无悖逆，则应放胆做去，无所顾怯，所谓仁慈，又要痛快也。” 蔡锷留给小凤仙的，有说法是这样几句话： “但愿他日能够偕老林泉，以偿夙愿！” 也有说是这样的话：“将来成功之日，必不相忘！” 但不论后人如何去杜撰去演绎这一段恋情，我们永远无法知道那一夜的真相，我们能知道的是，那一夜，小凤仙一辈子都没走出来。 1917年在北京观音寺，小凤仙以京城名妓的身份出现在一位徐姓省长做东的宴席上，与梅兰芳结下一面之缘。梅兰芳对小凤仙心怀敬重，曾说过这样的话：人家豁得出性命和袁世凯干，而我们只能在舞台上唱唱戏。据说那天的宴席上，梅兰芳主动向小凤仙敬酒。 小凤仙因为蔡锷，艳名红遍北京城，八大胡同的云吉班一时间挤满了渴望与小凤仙一夜缱绻的各色男人，意淫分享蔡锷的同靴之乐。 而蔡锷的旧部属下为维护蔡锷的清誉，也对小凤仙产生强烈的排斥。 小凤仙于是从八大胡同消失了。 关于蔡锷的离开，版本众多，说法不一。 陶菊隐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中记载：蔡锷借着与小凤仙乘车出游的机会溜到火车站，梁启超派人在车站接应。蔡锷混在三等车厢里，安然逃至天津。 小凤仙数年后对梅兰芳则是这么说的：云吉班的班主过生日，在酒席进行中，小凤仙陪着蔡锷借口出去给班主买生日礼物，蔡锷趁机离开。 这几年另有一种说法比较流行： 当时蔡锷患有咽喉病，袁世凯因此特批了蔡锷三个月去日本治疗的病假，据说在当时的政府公报中对此均有记载。 如果此说成立，那么，小凤仙情何以堪？ 这就是历史。 时间会带来爱情，时间也可以证明爱情，时间更能够把爱情推翻。 1916年11月8日，蔡锷因医治无效，病逝于日本福冈，年仅34岁。 据记载，蔡锷临终前口授遗嘱，由蒋百里、石陶钧记录代呈中央政府： 1.愿我人民、政府协力一心，采有希望之积极政策； 2.意见多由于争权利。愿为民望者以道德爱国； 3.在川阵亡将士及出力人员，恳饰罗、戴两君（指在四川分别代理其职务的罗佩金、戴戡二人）核实呈请恤奖，以昭激励； 4.锷以短命，未克尽力民国，应行薄葬。 1917年4月12日，国民政府在湖南长沙岳麓山上为蔡锷举行了隆重的国葬仪式。 蔡锷是民国历史上的国葬第一人。 蔡锷原配夫人是刘侠贞，还有一位姨太太潘蕙英。 蔡锷在云南任都督时，刘侠贞在湖南邵阳老家照料蔡锷的母亲，蔡锷就在昆明娶了大家闺秀潘蕙英为姨太太。 潘蕙英在北京生了长子蔡端，后在昆明生了次子蔡永宁。 护国战争期间，蔡锷从前线给潘蕙英写过很多封信，有时一天写两封，信中称潘蕙英为“贤妹”，除了表达思念外，字里行间充满着平淡温馨的关切，以及对以后的憧憬。 而对小凤仙，蔡锷没有任何文字留言。 感情是一场戏，戏完了，一切也就结束了。 青楼女子或许可以消遣，却始终不是真正用情的对象。 佛说众生皆有痴毒。 友情客串的小凤仙，留下的却是刻骨铭心。 梁思成、林徽因、林洙丨满嘴谎言的后妻 ?2004年6月，林徽因诞辰一百周年，一本名叫《梁思成、林徽因和我》的书出版。很多人看了这本书才知道，原来林徽因并不是梁思成唯一的妻子，在她去世七年之后，清华大学建筑系秘书林洙成了梁思成的伴侣，陪他走完余生。 书的封面是梁思成和林徽因的照片。盛年的他们年貌相当，一个斯文儒雅，一个娇媚轻灵，充满希冀地凝望远方，真是一对让人羡慕的璧人。醒目的还有另一张梁、林二人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合影，她不知被什么逗得哈哈大笑，他侧着身子看着开怀的她，专注而深情，一派风景无限的青春模样。梁思成与林洙的合影则少得可怜，封底一个苍白消瘦的暮年老人，身边伴着乐呵呵、发福的中年女子。这种对比，林洙需要多大的动力，才能顶住完美前妻的璀璨光环，走进一个六十一岁老人的生活，做个永远的陪衬。 林洙1928年生于福州，父亲是铁道部工程师，他给同乡林徽因写信，请她帮助女儿进入清华大学先修班学习。初到清华，林洙二十岁，扎着头巾，穿着裙子，露出细长的小腿，一脸阳光灿烂，林徽因每周二、五下午亲自辅导她英语。这是她们的初识。林徽因去世几年后，林洙作为建筑系的秘书协助梁思成处理资料和文件。1962年的一天，两人一起读到林徽因的诗：“忘掉腼腆，转过脸来，把一串疯话，说在你的面前。”第二天，林洙果然收到了一封满是“疯话”的“申请书”：“真是做梦没有想到，你在这时候会突然光临，打破了这多年的孤寂，给了我莫大的幸福。你可千万千万不要突然又把它‘收’回去呀！假使我正式向你送上一纸‘申请书’，不知你怎么‘批’法？我已经完全被你‘俘虏’了。”这个不自信的老人，眼光始终没有离开正在读信的她。她一看完，他立刻劈手把信夺了回去，孩子般低声说：“好了，完了，这样的信以后不会再有了。”她一阵心酸，眼泪扑簌簌地掉，他从泪水中看到了意想不到的希望，狂喜的说：“洙，洙，你说话呀！说话呀！难道你也爱我吗？”她百感交集，扑入他的怀中，也扑入他的生活。和林徽因在一起，梁思成总是扮演“护士”的角色，打针、输液、消毒、生炉子、安排新鲜的饭菜，宽容着林徽因久病的无名火，以及在学术、事业等方面的支持和督促，虽然成就斐然，心弦却总是紧绷。他曾说：“我不否认和林徽因在一起有时很累，因为她的思想太活跃，必须和她同样反应敏捷才行，不然就跟不上她。”这句话得罪了一大批“林粉”，老树开花后如此评价已经过世的原配，难道不是凉薄得让人愤怒吗？老实说，这不过是句平静的叙述，和他那些赞美前妻的言论相比犹如沧海一粟。客观地想，哪个男人不希望被妻子照顾周全？一个垂垂老矣的鳏夫，他的字典里，“奋进”已经被“安稳”取代，“照顾者”希望变身“享受者”，轻松惬意的家庭氛围更让他愉悦。况且，这个老人已经在失去发妻的哀痛中生活了七年，梁从诫回忆：“我母亲去世后，我父亲变得十分沉默。一直到他遇到我的继母林洙女士后，才从悲哀的情绪中平复过来。”于是，林洙尽心照料着大她二十七岁的丈夫，还有林徽因八十多岁的母亲何雪媛。当然，她自己的境遇也翻天覆地改善了，分享梁思成副部级的待遇：出入有专车，家里有保姆，近400元的月工资一下解决了她62元养活全家的拮据。她把儿子林哲、女儿林彤一起接来享受富足无忧的生活。新婚几年，他也携她参加会议、考察、出国访问和休养，一路的礼遇和优待让她陶醉又自豪。如果她没有一个叫程应铨的前夫，幸福当真完美。圆满和乐的再婚故事，因为她的过去，成了事故。程应铨，梁思成的得意门生，清华大学土建系讲师，被戏称系里的“四大金刚”之一，因为支持林徽因的城市改造观点被定为“右派”，这样的低谷时期妻子携一双儿女离他而去，但是，在师友眼里，他个性十足，一身才气，一副傲骨。可是，这些定语每增加一个，林洙隐忍、宽厚的形象便黯淡几分。当年，梁思成是他们初婚的证婚人，如今，学生为维护老师的意见身处困境，老师却在四年后娶了他的妻子，这突破了所有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底线。1949年，林洙即将和程应铨结婚时，一对年轻人身无分文，热心的林徽因听说后把她叫去，说营造学社有一笔专款，先借给她结婚急用。她打开存折，上面的名字却是：梁思成。林洙和程应铨在清华大学水利馆举行婚礼，梁思成是证婚人，他和林徽因一起送了新婚夫妇一套贵重的清代官窑青花瓷杯盘。婚后林洙要还钱，林徽因故意摆出长辈的样子：“营造学社不存在了，你还给谁啊！以后不要再提了。”她这才知道，这是林徽因私人的帮助。不过，林徽因不曾想到，林洙再次使用梁思成的存折时，是以妻子的身份。1957年，林洙的前夫程应铨被定为“右派”，第二年，她带着两个孩子离婚。当年的人回忆，签字离婚时，林洙说，程应铨只有两件事让她感觉良好，一是1956年随中国建筑家代表团出访东欧，她作为年轻建筑学家的妻子很有面子；另一件是他翻译了很多好书，得到不少稿费。林洙还说，如果他能够在两年之内摘去“右派”帽子，就可以复婚。离婚后，他很难见到孩子。他带偷跑来看他的儿子“小老虎”去吃饭，让儿子陪自己喝啤酒，把馒头切成薄片放在暖气上，孩子放学后偷偷上爸爸宿舍拿馒头片吃，这些不能让林洙知道，知道后孩子免不了挨顿打。他还常误叫别人的女儿“小妹”，那是他女儿林彤的小名儿。他尝试新的爱情，与建筑系一位外表和心灵都单纯美好的女生恋爱，女生不嫌弃他的“右派”身份和年龄差距热烈回应，但毕业后系里故意把她分配到云贵高原，一别两地，音讯杳然。“右派”哪里配有爱情？看不到光亮的程应铨在1968年12月13日，换上平时舍不得穿的、访问莫斯科时的崭新西装，跳入清华泳池。四十九岁的他成了林洙与梁思成婚姻的悲凉注脚。所以，不难理解梁思成最宝贝的长女梁再冰激烈反对这桩婚事，游说叔伯姑母联合写信劝阻父亲。当她看到母亲林徽因的画像被从客厅取下后，怒不可遏，厉声质问仅比她大一岁的继母，打了林洙一个耳光拂袖而去，几年不进父亲家门。当年与梁思成同在营造学社的好友刘敦桢得知消息，寄来一封没有抬头也没有落款、仅有四个字的信：多此一举。梁思成的挚友张奚若听说后先沉默后警告：你若跟她结婚，我就跟你绝交！梁思成再婚后，老先生果然与他们断绝了往来，一生情义，到此为止。漫长的人生中，谁都有过怯懦、软弱、犹疑、错讹，就好像谁都曾在某个特定的时候勇敢、坚定、执着、顽强。林洙大概是有英雄情节的人，可能以自己的天资达不到梁林的境界，但是一直渴慕那种地位。前夫在她眼里显然不能满足她的幻想，所以不能患难，但心中的偶像困顿，却能义无反顾的追随。近十年光阴，她既得到了他人大常委、副部级干部光环的庇佑，也受到了他“反动学术权威”帽子的牵累，顺畅时她是“中国建筑界第一夫人”，坎坷时她是“反动权威的忠实老婆”。在他学界泰斗的年华，她享受优越的生活和他的聆听、理解与呵护，在他挂着黑牌子被批斗的时光，她和四个家人挤在二十四平方米的小屋里，拿报纸刷上浆糊堵墙上的裂缝。遗憾的是，很多文章提到她时总是选择性地失忆，赞美她隐忍大度的文字几乎不会提到她对前夫匪夷所思的薄情，她必须是真善美的贤妻；当然，讥讽她冷血的辞章也不会描述她对后夫和何老太太尽心尽力的照料，她显然是存心高攀的小人。