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血山河满江红抗战远征》 海外受降 筹备出兵驻日 1945年9月28日。 越南河内，青天白日国旗与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军旗满城飘扬。 越南总督府门前广场上悬挂中、美、苏、英四国国旗，总督府正面楼上单独挂中国国旗。 越南总督府周围各街口早已戒严，气氛严肃庄重。 清晨，中国国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司令部派出数百人整装部队进入总督府，担任警戒。 大厅正中悬挂着孙中山像和国旗。 上午9时30分，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卢汉入座受降大厅上首官席，左右分坐马瑛、尹继勋正副参谋长。官席左边为盟军代表席，右边为高级将领，后面设来宾席。美方代表为第一集团军司令加礼格少将，英方代表为陈文逊及外国记者，越南派出高级官员观礼，受降大厅到场人员坐满了五六百人。 上午10时正，日军第38军团指挥官土桥勇逸及海、空军代表和久井干城参谋长、川国直服师团长等6人解除随身一切武器，面带悲戚之色，面北站立，向卢汉行军礼，礼毕后聆听卢汉宣读根据日军在南京所签投降书的条文： 无条件投降,不准再有任何军事行动,详尽呈送驻越16度纬线以北所有日军人员、武器弹药及其它装备的名录清单，向中国军队报告,驻越北的日本陆军集中在河内以东、海防以北地区，海军集中在海防，空军集中在河内嘉林机场，各类战争物资集中于河内，听候受降。 土桥勇逸立正听令，连声回答“是！是！”恭恭敬敬地向卢汉上将行鞠躬礼，然后签署投降书，并双手向卢汉上将呈交降书。接着，久井同城将日军投降部队的各种表册呈卢汉上将审阅。 卢汉上将发布训令完毕，受降大厅内顿时欢声雷动。 土桥勇逸同行6人恭敬地敬礼，默默退出会场。 当土桥勇逸等日本代表走出受降大厅时，河内万人空巷，绝大多数无法进入受降大厅见证受降仪式的越南群众，只能在此一睹日军将领投降后的狼狈情状，不少愤怒的越南民众痛切唾骂土桥勇逸等人，甚至投掷石块以泄恨。 越南北部受降仪式后，中国军队在巴亭广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战车轰鸣，履带辚辚，中国军队一个个整齐的方队依次通过检阅台前。 中国战区16个受降区中唯一的一个境外受降区，越南北部受降区受降仪式让所有的中国官兵、中国人包括侨民，陡然感到百年的屈辱一扫而光，代之而起的，是中华民族的豪迈之气。 二战结束前日本在本土发动720万人入役保卫本土，美国担心攻打日本损失太大，同意日本保留国体。 在美国人看来，日本人是野蛮、骠悍、愚忠不怕死的人，虽然已经投降，但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已深入日本人心，美国心理上仍有几分畏惧，所以必须大军压境以防不测。 盟军准备参照欧洲战场美苏英法四国分割占领德国的方式，由美苏英中四国分割占领日本，中国占有四国一岛，以及和英国共同分区占领大阪府、和美英苏共同分区占领东京都。苏联所占面积最大，包括整个北海道和日本东北地区本州北部，但这些地区都是比较贫瘠的山地，美国占领本州中部最发达的区域关东和关西，英国占领九州岛和本州的“中国”地区。。其余参加对日作战的国家，各派一个代表团驻东京，成立“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监督日本接受盟国的管制。 1945年8月11日，美国、苏联、中国、英国等11个同盟国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会议，美国对苏联很戒备，吸取了在德国的教训，断然拒绝了苏联提出的由美苏分任占领区总司令的要求。根据“远东对日委员会”协议决定，由盟国委托美国单独负责占领和管制日本，美国总统任命美国太平洋盟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为占领日本的盟军总司令，全权统一办理对日军事占领和日本的重建工作。 1945年10月，盟军正式发文给国民政府，美国希望中国派出五万官兵，成立“中国驻日占领军”，并特别希望派遣由孙立人率领的新一军去担当此任。新一军全副美式装备，军长孙立人又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军校，曾在印度、缅甸与美军、英军并肩作战，与很多英美将领相识，当时新一军驻防广州，到日本也较为方便。 “君不见，汉终军，弱冠系虏请长缨， 君不见，班定远，绝域轻骑催战云! …… 弃我昔时笔，著我战时衿， 一呼同志逾十万，高唱战歌齐从军。 齐从军，净胡尘，誓扫倭奴不顾身！ 忍情轻断思家念，慷慨捧出报国心。 昂然含笑赴沙场，大旗招展日无光， 气吹太白入昂月，力挽长矢射天狼。 …… 一夜捣碎倭奴穴，太平洋水尽赤色， 富士山头扬汉旗，樱花树下醉胡姬。 归来夹道万人看，朵朵鲜花掷马前 ……”。 军歌中所唱的梦想,驻军日本即将成为现实！作为战胜国的中国，能派遣占领军去日本，实是让国人拍手称道、击掌叫好的幸事!它既体现了战胜国的一种威严，亦表达了中国军队扬眉吐气的心境。它能够让日本人零距离地感受到不管日本侵略者曾经多么不可一世，但最终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失败者，面对胜利者，它只能低头服输。 中国派遣占领军参加对日占领，是一个扬我国威、灭敌气焰、洗刷耻辱千载难逢的极好机会！消息传来，世界各大媒体争相报导，中国军队终于可以血洗前耻！精于算计的陈诚，统筹全局的杜聿明，深谋远虑的卫立煌，智深勇沉的宋希濂，足智多谋的罗卓英，远征丛林的廖耀湘，智勇双全的孙立人，有勇有谋的关麟征，能打硬仗的陈明仁，精于练兵的邱清泉，精忠报国的戴安澜，黑虎掏心的李弥，能征惯战的的霍揆彰……率领将士在印度、缅甸壮怀悲烈，激战疆场的抗战远征，再一次成为世界焦点。 一、 内忧外患 风雨飘摇 一、内忧外患 风雨飘摇 1937年7年7日，日本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 抗战爆发时，中日力量相差悬殊。日本是新兴的资本主义强国，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弱国，经济力、军事力、技术力以至组织力，都比日本差得多，中国许多武装力量甚至是用原始武器，与现代化的日军作战。 日本国土面积约为37万余平方公里，自然资源非常匮乏，人口约为6000余万，连同受其控制与奴役的朝鲜、台湾在内，人口也不足1亿。 但是日本科学技术水平与生产能力却比较高，1936年铁产量为309万吨，钢产量为640万吨。军火生产水平和能力很高，能制造战列舰、航空母舰、巡洋舰、战斗机、轰炸机、舰载战机、大口径火炮、坦克、装甲战车等。1937年日本飞机年生产能力已约600架、坦克约200辆，在作战中可以保障军火源源补充。 在战争初期，日本可以动员使用的军事力量共约448万人，其中常备军约38万人、陆军17个师团、海军舰艇约190万吨、空军与海军飞机共2700余架。当时，日军用于侵华作战的师团，每个师团2.2万余人、马5800余匹、步骑枪约9500余支、轻重机枪600余挺、火炮108门、坦克24辆。 中国战前人口约4.5亿人，超过日本6倍多。但当时铁的年生产量不足10万吨、钢的年生产量不足千吨，仅有很小的军火工业生产能力，可以生产少量步兵武器、小口径迫击炮、小型艇船等较小型武器装备，根本无法满足战争对武器装备的需求。大型武器装备如飞机、火炮、坦克、机动车辆、舰艇等