目前，林洙除了一再出版梁思成的书籍捞钱之外，已经黑心到把梁思成林徽因此生最看重的学术遗存，他们用生命保护的，在战乱中，在文革中也不曾毁弃的图片、照片、手稿等等统统在嘉德拍卖网2014年春拍上出售。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拍品加起来，大概已出售773.19万元，她还要出售梁思成的学位证，梁林最重要的事业起点——父亲梁启超赠与的宋版《营造法式》已经卖掉十几万元，其余的她还会陆续出售，说得极端一点，如果骨灰也能卖，她早把梁思成林徽因的坟墓都给掘了。 沈从文、张兆和丨我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纪的 ? 沈从文写道：“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沈从文爱过的那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就是他携手一生的妻子，张兆和。 张兆和的父亲苏州富商张吉友，除了拥有万顷良田，热心于结交蔡元培这样的教育界名流、投资教育事业，还因四个才貌双全的女儿而尽人皆知。后来，这个大户人家的大女儿张元和嫁给了昆曲名家周传玠，二女儿张允和嫁给了语言学家周有光，三女儿张兆和嫁给了文学大师沈从文，四女儿张充和嫁给了德裔汉学家傅汉思。 沈从文和张兆和的结合应该感谢两个人，一个是胡适，另一个是张兆和的姐姐张允和。 沈从文经徐志摩介绍，被中国公学校长胡适聘为教师。然而木讷的沈从文第一堂课就洋相百出，他万万没有想到在那些目睹他出洋相的女学生中，就有以后成为他夫人的张兆和。 在网上，一般把男性称为“青蛙”，这个创意来自于张兆和。当时，在中国公学上学的18岁的张兆和身后有许多追求者，她把他们编成了“青蛙一号”、“青蛙二号”、“青蛙三号”。二姐张允和取笑说沈从文大约只能排为“癞蛤蟆第十三号”。自卑木讷的沈从文不敢当面向张兆和表白爱情，他悄悄地给兆和写了第一封情书。 张兆和收到情书后，始终保持着沉默。后来学校里起了风言风语，说沈从文因追求不到张兆和要自杀。张兆和情急之下，拿着沈从文的全部情书去找校长胡适理论。 张兆和把信拿给胡适看，说：老师老对我这样子。胡校长答：他非常顽固地爱你。张兆和马上回他一句：我非常顽固地不爱他。 但是，接下来的事就让人看不懂了，难道这毫无自尊可言的软磨硬泡真能换来女人的心吗？ 沈从文去了青岛大学教书，一如既往地写情书，伴随着邮递员一趟一趟地送着只有去信没有回音的情书，时间来到了1932年夏，沈从文不堪相思之苦，从青岛跑到苏州兆和住处，兆和去了图书馆，二姐允和在家。让沈老师进家来，沈老师不肯，让沈老师先回去，沈老师又不甘。偌大个太阳当头照着，二姐也着实不忍，于是，要了沈的旅店地址，让他回去了。兆和不是不知道沈从文要来，所以二姐也埋怨她明知沈千里迢迢来到苏州却还躲起来不见，实在失了风度。 此次苏州之行，沈从文颇费心思，带了一对书夹，是长嘴鸟造型的，还有一些书，托巴金买的：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等人的精装本英译俄国小说。兆和在中国公学是学外文的。为了买这些书，他卖掉了一本书的版权。现在想想，那个买走沈从文小说版权的家伙实在是赚大了，不过，沈从文比他还赚：兆和留下了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和《猎人日记》。张兆和的家人比她更早地接受了沈从文：张父本就欣赏文化人，继母也不拦着，张家小五更是喜欢这个会讲故事的青蛙13号，甚至用自己的零花钱给他买了一瓶汽水。 女人，实在是难以捉摸！当校长、家人甚至全世界都认可的男人出现了，而这个男人有才华、有名望、爱且只爱她，同时，还能把所有的爱转化成动人的文字写给他的女神，女人之前那“顽固地不爱他”，早已成了戏言！张兆和开始接受沈从文，她自己也知道接受的原因绝非爱，或许只是爱他的信吧，读信已成为生活中早已习惯的一部分。 张兆和生来不受宠，骨子里带着股韧劲。她不哭不闹，吃咸豇豆喝稀饭；母亲给买的布娃娃她用手撕了，保姆做的泥娃娃她用板凳砸了，后来家人给她一个橡皮娃娃，撕不坏砸不烂，兆和想了一会儿，拿出一把剪刀，一刀就把头剪了下来。她从来不听别人的，也不稀罕任何人的关心和好意，她留短发，黒黑的胖胖的，不愿意把自己打扮得秀气，永远穿一件男士蓝粗布袍子。去参加别人的婚礼，人家嘱咐务必做件新衣服，她又做了一件新的男士蓝粗布袍子。就是这么一个有主意的女人，就是这么一个当着胡适校长的面说顽固地不爱沈从文的女人，就是这么一个读着成千上万封情书过日子却从未回过一封信从未动过一次心的女人，妥协了。 1933年，沈从文辞去青岛大学教职，9月9日，在北京中央公园宣布结婚，没有隆重的仪式，家里也很寒碜。文人有骨气，当过兵的文人更是如此，除了自己的女人，他不向任何人低头！不管安徽张家多有钱，沈从文不要一分。家里虽不能说徒四壁，但也着实无长物，连件像样的家用电器都没有。只有梁思成、林徽因送的锦缎百子图罩单看上去还有些喜气。不管怎么说，日子是开始了…… 沈从文有风骨，不要嫁妆，但苦了张家三小姐。更何况，他还喜欢收藏古董文物一类的东西，兆和却为三斗米而发愁。生活本就拮据了，还有个败家的九妹跟着哥哥沈从文。有时候，沈从文会当掉兆和的一些首饰，或者补贴家用，或者买古玩。一次当了兆和的玉戒指，还把当票忘在衣服口袋里，洗掉了。兆和虽不说什么，但是心里失落恐怕是难免的。她虽然喜欢不为人注意，但是骨子里是好强且叛逆的。也有自己的梦，有自己的理想，写过小说《湖畔》，文笔相当好 —— 那个年代，学外文的女子怎么可能没有点浪漫情结呢？但是，生活着实让她浪漫不起来。 27岁时，她觉得自己老了，很显然，不管沈从文的情书有多么动人，现实生活里，他并没有给兆和幸福。女人，靠追或者求，终究是无法征服的！张兆和，虽然答应嫁给了沈从文，但是却从来没有真正欣赏、爱慕过这个令无数女子欣赏、爱慕的人。 正如张兆和最爱穿的蓝粗布袍子一样的粗粝，这个名门之后的性格也如同砂纸打磨过一样，没有丝毫的奢华。她开始安心做一个家庭主妇，毕竟，不能靠吃情书过日子，看完了那些美丽的文字之后，还是要买米下锅的。她说：“不许你逼我穿高跟鞋烫头发了，不许你因怕我把一双手弄粗糙为理由而不叫我洗衣服做事了，吃的东西无所谓好坏，穿的用的无所谓讲究不讲究，能够活下去已是造化。”对此，沈从文虽不甘，却也无话可说。他的爱情是属于女神的，而又没有条件供奉起他的女神。 婚后刚刚四个月的时候，沈从文的母亲病了，沈回家探亲。他是独自上路的，张兆和不陪。去往湘西的途中，沈从文怀揣着张兆和的照片，每天一封信：“三三，乖一点，放心，我一切好！我一个人在路上，看什么总想到你。”“有上万句话，有无数的字眼，一大堆的微笑，一大堆的吻，皆为你而储蓄在心上。”沈从文爱得恳切，希望和兆和分享一切。而张兆和却冷漠得多，回信很少。 沈从文为兆和写情书，也为她写小说。“有了你，我相信这一生还会写得出许多更好的文章！”《边城》里的翠翠、《长河》里的夭夭，《三三》里的三三，都是黑皮肤女孩，都是兆和。张兆和是个红颜，但不是知己。她并不喜欢沈从文所写的故事，也不欣赏他的文章。更甚至，在沈从文声名大作之时，张兆和还总忍不住去修改沈从文文中的语法，以至于最后沈不敢再让她看自己的新作。 1937年，抗战爆发，沈从文和几个知识分子化了妆，辗转南逃到昆明，到西南联大教书。这一次，张兆和还是没有陪着，张自己的理由是：孩子需要照顾，离开北京多有不便，沈书信太多、稿件太多、需要整理、保护，一家人都跟着沈从文，会拖累他。明眼人一看便知，多半是借口。战乱年代里，一次相别或许就意味着永不能再见面。从《飘零书简》可以看出，沈从文来信很密，张兆和则极少回信。偶有一两封，也多半是嘱咐沈从文别成为别人的负担。在张兆和眼里，沈从文从来都不是一个能解决问题的男人，或许更像一个孩子。沈从文希望张兆和也变成一个孩子，可以和自己无忧无虑地爱着；而张兆和则希望沈从文可以变成一个男人，至少，她要让外人看上去会觉得沈从文是个男人。她关心沈在外的形象，怕他如在自己面前一样地在外人面前自卑。她不允许沈借钱，不得已时自己会向娘家伸手。 一个在北平，一个在昆明的日子里，不管沈怎么哀求，张兆和总是找出理由来回避跟沈从文的团聚。沈从文抱怨说：“你爱我，与其说爱我为人，还不如说爱我写信。”这话说得透彻，或许这说明了问题的全部，和实质，也许张兆和真的就是喜欢上了读信，在文字中玩味和迷恋，而并不想面对甚至抵触那写信的人吧。 1938年，张兆和给沈从文的信中写道：“在这种家书抵万金的时代，我应是全北京城最富有的人了。” 这没由头的不相见，不能不让本就自卑的沈从文心生疑惑，他怀疑张兆和发生了婚外恋：“即或是因为北平有个关心你，你也同情他的人，只因为这种事不来，故意留在北京，我也不嫉妒，不生气。”兆和无奈，只得于1938年底，带着两个儿子龙虎兄弟来到了昆明。但是，依然不与沈从文住在一处。娘三个住到了呈贡，兆和在一所学校教书。沈从文每逢周末就“小火车拖着晃一个钟头，再跨上一匹秀气的云南小马颠十里，才到呈贡县南门。” 女人是个矛盾的综合体。她们内心深处期待一种被征服的无力感，本能地受到强有力的男人的吸引。但是，又不希望这个男人在自己面前永远强势。罗曼·罗兰说：“在女人眼里，男人的力遭摧折是特别令人感动的。”女人最骄傲的事就是亲手包扎她所崇拜的英雄的伤口，亲自抚慰她所深爱的强者的弱处。这唤起女人的母性，这种能量一旦激发，就没有她所承受不了的苦难！但是，如果面对一个臣服于自己的男人，伤口、弱处又忽然成了她们鄙夷的对象。 就在沈从文怀疑张兆和有婚外恋的时候，自己却早已有了…… 沈从文什么时候出轨的，难以确定了，大概是在张沈婚后两年之内；出轨到什么程度，也无法考证，猜测应该只是精神层面；但是，代替他心目中三三的小三铁定无疑叫做高青子！高青子或许应该吻合红颜知己的形象，美丽、文艺、懂得也欣赏沈从文。在张兆和一方面由神化为人，神秘感逐渐消逝，另一方面又即便作为一个人，却还是能带给沈从文无尽的压力和自卑的时候，高青子出现了，而她，带给沈从文的，是无尽新鲜的美好和曼妙。 高青子是民国第五任内阁总理熊希龄的家庭教师，与沈从文初识的由头是沈去拜访熊希龄，总理不在家，高青子代为接待。一个月之后再次相见，高青子穿了一件“绿地小黄花绸子夹衫”，“袖口云了一点紫”——这是沈从文的小说《第四》里边女主人公的打扮。这样的做法，不能不让沈从文会心。 男人追求女人，就像隔着千万座大山，女人追求男人，如同隔着一层窗户纸。可是，对男人而言，就算有千万座大山，他也甘心一座一座地翻越，女人呢，就算隔着一层窗户纸，她都不愿意戳破，生怕伤了自己的手指！沈从文翻越了千万座山，得到了山那边的女神，可并不如人意；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完美的女人，轻轻地戳破了那层窗户纸，不由得沈从文不把眼光从神像身上移开片刻，看一看窗棂后边的人影。 若单单是高青子的绿地小黄花绸子夹衫和那点紫暗中授意也就罢了，无非是高雅的引诱而已，更要命的是，这样的做法不是高青子的创意，而是沈从文的小说《灯》中的一个情节。梳理一下：沈从文写了一本小说，里边的女子为了自己心爱的男人而模仿他笔下的女主人公的样子打扮自己；看到小说的高青子依照这个情节模仿了沈从文笔下另一部小说的女主人公的样子来打扮她。可以想象这能给沈从文带来怎样大的满足感与征服感：自己的作品得到一个如此完美的女人如此慧心、如此别致、如此唯美的认可，而且，她爱的是沈从文，而非沈从文写的信！ 张兆和并没易志，沈从文却有了二心。 女人想做个小三，真的不难，似乎女人稍有心计男人就难以招架。曾被美国以人质交换的方式送回俄罗斯的美女间谍透漏了这样一个工作要领：她说每次她想俘获一个男人的心时，只会做一件事，就是把自己想象成女人版的那个男人！说得极透彻。恐怕每一个男人都期待一个红颜知己吧，或者哪怕只是知己也可以，有思想的男人更是如此。 对一个有妇之夫以这种方式暗示些什么，高青子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相反她认为这是高尚的唯美的又有点凄凉的爱情。她写了一本小说：《紫》，发表在1935年末沈从文主编的《国闻周报》上，讲述的故事就是一个男人在有了未婚妻之后又爱上了一个叫做璇若的女子，与两个女人演绎了一段徘徊、矛盾的凄美故事。文章就是沈从文的现实写照：甚至连主人公辗转的城市路线都与沈的人生旅历不谋而合。 沈从文自然知道高青子的心思，他帮高青子修改《紫》的文字，又鼎力相助使其和其它五篇小说集结成《虹霓集》出版。他介绍高青子来到西南联大图书馆工作，方便二人交往。他写了很多小说回应高青子，署名常常是“璇青”，璇若的璇，高青子的青。而此时的张兆和，正在寒冷的北平，或许在读沈写给自己的信吧。 而这一切，沈从文并不瞒着张兆和。他还在北平时就早已坦然地告诉兆和自己横溢的情感，有能力去爱不止一个女人，说这话时，他们的儿子刚刚出生。张兆和当时的反应已经无从得知了，想必不会是积极的。她独自回到苏州娘家，沈从文继续写信，内容却是诉说自己对高青子的爱慕。 林徽因搞了一个“太太客厅”，沈从文常常流着泪跑到林家向她倾诉。沈从文、张兆和、高青子的故事不比林徽因、陆小曼、徐志摩、梁思成的更纠结，林作为沈的母亲般的知音骂他、劝他、和他谈人生、人性。林徽因说：“他的诗人气质造了他的反，使他对生活和其中的冲突迷茫不知所措。”过来人，说话总到点上！ 男人是多么奇怪的东西：苦苦追求一个女人五年到1933年9月9日，婚后的第四个月1934年1月时还在南下的船上写“三三……我一个人在路上，看什么总想到你。”却在1935年儿子刚刚出生的时候出轨了。算来距离两人相识刚好七年。且更奇怪的是，他不隐瞒自己的情感，反而就在他和高青子在昆明交往日密的时候，还日夜盼望着张兆和能来到自己身边，甚至还因张的回避而怀疑后者如自己一样“在北平有一个同情你，而你也关心他的人”。 七年之痒终须另一个七年才能复归平静。1942年，高青子选择了她在《紫》里写给璇若的结局：就像一颗流星匆匆划过天空！她选择了退出，嫁了个工程师，从此再不写作。 1946年，沈从文为纪念结婚13周年创作了同名小说《主妇》，回望自己十多年的情感经历。之所以在第十三年时写下这些，或许是因为自己是女神的青蛙13号吧。 国家国家，国的波澜又起，家的风浪难平，接下来，一个时代的悲剧暴露出沈从文与张兆和最终的不幸…… 1948年，他教过而且相当欣赏的学生贴出大字报痛批沈从文的作品颓废，杂志上也严厉地批评他为“奴才主义者”，作品是“桃红色文艺”。沈从文或许未必在内心深处害怕这些指责，但是，他也觉得：即使“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放下”了。可以想象，此时的沈从文有多么渴望获得别人的理解，尤其是来自张兆和的，可是……哎…… 沈从文换上了忧郁症，搬到清华园疗养。他写信说：“我很累，实在想休息了”，“我说的全无人明白，没有一个朋友肯明白我并不疯”，就是在沈从文这样状态的时候，张兆和依然没有陪沈从文一块儿来到清华园，甚至不曾去看望他，只是书信往来。沈从文忧郁症愈后，几年的时间里两个人都不曾住在一起，每晚沈去张兆和那里吃晚饭，带回第二天早、午的饭食。回来后在自己的小屋子里啃着豆渣馒头做研究，屋外北京的冬夜奇冷无比…… 新中国成立了，新的时代来了。 每个人都欣欣向荣，踏上新节拍，张兆和做了“穿列宁服的干部”，沈从文又病了，神经病！家人觉得得什么病不好，非要得个神经病，神经病就是思想问题，就是对伟大领袖、思想问题诊疗专家的否定。沈从文彻底地孤独无助了。他找到丁玲，这个曾与他那么密切，曾容他像孩子一样扑到自己怀里哭泣的大姐，此时正春风得意。两人见面，沈从文“如同被一位相识的首长客气的接见”，暖融融的大房间里满是礼节性的冷漠气氛。 沈从文在家中割开手腕及颈上血管，喝下煤油。血液混着煤油从体内汩汩流出的时候，沈从文的眼前浮现的是1928年那个走在校园里的“笑话”吗？如果是，这个“笑话”在对他暖暖地笑着呢，还是冷冷地看着？或许，他脑海中闪过的是凤凰古城竹楼簇拥下淫雨霏霏打湿的石板路吧，恰好来拜访的堂弟发现了半昏迷的沈从文，他不停地、惊恐地说：“我是湖南人……我是凤凰人……” 不能不承认，女人的狠狠过所有男人，即便没有爱情，相依相伴这么多年之后，总应有些亲情在吧。但是张兆和的冷静，或者说冷漠，嗯……冷酷最接近，到了极点。在沈从文刚刚被抢救过来并从精神病院出院之后，张兆和就为了适应新生活，去华北大学深造了。沈从文“不能再为自己写作、用他觉得有意义的方式写作”，于是坚决放下手中的笔，而张兆和却以为他害怕批评家的批评了，“在创作上已信心不大”。张兆和这样想，不无道理，她所看到的沈从文的一切，全是自卑。殊不知，这自卑，只在张兆和面前才跟着沈从文。 沈从文是勇敢而顽固的，他坚决辍笔了，开始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听普契尼和威尔第的音乐，研究古代漆器、丝绸、唐宋铜镜和明朝织锦的华美图案，写书写文章谈论的都是建筑、装饰、服饰和民间艺术。而张兆和，穿列宁服的好干部，做了《人民文学》的编辑。 文革那段岁月里，嗯…… 1985年，一位女记者采访沈从文，得知他在文革中干的是打扫女厕所的活计时，拥住沈的肩膀说：“沈老，您真是受苦受委屈了！”83岁的沈从文紧紧抱着那拥着自己的胳膊，“哭得像受了委屈的孩子，什么话都不说，就是不停地哭，鼻涕眼泪满脸地大哭”。那十年岁月里，对于张兆和以及那个时代……不提也罢！ 不管张兆和怎样对待自己，沈从文依然视之为女神。她永远是沈写信的唯一的对象，即便在兆和最不理解自己的时候，从文依然饱含深情地向她写信倾诉。 “四人帮”倒台了，沈从文被调往社科院，分了一套房子，配了车和司机，生活终于平静了。可是，留给张兆和去理解甚至了解一下沈从文的时间也无多了。 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去世。把无限的眷恋留给了白发苍苍的三三，留给了柔美的湘西。 1987年和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中列着沈从文，当瑞典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审委员向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文化处”问起沈从文这个最有机会的候选人是否仍然在世时，得到的回答是“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人”——不幸，笼罩了沈从文整个一生。 张兆和开始整理沈的信件和一些文字，编成《从文家书》。六十多年里，张兆和一直活在一个她虚构的写信人带给她的生活里，从来不曾真正走进过沈从文，也从来不许沈从文走进自己……暮年时，像看别人的故事一样看这个陪着自己走过六十年风雨的男人。 兆和当年的话没错：“如果被爱者不爱这献上爱的人，而只因他爱的诚挚就勉强接受了他，这人为地，非有两心互应的永恒结合，不但不是幸福的设计，终会酿成更大的麻烦与苦恼。”从文当年的话也没错：“有幸碰到让你甘心做奴隶的女人，你也就不枉来这人世间走一遭。做奴隶算什么，就算是做牛做马，被五马分尸，大卸八块，你也是应该豁出去的！” 只是，人生，容不得两个人都正确。 沈从文去世后，张兆和对两人之间的婚姻做了一个总结：“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他不是完人，却是个稀有的善良的人。” 徐悲鸿、蒋碧薇丨我没有很多很多的爱,就要有 ? 蒋碧薇出生在宜兴一个世代望族的大家庭，她天生丽质，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13岁时，父亲做主为其定下了亲事，男方是蒋家的世交、苏州查亮采先生的儿子查紫含。?? 几年后，徐悲鸿闯入了她的生活。徐悲鸿早年曾与蒋碧薇的伯父蒋兆兰和姐夫程伯威同在宜兴女子学校教书，由此建立了同蒋家的联系，深得蒋碧薇父母的喜爱，成为蒋家的常客。他对蒋碧薇一见钟情，蒋碧薇也为徐悲鸿的气质和性格所吸引?。 ?这一年，传来查紫含在考试中企图作弊的消息，待嫁闺中的蒋碧薇想到自己将托付终生的夫君如此没有出息，痛苦万分，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她毅然接受了徐悲鸿的安排，一起私奔东渡，去了日本。一对如愿以偿的恋人在兴奋和喜悦中开始了美满生活。?对此我只能说，大家闺秀果然是大家闺秀，私奔的理由都这么高尚：查姓未婚夫试图作弊，并且试图未遂。回想大学看过多少女生在英语四级考场外高效精确的给男朋友发答案念选项，不禁潸然泪下。 闺秀，果然已经在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了。 蒋碧薇私奔了不要紧，她爸爸倒着了忙。她私奔前曾留下“遗书”一封。其父无可奈何，特意买了一口棺材，内装石头，并在《申报》上登了爱女病逝“讣告”，借以掩人耳目。 多少年后，宜兴城里对此事还是津津乐道。 在日本，在欧洲，蒋碧微和徐悲鸿度过了一段同甘共苦的日子，徐悲鸿作于法国的油画《吹萧》中吹箫的女子不知倾倒了多少人，而这女子的原型就是蒋碧微。也正是在这段时间内，徐悲鸿在美术界建立起了他的赫赫声名。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 1921年，留学欧洲的张道藩到德国旅行，听说徐悲鸿也在柏林，便急匆匆地前来拜访这位艺术上的同道。谁知这次会面，给他留下更深印象的是徐悲鸿的爱妻蒋碧薇，那修长的身材，白皙得近乎透明的皮肤，长可及地的一头秀发，亭亭玉立的风姿，令他久久难忘。 当年在欧洲的中国留学生中，各种政治色彩的人物都有。一些人由于看不惯国内政治腐败，又对“帮闲文人”的拍马屁举动深恶痛绝，便成立了一个“天狗会”，藉此经常聚首，联络感情。徐悲鸿夫妇、张道藩都是其中的成员。而这一时期，正值徐悲鸿才情勃发，视艺术为第一生命的他对艺术之爱胜过了夫妻情爱，使蒋碧薇颇为委屈。就在此时，张道藩则以其男性少有的细腻情感，不择手段地向蒋碧薇射出了爱神之箭。 我们不妨来看看张道藩“地下打滚升上宣传部长”的光辉事迹：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进攻苏联，苏德战争爆发。同年12月8日，日本海军偷袭美国珍珠港基地，太平洋战争爆发，英、美两国向日本宣战。重庆国民政府也随即发表文告，正式向日本宣战。美国总统罗斯福建议蒋介石成立“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并支持蒋介石担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 当时，印度加尔各答是远东空运、海运中心，美国援华物资很大一部分由此转运中国。而此时印度为英国殖民地，印度人民为争取独立而斗争。为了加强中、英、印共同抗敌，蒋介石与宋美龄于1942 年2 月4 日访问印度。随员三人中有当时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的王宠惠，蒋介石夫妇的英文秘书、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处长董显光，再一个便是张道藩。 蒋介石夫妇此行受到印度朝野欢迎。印度国大党领袖尼赫鲁与蒋介石第一次会见时，双方不是握手、拥抱，而是尼赫鲁向蒋等一行全身拜倒。这本是印度教大礼，对在这种礼节上毫无思想准备的蒋介石，一时手足无措，不知该如何应对。 正在尴尬之际，张道藩从后面跑出来，在众目注视下，对着印度国大党人员来了一个就地打滚，接着做拜倒姿式。这是印度教的回拜礼节，一下子缓解了气氛。经过与国大党谈判，蒋介石得到了印度人民在争取独立与英国不合作的前提下，“决不做不利于中国抗战的举动”的保证。此行对联合国际抗日统一战线有极大帮助，此后美英支援中国抗战的物资源源不断地从加尔各答运到中国，支援了中国的抗日战争。 而张道藩就地一滚，却得到蒋介石、宋美龄的极大赞赏。回国后这年11月，张道藩升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成为cc系担任这一职务的第一人。“张道藩地下打滚升上宣传部长”也成为当时一大内幕新闻。 回国后，蒋碧薇开始觉得生活并不是那么美好，然而上天眷顾，依然送给她一个美好的张道藩。 有“家” （by蒋碧薇） 靠徐先生的留学官费，我们在欧洲撑过了六年光阴。1925年，国内政局动荡不安，留学生官费停发，我们在巴黎进退维谷，一筹莫展。徐先生和我商量，由他返国一趟，设法筹措款项，如果成功，再回法国继续学业，我只好暂时留在巴黎等他的消息。直到1927年10月，我才终于回到了一别八年半的祖国。 1927年12月26日，我们的长子伯阳出生。徐先生对伯阳钟爱万分，我更是自己喂奶自己带，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回想过去十年的坎坷艰辛，我常常想，像我这样结合十年方始有“家”的女人，世间恐怕不多，此后，上天总不会再把我的幸福快乐剥夺了吧？——如今徐先生是一位声名鹊起的画家，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正站在他未来康庄大道的起点，用他这支如椽画笔，辟出他的远大前程，我将为他而骄傲。 回国以后，我们的经济一直很拮据，不但没有收入，回国的旅费还是借来的。这时吴稚晖先生和李石曾先生都在上海，徐先生拜见二位长者，李先生就以世界社的名义，聘请徐先生为几位元老绘像。前后花费了一两个月的时间，徐先生为吴老先生、张溥泉先生和张静江先生夫妇画了四幅画像，每幅得到两百元的报酬，其中以吴老先生的像画得最好，他非常满意，自己花钱五彩制版，复印了许多张，分赠友好留念。 1926年2月，设在南京的中央大学邀聘徐先生担任艺术系教授，徐先生表示愿予考虑，不过因为我们家居上海，他说每月只能余出一半时间在南京任教，中央大学也答应了。从此徐先生才有固定收入，中大的薪金是每月法币三百元。 我们在上海定居后，田汉便常来找徐先生商谈筹组南国社的事。徐先生在中大任教，半个月在南京，半个月住上海。自从他被田汉拉到了南国社，徐先生把他的画具全部搬过去，从此徐先生就变成了半个月在中大，半个月在南国社。除了回家睡觉，我整天看不见他的影子。 1928年7月，老朋友黄孟圭先生任职福建省教育厅长，来信邀我们到福州小游，顺便请徐先生画几张大幅的油画。徐先生很高兴地答应了，带着我和伯阳，以及一个女佣乘船南下。到了福州，孟圭先生就在教育厅里为我们准备了两间卧室，还指定了照应侍候的人。于是徐先生开始安心作画，其中最重要的是《蔡公时济南被难图》。1928年北伐，日本军阀在济南横生阻挠，蔡公时以外交特派员的身份办理交涉，竟被日军惨杀，酿成历史上有名的“五三惨案”。蔡公时是福州人，因此孟圭先生请徐先生将那壮烈的一幕绘成油画。 徐先生在福州作画两月，教育厅送了三千元的润资，我们这才把积欠的债务偿清。9月间回上海，徐先生接到北平大学艺术学院的聘书，请他担任院长，于是一个人又匆匆地赶去北平。才做了三个月，学校发生风潮，他便辞职南回。 变故 （by 蒋碧薇） 对我个人来说，1930年是一连串不幸的黑色岁月，许多重大的变故都在那一年里发生。4月间，丹麟弟病势沉重，咳血不止，三个多月后终告不治。到了11月初，姑母又一病不起，与世长辞，亲人的离去使我伤心万分。 正在心情沉重的时候，接到徐先生的来信，催我回南京。他在信上说，如果我再不回去，他可能要爱上别人了。我带着孩子到家的当晚，徐先生坦白向我承认，他最近在感情上有波动，他很喜欢一位在他认为是才华横溢的女学生，她的名字叫孙韵君，今年十八岁，安徽人，她曾在这年的暑假投考中大文学院，没有考取，于是就到艺术系旁听，徐先生对她的画作特别青睐，赞赏有加。 尽管徐先生不断地向我声明解释，说他只是爱重孙韵君的才华，想培植她成为有用的人才。但是在我的感觉中，他们之间所存在的绝对不是纯粹的师生关系。 从这时开始，徐先生便很少在家，他总是一清早去上课，下午再去画画，晚上还要到艺术系去赶晚班。我知道，他每天早出晚归，并非完全由于教学上的需要，其中还夹杂有感情的因素，因为在那充满艺术气氛的画室里，还有那么一个人。——当丈夫的感情发生了变化时，妻子都会有敏锐的感觉。但为了徐先生的名誉和前程，我不敢将徐先生师生相恋的事告诉任何人，只希望有一天，他会明白自己的身份地位，以及他对妻子儿女的责任，迷途知返。 这里蒋碧薇已经暗示了女二的出现。但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为止5角关系已经成型： 孙多慈—（师生）—徐悲鸿—（夫妻）—蒋碧薇—（暧昧）—张道藩—（夫妻）—苏珊 当年的文艺圈革命圈就是一帮固定的人，他们的爱情和床戏，就是固定的这么一帮人不断排列组合再排列组合。 1926年2月，蒋碧薇收到张道藩从意大利寄来的一封长信，张道藩向她掏出了一颗赤裸裸的爱心。张道藩的这封信使蒋碧薇陷入万分痛苦的境地，在感情与理智中间不知所措。最终，理智战胜了情感，蒋碧薇下决心关闭了对张道藩的感情闸门，十分理智地回了一封长信，劝张道藩忘了她。张道藩在极度失望中与一位名叫苏珊的法国姑娘结了婚。 然而命运的精巧安排，三年后两人又在国内重逢。此时的张道藩已当上了南京市政府的主任秘书，开始了跻身国民党上层统治集团的政治生涯。已做了母亲并怀上第二个孩子的蒋碧薇长期缺乏对丈夫理解，而徐悲鸿醉心于艺术，对妻子也少有体贴，双方性格都很倔强，甚至在一些小事上相互也不肯退让，渐渐产生了感情裂痕。 与张道藩的相见，无形中勾起了蒋碧薇曾失落过的梦幻。加上黄色小报，“花边新闻”对徐悲鸿与孙多慈的师生关系进行添油加醋的渲染，给本来已不和睦的家庭平添了一层阴影。而张道藩也始终未忘对蒋碧薇的恋情，于是，各种关系纠缠在一起，张道藩再次成为徐悲鸿家中的常客。 在异国他乡，张道藩给过碧薇几倍于她丈夫的关怀，但她还是拒绝了张道藩的求爱，道藩在极度失望中与一位名叫苏珊的法国姑娘结了婚。三年后蒋张又在国内重逢，到1937年两人第一次肌肤之亲，相爱11年终于走到一起来了。此后二十年间，两人通信竟达两千余封，不仅在异地时写信，即使同居一楼，也常常靠笔墨倾诉衷肠。蒋碧薇化名“雪”，张道藩化名“宗”，云山万重、风雨无边,两人通信成瘾。尤其道藩，哪怕在重庆的防空洞中躲空袭，也要点着灯，不写不快。他们的信现在成了情书经典。 我一直怀疑蒋碧薇有私奔强迫症，第一次的私奔的成功惯性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她的人到中年身为人母，再一次拔脚就走义无反顾奔向张道藩。 “七七”事变以后，徐悲鸿积极为抗战四处奔走呼号。为避日本飞机轰炸，蒋碧薇应邀搬到有地下室的张道藩家中。此时，苏珊携女儿去庐山避暑。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蒋碧薇终于投入了张道藩的怀抱。不久，蒋碧薇迁居重庆，但她几乎每天都收到张道藩寄自南京的信，满纸情话、缠缠绵绵，挑起她的无限眷恋，徐悲鸿在她心中已经无存了。张道藩调任教育部次长，又随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他们之间的往来就更加频繁了。 1930年，徐悲鸿和学生孙多慈相遇，发生了情感波动。孙多慈不到二十岁，考入中央大学文学院后，因慕徐悲鸿的盛名，到艺术系旁听，投师徐悲鸿门下,在绘画上具有相当的天赋。徐悲鸿与蒋碧微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摩擦，为亲近朋友所关注。在友人撮合下，1932年到1934年夏，徐悲鸿去欧洲办画展，蒋碧微陪同前往，试图借旅行斩断徐的情丝。可是这对苦尽甘来的中年夫妇却一路摩擦不断，修复感情的初衷更是没能实现。（插一句：他们在欧洲时，同住的朋友有画家黄女士张爱玲的母亲。算算时间，应该是黄女士第二次出国，已离婚。张爱玲此时在父亲和后母的家中生活。） 回国后，1936年，徐悲鸿通过关系举荐孙多慈出国留学，遭蒋碧微从中做梗，未有结果。夫妻彻底失和。孙多慈悄然离开南京。而徐悲鸿适逢广西新桂系集团三巨头与蒋介石抗衡，正搜罗天下英才，恰被邀请，遂欣然前往。至此，徐悲鸿与蒋碧微之间的关系，已经破裂，但是并没有正式分手。而这时候，蒋碧微也已感情另有所属，外出工作，力图自立支撑家庭，加速了夫妇的离心离德。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蒋碧微带着两个孩子撤退到重庆，以教书为生。1938年，随着战局的变化，高等院校也纷纷迁入四川。孙多慈一家辗转到了长沙。徐悲鸿赶去长沙与孙见面，并将孙的全家接到桂林，而且为孙在广西省政府谋到一职。这段时间大概是他们在一起最愉快的日子，他们常常一起去漓江写生，两人均创作了不少作品。几个月后，徐悲鸿在《广西日报》上刊出了一则与蒋碧微脱离同居关系的启事徐悲鸿与蒋碧微当年没有在父母亲友面前正式举行婚礼，但是此时早已生儿育女，忽然被形容成“同居”关系。 蒋碧薇浓情蜜意私奔的一段美好姻缘忽然成了同居关系，这是一件多么……喜庆的事情啊！ 知道自己被啪嗒扣了个同居情人的章子，蒋碧微的愤怒可想而知。徐悲鸿的朋友拿着这张报纸去见孙的父亲，想极力促成徐、孙的婚事。谁知孙老先生竟坚决反对，而且带着全家离开了桂林，转往浙江丽水。孙多慈在此关键时刻终于屈从父亲，在丽水的一所中学任教。 1939年，徐悲鸿再度旅行，应邀去新加坡印度讲学，一去三年。徐悲鸿与蒋碧微形同路人。 1942年，客居新加坡等地达三年之久的徐悲鸿回到国内。对此，蒋碧薇感到十分尴尬，作为徐悲鸿的合法妻子，她无法拒绝丈夫返家，但她已成了张道藩的情妇。她无力摆脱困境，写信给张道藩，倾诉自己无所适从的矛盾心理。张道藩回信提出四条出路，即：一、离婚结婚(双方离婚后再公开结合)；二、逃避求生(放弃一切，双双逃向远方)；三、忍痛重圆(忍痛割爱，做精神上的恋人)；四、保存自由(与徐悲鸿离婚，暗地做张道藩的情妇)。结果，蒋碧薇选择了最后一条路。 同年6月，徐悲鸿来到重庆，此时他并不十分清楚蒋碧薇的变化，试图与之破镜重圆，许多同人也纷纷出面说和。但蒋碧薇打定主意分手。1942年，徐悲鸿抵重庆，有意挽回和蒋碧微的婚姻。蒋碧微决不愿“再和一个要恶意遗弃我的人共同生活”，她希望徐“另找女人”。而这时的孙多慈，已迫于父命嫁人。 1943年，徐悲鸿为中国美术学院招考女资料员，他亲自选中十九岁的廖静文。 1944年，徐悲鸿再次登报宣布与蒋分居，接着又登报宣布与廖静文订婚。1945年底，他们终于办完了离婚手续，徐悲鸿答应了蒋碧薇的一切条件，并赠送早年在法国为蒋碧薇画的一幅肖像《琴课》。此时，苏珊也得知真情，她多次要求张道藩与蒋碧薇断绝关系，否则，就要离婚。张道藩从不理睬，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张道藩又不能与苏珊离婚。 在这之前，徐悲鸿在报上刊登了一则声明：徐悲鸿与蒋碧微女士因意志不合，断绝同居关系，已历八年。中经亲友调解，蒋女士坚持己见，破镜已难重圆。此后徐悲鸿一切，与蒋女士毫不相涉。兹恐社会未尽深知，特此声明。正当廖静文和悲鸿准备结婚之时。蒋碧微忽然提出要办理离婚手续的要求，并向徐悲鸿索取现款100万元，古画40幅，徐悲鸿的作品100幅，作为她今后的生活费，此外，还须将每月收入的一半交给她，作为儿女抚养费。 徐悲鸿和蒋碧微没有办结婚手续，不存在要办理离婚手续的问题。因此律师一再说，除了负担儿女抚养以外，对她那些要求都可不予置理。但徐悲鸿在对待蒋碧微的态度上，从来是忍让的，他永远未能忘怀和蒋碧微最初的爱情和在巴黎那段艰苦的生活，所以决定竭尽所能来满足她的愿望。 于是，他又开始日夜不停地作画。他不仅要画100幅国画给蒋碧微，而且要画一批画出卖，以筹足100万元。徐悲鸿画的第一批国画50幅完成后，送交蒋碧微。另外，还有40幅徐悲鸿收藏的古画，其中有她点名要的任伯年的杰作《九老图》，及现款20万元也同时送去。后来蒋碧微又重提办理离婚的事，并且说原先付给她的20万元，她已花光了，要徐悲鸿再付给她100万元，和100幅画，原已付的50幅画也不算数了。此外，还提出每月付给儿女抚养费每人2万元。 当时，徐悲鸿虽是最高一级的教授，但每月薪金也不到2万元。于是，廖静文进城去找郭沫若夫妇商量，郭老介绍她去找沈钧儒律师。沈钧儒很同情徐悲鸿，答应承办此事。他说，本来同居关系不必办理什么手续，但为了避免蒋碧微纠缠不休，还是立一个正式字据了结为好。 沈钧儒律师为此事奔走、磋商，但蒋碧微对她所提的苛刻条件毫不让步。最后，徐悲鸿又只好完全按照蒋碧微的条件达成协议。除已付的20万元、40幅画和50幅徐悲鸿的作品外，徐悲鸿再一次付给蒋碧微国币100万元，国画100幅；儿女跟随蒋碧微生活，每月由悲鸿付给每人抚养费2万元。 那天，由沈钧儒律师到场作证，双方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徐悲鸿除了带给蒋碧微的100万元和100幅国画以外，他还将一幅油画《琴课》送给她。那是描绘蒋碧微在巴黎时练习小提琴的油画，他知道蒋碧微很喜爱这幅画像。 1949年初，国民党要员纷纷逃离大陆，身居国民党中央常委、中宣 部长的张道藩亲自安排蒋碧薇去了台湾。根据当年她与徐悲鸿离婚时达成的协议，一对儿女都归蒋碧薇抚养，但他们都先后加入了革命阵营。日后的蒋碧薇只得以情妇的身份与张道藩相伴。但是蒋碧薇毕竟不是张道藩的妻子，不能与他一同公开出入社交场所，也是十分孤单。此时，茫茫人海，蒋碧微真的除了张道藩，一无所有了。 1949年1月，蒋介石在南京宣布“下野”，退至浙江奉化老家。南京危在旦夕。张道藩在此之前，先行将苏珊及其母亲女儿送到台湾高雄，与在港务局任职的姐姐姐夫同住。初春，张道藩与蒋碧微由南京去杭州，度过两个半月的“神仙生活”。3月，国共“和谈”破裂，国民党中央政府迁往广州。4月，张道藩安排蒋碧微先到台北，5月底自己和国民党政府由广东撤退台湾。 1949年到1950年之交，苏珊的姐夫调到大洋洲的法属新克里多里亚岛上去工作，苏珊见张道藩毫无回头之意，索性和母亲女儿及张道藩六妹舜琴一起也去了新克里多里亚岛居住，谁知在此一住就是漫长而痛苦的十年。 这十年，张道藩历任交通、内政、教育各部次长部长，1954年官至立法院院长，又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张道藩与蒋碧微在这个时期，在台北朝夕相守，俨然夫妻。 不过，蒋碧微心中未尝不明白，自己的幸福毕竟是建筑在苏珊痛苦的基础之上的，一份愧疚不安难于解脱。苏珊为了挽救自己合法的婚姻，也曾向蒋介石状告丈夫的婚外恋，曾经劝解过徐悲鸿和蒋碧微的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奉命对张道藩劝说，又找蒋碧微谈心。 1953年9月，一代大师徐悲鸿谢世，蒋碧薇得知此情时，身边还珍藏着早年与他同在巴黎生活时购买的怀表，泪断如珠。由于精神上无所依托，不久，她又全副身心地回到张道藩身旁。 张道藩为了避免家中的麻烦，将苏珊母女远送到澳大利亚养病，从此毫无顾忌地与蒋碧薇住在了一起。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蒋张之间的恋情好似一盆燃烧日久的木炭，温度渐渐低下来了。蒋碧薇日益感到张道藩心事重重，大有倦鸟思归之势。1958年底，张道藩表示要去澳洲看望苏珊。蒋碧微借故先行一步，1959年1月去南洋探亲。临行前，她煞费苦心，给张道藩写了一封长信，希望能重新燃起他们之间的恋情之火。（另有一说，此信表示使张道藩家庭恢复完整是她十年来一成不变的心愿，她希望待她从南洋回来后，二人便分手。） 蒋碧薇的回忆录我并没有看过，所以无法得知究竟此信意图为何。 1959年3月间，张道藩从澳洲回到台北。晚于丈夫一年余，1960年4月，苏珊和女儿及张道藩六妹也回到台北，张道藩与妻子女儿入住立法院公宅新居。这一年，张道藩六十四岁。 张道藩是个政客，但也是一个文人。他始终未忘学术研究，先后著有《近代欧洲绘画》、《三民主义文艺论》、《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等，被称为“三民主义文艺理论家”。晚年，张道藩在台北写过一本回忆录《酸甜苦辣的回味》，其中“红云出岫非有意，落叶归根实有情”一句，表现了他对故乡一缕情深，却游子难归、思绪万千、一生矛盾的心情。 而蒋碧微六十有二，在台湾岛开始了孤身一人的生活（又有一说是与两个姨孙为伴）。蒋碧微撰写自传，1966年出版了回忆录，全书五十余万字，上篇为《我与悲鸿》，下篇为《我与道藩》。在下篇中展示了她与张道藩的长达十五、六万字的情书。 有人说，情书的公开，成了张道藩的催命符。我倒不这么看。也许由于从小受到的教育，我一直对政客张道藩毫无好感，再加上他介入大师的家庭，也就是俗称的第三者，33，小3，男小3。可是读了他们的书信，倒觉得抛开政治理念，这也是一位性情中人。虽然陷入一场违反道德的感情，但是到底是真情一片，也没有什么可羞耻的。 1968年6月，蒋碧薇听说张道藩病危，便匆匆赶到台北三军总医院。这是他们自1958年分手后第一次单独在一起。1968年6月12日，张道藩在台北告别人间，享年七十二岁。蒋碧微孤独地又活了十年，1978年2月16日去世晚于张道藩十年（1968年）、迟于前夫徐悲鸿二十五年（1953年）。 而张道藩的法国太太苏珊，下落如何，竟没有确切消息。整场感情悲剧里，最可怜的就是她。 不管从哪个角度去看，我都不能理解蒋碧薇。 她抽烟，用琉璃或汉白玉的烟嘴把白白的香烟夹在修长的手中，抽得优雅而节制。她剪齐耳的短发，流的刘海在眉骨以上，恰能露出她狭长的有些肿眼泡的细致的眼睛。她很高，和一般男人站在一起时就显得很有压迫感。她学问渊博治学谨慎，为人妇时贤良恭俭，为人母时温婉德善，受伤害时默不做声。这很是她这样的女人的性格使然。也由此替她赢得了围绕她一生的与张道藩的爱情——张道藩的爱情就是——一生让这个女人做了自己的情人！ 不管以任何的理由去解释，我都不很理解张道藩。 1959年，蒋碧微与张道藩分手。徐静斐忿忿地说：“张道藩不是答应六十岁跟我母亲结婚吗？到了六十岁，张道藩请了许多客人，给我母亲办六十大寿。祝寿的热闹结束了，把客人都送走了，我母亲就问他，几十年以前，你不是答应吗，六十岁跟我正式结婚，今天我已经六十岁了。你应该兑现你的诺言啊。张道藩不表态，不吭气。我母亲是有脾气的嘛，一生气，就跟张道藩大吵一架，以后就分手了。” 爱是什么呢？只是一个传说！ 如蒋碧薇这样的女人，对人生不伎不求，不愠不怨，却也只是，做了那个政治家的情人。张道藩曾经几次说起因为爱她不能而一死以报知己，却终是存留在纸上的理论而已。到最后却依偎在苏珊的怀抱中老去。 蒋碧微聪明之极，生活中她绝对不饶人，有众多知情者为证。但回忆往事，她却是个弱者的角色。对于徐悲鸿与孙多慈，她似乎得理不让人，还有些事出有因。而她指责徐悲鸿与廖静文，就很荒唐了，此前她与张道藩海誓山盟，情书不断，已然失去指责的资格。 但是，事实就是事实。蒋碧微能把手头所有徐悲鸿的信，哪怕一张小纸片，也像保存徐悲鸿画一样保存到晚年，这让人感觉到他们之间的微妙，虽然各奔东西，却是藕断丝连，台湾愿意出她与徐悲鸿的书，其实也是一例。蒋碧微回忆录对徐悲鸿不是一味贬低，尤其是徐悲鸿在欧洲求学的刻苦，以及她很反感徐悲鸿只顾画画的痴迷，还有她与徐悲鸿在生活细节上的分歧与矛盾，毕竟保留了青年徐悲鸿的形象。 蒋碧微笔下的徐悲鸿，与廖静文笔下的徐悲鸿，似乎大相径庭。细细一想，她们写的，其实都是真实的徐悲鸿。 蒋碧微说的徐悲鸿，两手空空，一无所有，有的只是吃苦的毅力，忽略身边爱人而疯狂学艺，倔犟，自恋，偏执，这是一个年轻时候的徐悲鸿，一个未被认可的艺术家。而廖静文笔下的徐悲鸿，善解人意，体贴入微，作画已入佳境，又能够珍视天伦之乐。这是一个晚年的徐悲鸿，一个功成名就的绘画大师。 假如蒋碧微遇到的是晚年徐悲鸿，他们婚姻会解体吗？ 至于孙多慈，不知道如何描述这个女人，因为太安静太沉默了。她是与悲鸿生命有关的这三个女人中，唯一没写回忆录的一个。徐悲鸿去世后，她偷偷为徐悲鸿守过三年孝，还曾经在巴黎和新加坡追随徐悲鸿的足迹。但这些都是传说，孙多慈只字未说，她对徐悲鸿的感情，除了她曾经写给他的几封信和几首诗，没有留下其它任何形式的表达。 洪君彦、章含之、乔冠华、朱一锦丨洪晃那一 ? 故事的核心人物是洪君彦和章含之（民国最后一个green tea bicth，王安忆笔下鲁豫口中的“民国最后一个名媛），故事的主要关系是洪君彦的三次婚姻和章含之的两次婚姻，以及由这五次婚姻牵扯出来的一大堆人。 洪君彦这辈子婚姻很不顺，直到老年才算享了晚福： 洪君彦的第一次婚姻：洪君彦－章含之，女儿洪晃； 洪君彦的第二次婚姻：洪君彦－朱一锦，电影五朵金花的主角之一，曾与马克坚（中国足球协会副秘书长、国家足球顾问）结婚，生下女儿马葭； 洪君彦的第三次婚姻：与北大的一个女生，洪君彦生平最幸福的一次婚姻，幸福终老。 洪君彦可说在婚姻上是命运多舛，蓝颜薄命。 洪君彦出身名门，年纪轻轻地就跻身主流学术界，27岁就当了北大的教研室主任，据说是北大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教研室主任，加上面目英俊风度翩翩，引得无数女青年尽折腰，秋天的菠菜那是送了一车又一车啊，但洪君彦坚贞不渝不为所动。 洪君彦很早慧，17岁就考上燕京大学（我辈惭愧～），遇上了当时才14岁的女中学生章含之。两人一见钟情，洪君彦一直等着章含之长大，后来二人成婚，有了女儿洪晃。 【摘自洪君彦个人传记】 我与章含之相识、相恋时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政治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有志青年都自觉自愿地投身到革命的大熔炉中锻炼、改造自己。我与章也不例外，从此我们的交往从谈情说爱的小资产阶级情调逐渐转变成革命伴侣似的互相勉励，共同进步。 这段只羡鸳鸯不羡仙的事情不多说，不是重点，总之就是洪章二人有过一段好日子。 【摘自洪君彦个人传记】 一九五三年章含之突然病了，扁桃腺发炎，发高烧至四十度，近乎昏迷。她迷迷糊糊地说一定要见我。她家人就设法打电话到北大，通过我的同事找到我。那时她把我当作唯一的亲人也有个原因，就是在她病前不久她刚得悉章士钊夫妇不是她的亲生父母。她正为此苦恼，情绪极不稳定，心情很坏，有我陪伴她，开解她，使她感到特别亲近。 一九五三年章含之十八岁时，一天她同母异父的哥哥谈□明拿了一张章襁褓时在生母谈雪卿怀抱中的相片，来与她相认。谈明当时在北京中央乐团任定音鼓手，打听到章家的住址找来了。章含之第一次知道自己的身世，感到非常震惊。当她知道章士钊夫妇并非自己的亲生父母，而生母还在世时，她觉得自己长期受欺骗，委屈得不得了。她一边哭一边向我诉说身世，说自己从小到大没有得到母爱。她当时已加入了共青团，思想很偏激，正在和章士钊“划清界限”。因此把怨恨全记在章士钊夫妇身上，甚至想与养父母脱离关系。 为此，她写信给当时任职中央政治委员会主任的彭真。彭真见到她在信中要求与养父母脱离关系，就派秘书见章，劝她要正确对待。告诉她：生母虽然和她有血缘关系，但抚养她成人，培养她成长的是章氏夫妇。 关于她得悉自己的身世，关于她到上海与生母相认，章氏夫妇至死懵然不知。 章含之，鲁豫曾用四个头衔概括过： 总督孙女——民国安徽都督陈调元公子的私生女； 总长女儿——段祺瑞政府司法教育总长的养女； 主席老师——太祖70岁时的英语家教（共30个小时左右，含聊天时间）； 部长夫人——前外交部长乔冠华60岁时娶的续弦。 章的养母“奚翠贞不能生育，1936年抱养了一个遭遗弃的私生女，当时8个月，原名王秀兰，即后来的章含之。”（章士钊大儿子语） 小王秀兰的生母名谈雪卿，——上海滩交际花，曾是永安公司康克令金笔专卖柜台的“导购小姐”，人称“康克令西施”，被一“小开”始乱终弃，“小开其实早有婚配，而他那沪上巨贾的父亲，并不认可容忍儿子的婚外情”。（素素《前世今生》） 章含之对生父闪烁其词，本人又不明说，旁人就只能发挥想像。 比如说，也许其生父，根本就不是那个赔了五万元的小开，当年根本就没在报上露过面。理由是，近几年有传言说其生父是军阀陈调元之子。 即便章含之的生父是军阀陈调元的儿子，章含之把“总督孙女”这四个字拿出来说也是很不光彩的，因为陈家并没有公开承认过她。 至于章含之生母，康克令小姐谈雪卿，那就实在有点太强大了，“章含之同母异父的哥哥来找她”，难道谈雪卿在生章含之前，还有过小孩？这女人也太强大了，都有小孩了还能做交际花把小开迷得七荤八素。 章含之生母：谈雪卿 谈雪卿一辈子就是个典型的旧上海的虚荣女人吧，不过靠自己的美貌靠男人一直活得不错。当年生章含之的时候，对方是要这个孩子的，但是谈雪卿不给。 后来改嫁，嫁给一个进出口商，过得还不错。章含之嫁给乔冠华以后，把生母接到北京去坐红旗轿车，老太太也觉得很风光。 文革后章含之失势，投奔生母，老太太这回又劝女儿改嫁。 章含之生母就是一个现实、虚荣的小女人。不过也不能怪她，她不是龚澎那样独立坚强自主，能靠自己活得好的女人，只好做一支依附的菟丝花。 章含之在这点上，跟她妈还是有点相像的。 文革开始时，北大首先遭殃，洪君彦受到冲击，洪君彦和章含之的婚姻走入死角。 1966年8月19日，红卫兵押着洪君彦到史家胡同被抄家，红卫兵在翻出了毛主席亲笔信后罢休离去。这天，夫妻见了面，章觉得丈夫阴阳头丢人没面子，骂其怎么不去死，让洪多年后仍耿耿于怀。相比之下，章老和女婿互说牵连了对方，鼓励他要想得开，让洪倍加感动。 据洪君彦说，章含之不但和他划清界限还和别人有染，但章含之又说洪君彦有外遇（反正两 人都死了，死无对证）。总之洪章二人的婚姻走到了尽头。章含之另嫁乔冠华，成为炙手可热的红人和外长夫人，此为后话。 1970年是章含之时来运转的一年，34岁的章含再次被毛主席召见，要她去湖南干校负责教改工作，9岁的妞妞（洪晃）没有外婆照看（69年章老夫人去世）了，章含之动用关系把她送到北外附属学校读书。同年9月，被整生病的龚澎去世，乔冠华悲伤不已。 1971年3月，干校归来的章含之又被太祖召见，并钦点她进了外交部（据说毛当时扶植了一批亲属进入外交部，有王海容、章含之等五朵金花，可以直接“通天”）。从此，本是大学英语教师的章含之就这样迅速蹿红，开始了她的“外交”生涯。7月，大病初愈后的乔冠华也回到外交部工作，担任副部长。 71年是一个重要年份，国内林彪叛逃失败，国外外交恢复并大有进展，顺利回到联合国。10月，基辛格访华（为尼克松访华打前站），在接待的筹备会上，乔认识了章，得知其是章老之女。11月，乔作为代表团团长出席联合国大会，章也被钦点为翻译人员之一。大会期间，在一个临时与布托会面中乔找章做翻译，结果章翻译的很糟糕，被乔骂了一通；后来因为章送一个文件，乔没时间看数落了她几句，章还给气哭了，同朋友说还不如回去当教师（从旁可见她当年的“外交业绩”）。 到了8月，又开始准备联合国大会事宜，乔和章再度见面，开始频繁交流（章说是乔对她有好感，其他当事人说是章主动靠近乔），但似乎乔还不知道章的家务事。据洪晃回忆，大概就这一两年间，洪君彦好像已经回校教书了，但夫妻两人见面就往死里吵架，不知道是洪另外有了人，还是章的缘故。 紧接着9月的一天，代表团临出发的头一天，太祖和代表团见面，忽然当着大家的面批评章含之“要面子”、“丈夫外面有人了”、“为什么不离婚？”、“要解放自己”等话语。章尴尬后立刻表示“主席批评的对，我回去就办！”，毛表示鼓励——就这样，乔冠华知道章“婚姻不幸”要离婚了，据说从此动了心思。 在外出大会期间，乔约章听音乐，为其写诗（晚风孤夜深秋院，隔江人在雨声中）、担心其回程的飞行安全等等。回京后也是电话不断（章自己说两人只是聊天，没有说到爱情——你信么？），并催促问章离婚办得如何了，还表示了求婚（章还推辞拒绝了一下，呵呵，欲说还休？）。 乔冠华最为人道的平生得意事，是1971年11月中国重返联合国，第一次率中国代表团出席第26届联合国大会并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全面阐述了中国的外交政策。 乔当时处于事业巅峰，他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大会上仰头大笑的场面，他的激情演说，令他成为国际风云人物。 接下来的73年发生的事情实在太多，一一写来： 1.离婚：3月，洪君彦和章含之正式离婚，时年章38岁，洪41岁，23年情分随风而逝，，洪的要求是把女儿送到国外去。这两年期间，都是洪周末陪女儿骑自行车什么的，感情很深。当然，有乔冠华的关系，洪晃就在12岁这年作为外交部特选的红小兵空降去了美国（想想国内水深火热的老百姓生活，实在太过对比）。章离婚的消息很快被60岁的乔得知，乔大喜。80岁的毛老人家也得知，连夜送了一大筐苹果表示祝贺！ 2.定情：离婚后，章含之说王海容传话说毛不高兴她和乔谈而觉得有压力，从而拒绝乔，结果乔因为某夜找不到她而喝醉，让她动心了。随即两人感情逐渐稳定，还见了章老，章老也很喜欢乔，还给了一万元（柳文的稿酬）作贺礼。但是乔的子女非常反对这段感情，30岁的大儿子认为章在政治上很不成熟，不能帮助乔（从后来的事情看，大儿子眼光很准），不合适。二女儿则觉得龚澎才走了两年多父亲就要找个小22岁的女人当继母很“对不起妈妈”。章为了不让屋里挂龚澎的照片而吵闹，要和乔过二人世界容不得子女，最后逼得一对儿女搬家走了。当时大儿媳妇正在怀孕只好搬回娘家，女儿去了单位集体宿舍。 章含之是个厉害的后妈兼后妻，做了一些无法挽回令人齿冷的事情，以至于乔家的人至今不原谅她。 3.逝世：章老借探亲去了香港，为台湾事情斡旋，7月在香港病逝，享年93岁。章含之带妞妞去香港处理后事。章士钊一生是非浮名众多，在近代中国的风云变化中，一个文人，无论是当门客，当说客，能相对优越的活到如此高龄寿终正寝，有许多值得思考之处；其教育子女说过要“做人要心存善良，切莫加害他人”，能广结善缘，可能是其幸运的因素之一吧。 4.搬家：香港归来，大哥章可表示要搬出去住，章含之就在外面给他找了房子，翌年60岁的章可结婚，72岁去世，留下大量书画。章可一生画画为伴，40岁的时候被章含之揭发纳粹情结被搞得很惨。不太明白为什么是亲生儿子章可搬出去，而留下养女章含之居住？估计和当时章含之正在外交部大获提升，红极一时有关？ 5.外交：据说6月毛一次谈话说可以有女大使，章就可以当加拿大女大使（当年龚澎被整的罪名之一就是想当女大使）。一去三五年，章不想和乔分开，以爱情为由回绝了（这也是她多次提起自己为爱做的事业牺牲，呵呵）。乔8月当了中央委员，10月二人同去纽约开安理会，在外生活很惬意。11月基辛格要再次访华，周恩来催乔冠华赶紧回去，结果章觉得乔回去会卷入政治纠纷，劝他以安理会事情忙为由别回去，躲开这件事。乔犹豫后果然照办，结果被总理严厉批评，赶紧回去准备接待。这就是章“外交”业绩和水平，乔失去龚澎真的损失太多！ 6.批周：11月底，就中美关系处理不当为由矛头直指周恩来，开始批周。在这次批斗会上，乔和章二人为了自己的政治安全，居然向总理发难，成为发向总理的一颗炮弹。如果追随总理30年的龚澎地下有知，该如何相信这就是大受总理保护和信任的丈夫乔冠华的所为，这和毛一手扶植起来的章的影响难逃干系！也因为此事，外交部其他多人的回忆录中都认为乔章二人此举太没有良心。 7.结婚：12月11日，乔冠华搬入史家胡同，二人正式结婚。还是说这房子，是周总理照顾章家，说房子继续让亲属居住，让乔冠华以后就搬来史家胡同住四合院吧，比较宽敞。结婚之时，二人刚批过周，不知住进这总理关怀下的新居有何感想！ 73年就这样过去了，这一年真的发生了太多的事情。转眼进入1974年，这一年过的很舒服，章含之被钦点进入外交部，三年来一路飞升，从科员、副处长、处长、副司长，走完了别人20年的仕途。章把这归结为自己的能力和奋斗，明眼人一看就知为何了。 75年，外交部人事斗争日益白热化，且全国处于“批邓”高潮，“四人帮”暂居上风之际，章含之再次将命运寄托于与毛的私交，以“我们”（章、乔）之名，上书告发两名“敌人”——当时外交部的“通天人物”唐闻生、王海容。可此招实在不高明，这封信彻底断送了二人的政治前途，被毛指为“借刀杀人”，从此章在毛处的地位一落千丈，也加速了二人投靠四人帮。 76年，周恩来逝世，然后毛主席逝世，10月四人帮倒台，查出来的拟定名单上乔被任命为副总理。乔被隔离审查，77年初章也被隔离审查，3月乔心脏病发作入院——章的外交生涯就此落幕，时年41岁。 受其牵连，洪晃也被从美国弄了回来，倒是父亲洪君彦继续来陪伴她，洪晃三年后再去美国留学，也是父亲一手联系的，还专程去探望在校可好。 洪晃的这段自述非常感人： 我和我爸爸的亲情是在自行车上培养的。我那时候每个星期日的傍晚都要从史家胡同赶回外语附校，我爸爸总是陪我走，我坐车，他骑车，每当我坐的公共汽车赶上他的时候，他都要狂蹬一阵子，逗得我哈哈大笑。我那时候坐111路，到动物园倒车，再坐332在魏公村下车，下车以后要走一段路，每次我爸爸都用自行车带我进去。我坐着他的“二等”和他聊天，觉得我爸爸是天底下最有意思的人。 这段描写，有点像朱自清的背影，虽然平淡不留痕迹，但描写的父女挚爱非常感人。 洪君彦是个伟大的父亲，他真正地给了女儿人生的转折——高等教育、海外经历。洪晃和父亲的关系，更像平等相待、坦诚交流的朋友，她在自己的文字里，经常提到父亲洪君彦，对她来说，父亲洪君彦的外表、学识、性格，都充满魅力。看到这些，总是不可遏止地冒出这样的问题：父亲那么好，母亲也被她描述得那么好，为何不能长相厮守？ 洪晃曾经向父亲抱怨，认为父母离婚让她这辈子不能愉快，他开导我说：“其实你自己活好了就行了，干嘛老想父母的事儿。”别人都说这句话好不负责任，洪晃倒是觉得，“这句话救了我，以后我真的活得挺好的。” 乔住院期间，颇受邓小平关照，于79年2月出院回到了史家胡同，乔章二人期间780多天未能谋面。接下来的5年生活在四合院内度过，就很平淡了，章含之一直照顾乔，一同生活，直到83年8月乔去世。 93年，章含之开始陆续发表文字（作为乔冠华的遗孀，章含之写了不少回忆的文字）。 94年，章出版了《我和乔冠华》一书，并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 95年，洪君彦为章含之对其离婚情节不实的描写表示不满，找过洪晃诉说，女儿劝其写一篇《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因为不久后章含之病重而作罢。 06年，母女二人出演电影《无穷动》，据说为此章含之被称为“时尚老太”，这倒是圆了她从小相当一名演员的梦。 07年，章含之开始给自己写自传。 08年，章含之因病逝世，媒体竞相报道，称其为“杰出女外交家”、“民国最后一个名（biao）媛（zi）”。 章的工作能力与为人，看老外交部的人之后的聚会都不会有她的参与就能窥见一般。 这其中又牵扯到一位杰出的女性，——乔冠华前妻龚澎。 龚澎在外交事业上，不但资格老，能力强，而且地位非常高。龚澎身上有很多耀眼的光环：她是新中国第一代杰出的女外交家、外交部首任新闻司司长，外交部建部44年来任期最长的司长。 1939年，她与曾在德国留学8年、同在秘书处工作的刘文华结婚，30天后龚澎便奉中央之命调往重庆。1942年5月日军进攻太行山，刘文华在行军途中因阑尾炎无药医治而牺牲。 1942年末，乔冠华来到重庆，在曾家岩50号见到了周恩来，也认识了龚澎。他们相识相爱，于1943年9月结婚了，朋友们戏称“断肠人找到了心上人”。 1960年斯诺冲破种种阻力重访中国，周恩来总理指定龚澎负责接待工作。 1965年毛泽东主席接见斯诺时，仍是龚澎和乔冠华陪同斯诺走上天安门。 1954年和1960年，龚澎两次出席日内瓦会议，1964年跟随周恩来总理出访亚非14国，担任新闻组长和首席发言人。 1970年9月20日，不到56岁的龚澎因脑溢血去世，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正一室。被安放在这里的女性，仅有她和前卫生部部长李德全两人。目前没有达到部长级别而能享此哀荣的，也只有她与“铁人”王进喜二人。 龚澎为人光明磊落，一身正气，这点是章含之、乔冠华望尘莫及的。文革中，被揪走的乔冠华秘密打来电话问龚澎，“造反派”逼自己写材料怎么办？龚澎不加思索地回答：“不要写任何东西，你要是写了东西就不要再进家门。”真是掷地而作金石声，难怪不少资深外交家都赞叹在政治上龚澎要比乔冠华强得多！乔冠华恃才傲物，锋芒毕露，在大是大非的原则立场问题上，在处理问题的坚定、果断上，乔冠华确实稍逊一筹。后来与章含之结合后，更没有什么立场可言。 如果龚澎活到文革后，乔冠华绝对不至于晚节不保，在政治上犯这么严重的错误。 可以说，只要龚澎活得长一些，她的外交生涯未必比乔冠华逊色。 章含之是个什么样的后妈？ 乔、章的结合只能是两人世界，子女必须搬出，在这个二人世界中，前妻龚澎的所有相片被摘下，龚澎所生的子女也必须搬离。换言之，在乔冠华和章含之的二人世界里，龚澎和龚澎所生的子女就像灰尘一样，必须抹得干干净净。 乔宗淮问：“爸爸，您的意思是……要我们搬到哪儿去呢！”，乔冠华的回答具现代意识：“我年轻时很早就出家独立，我自己离开父母外出闯世界的时候比你现在要小得多啦。” 紧跟着的一件事，迫使宗淮兄妹不得不被迫仓促搬迁。 一天，乔松都下班回家，掏出钥匙开门，插入锁孔却久久不能转动……她惊诧地发现门锁已被换过了！直到老保姆买菜回来，为她开了门，直言相告，是她的父亲乔冠华换了锁。事实十分清楚，父亲要和后妈过二人世界，这个家已经容不下兄妹二人。乔冠华的前妻龚澎所生的儿子乔宗淮、女儿乔松都、怀孕八个月的儿媳彭燕燕必须另觅住处。 迫在眉睫的情势，使得子女们在最短时间内想出解决办法，乔松都必须搬入她当战士的北京262医院集体宿舍去。乔宗淮带着他怀孕八个月的妻子，暂时搬到妻子娘家。父亲的绝情伤进了子女的心，乔宗淮决定搬家而不必通知父亲。 1973年9月底的一天，中共第十次党代合召开的前夕，忙碌的乔冠华不在家里.乔宗淮、乔怀着八个月身孕的妻子、乔宗淮夫妇俩的朋友北京电影学院学生王立行，三人乘坐一辆卡车回到北京报房胡同的外交部宿舍准备搬家。车子的提供者也是宗淮的朋友，当时的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兼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王铮的儿子王苏民。 搬家举动惹来了外交部宿舍一大群人驻足围观，两个男丁和一个孕妇从屋子里吃力地搬动物品。据说后来当时驻日大使韩克华的儿子韩燕生走出人群帮了一把手，再后来驻捷克大使曹英的儿子曹吉东也帮了忙。大约一小时后，装得挺满的中形解放牌卡车呼啸着绝尘而去。车上装载着乔宗淮夫妇俩的小家当：一张木制双人床及被褥，一套桌椅，乔宗淮的—个箱子，乔松都的两个箱子和彭燕燕结婚时作为陪嫁的四个箱子，外加属于他们去世的母亲龚澎女士的两个箱子，还有一个红木双门玻璃柜，那是在乔宗淮结婚时外交部驻缅甸大使姚仲明送的结婚礼物。 乔宗淮夫妇俩负气拿走父亲的一打唱片（也许乔宗淮觉得儿子拿老子几张唱片没什么）， 据乔宗淮妻弟回忆是二三十张左右。但章含之回忆录说是500张。 乔宗淮带着妻子，搬回娘家。那会儿，彭燕燕娘家情况并不好，寡母带着3个孩子住在父亲生前留下的、位于北京北海后门的一座小小四合院里，靠母亲一人的工资支撑一家的生活。然而乔宗淮一家人仍然受到娘家全体欢迎。从那时起，乔宗淮一家在丈母娘的小院里度过了七个年头。 搬家的时候，龚澎在女儿幼年时代母亲送给女儿的一架浅色钢零，未能搬出（可能是因为装不下，人手又少，搬不动）。据说乔松都本想稍后来拿回钢琴，但后来乔冠华结婚搬出外交部宿舍时这架钢琴不知下落。没有人知道，是乔冠华还是章含之遗弃了这件遗物，以及为什么。直到多年后，乔松都再见到乔冠华时仍含着泪水直斥：“我最不能原谅的就是你弄丢了妈妈送给我的钢琴！” 而这次未告知的搬家，使得乔冠华及章含之怒火中烧。很快，当时的公安部长李震的儿子知会乔宗淮妻子娘家：乔部长的夫人(其时章还未嫁入乔家)打电话找到他父亲，称：在党的“十大”期间，外交部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乔部长家被盗，所有东西洗劫一空。首犯是乔宗淮，要求公安部立即拘捕乔宗淮。乔宗淮十分紧张。而丈母娘这时候拍案而起：“他敢！公安部不是他乔冠华家开的!” 松都也受到了报复。 她那时已通过天津医学院的入学考试，正在准备从北京军区262医院升入大学。而在此时北京军区司令部值班室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记录上这样写着：外交部乔部长家里一位妇女来电，转达乔部长对女儿上学一事的意见，要求军区领导改变乔松都升入大学的决定，希望乔松都继续留在基层锻炼。北京军区领导的意见是尊重基层的原有决定，这个电话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之所以乔家子女得知了这个电话的内容，是因为当时北京军区副政委陈正湘中将恰巧是彭家二女儿（乔宗淮妻子娘家）的公公。 乔、章的婚烟造成了乔冠华与子女的分离，这是当时人人皆知的事情。1973年之后的乔冠华似乎异常忙碌，他很少和子女联系。 乔松都曾因淋巴腺肿瘤作切除手术，当她一个人孤伶伶地躺在医院时，父亲竟从未去看望过她。想到昔日这个小女儿在家中被父母娇宠的情形，每个人都觉于心不忍。 这就是为什么乔家的亲戚朋友全部不原谅章含之的由来。 后来乔宗淮子承父业，现任外交部副部长。当年章含之把他扫地出门的时候，可能没想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吧。 龚澎地下有知，看到有子如此，也应欣慰。 文革结束后，洪君彦娶了他的第二个老婆朱一锦，电影五朵金花中的拖拉机金花，据说也是当年除杨丽坤外最美的一朵金花。 朱一锦也不是个省油的灯，洪君彦和她的婚姻也没有维持几年，二人离婚后，朱一锦不知怎么折腾去了美国，好像嫁了个美国老头，那是后话。 朱一锦是真正的名门，其母为云南四大美女之首，其父在蒋经国的回忆录里都有提起，朱一锦曾经是刘少奇儿子的意中人，可惜后来刘倒霉了，但是美人的一生因为美而过得还是非常不错。 朱一锦的第一任丈夫：马葭她爸马克坚，没啥可说的，超级牛粪一坨。女儿马葭是大陆娱乐圈著名的女强人，女婿景岗山是过气歌星，马葭又是李亚鹏的经纪人，王菲和李亚鹏的联姻，就是她介绍的。有人说景冈山的儿子漂亮的像混血儿，其实只是遗传到外婆的美貌啊。 朱一锦的美貌没传给女儿，却隔代给了外孙——景天一，让我们这些旁观者没那么遗憾吧。 洪晃对这个后妈的形容是“漂亮得跟妖精似的”，洪晃不喜欢这个后妈，请看她的自述： 1977年我从美国回来，妈妈被隔离审查了，我周末只好和爸爸、美女后妈一起过。我后妈叫朱一锦，漂亮得跟妖精似的，曾经是电影《五朵金花》里的一朵。本来我就不漂亮，她就干脆雪上加霜，经常提醒我说：“你长得真不好，现在出身又成问题，赶快嫁人吧，只要是北京户口就行了，阿姨是为你好。” 我不爱记仇，但是跟这个朱一景我是一辈子记仇。 谢天谢地这个女人后来离开了我父亲，在纽约，还是想拍电影。记得有一次我和陈凯歌、吴天明去一个住在纽约的台湾导演家玩，人家谈到朱一景想上他的戏，我大概一口气骂了她半个钟头，吓得这个导演没敢用她。这可能是我和陈凯歌结婚最得意的事情，狠狠地泄了一回私愤。 我倒觉得朱一锦虽然说得不太好听，但是实话，也的确算是为了洪晃好。可惜洪晃不领情，到底记恨了一辈子。 此后，洪君彦终于又娶了一个老婆，那也是他人生的最后一次婚姻，同时也是最美满的一次。洪君彦的第三任老婆，名字不见于刊载，仅知道是个北大女生，对洪君彦很倾慕，一直照顾他的晚年。洪君彦于北大退休之后，去了香港定居，两人过着其乐融融的晚年生活。 洪晃这一大家子都有二婚三婚的瘾，马葭的妈嫁过两回，头婚生了她，姓马，二婚嫁洪晃她爹；洪晃的妈嫁过两回，头婚生了她，姓洪，二婚嫁姓乔的；所以，马葭和洪晃是异父异母的关系。马葭嫁了景岗山,景岗山结过二次婚；洪晃嫁过三回，最有名的前夫就是陈凯歌。 洪晃没有亲生子女，对比龚澎子女儿孙满堂且为国家中流砥柱，可以说是不积德的报应吧。 当年乔冠华与章含之结婚，把子女铁了心的全赶出门，把亲戚全部得罪完，然后横下一条心和章押“四人帮”这边的宝，开始倒周作见面礼。还记的雍正里的那个索额图吗？他叫他侄子隆科多烧四爷的冷灶，他去烧八爷的热灶。此事类似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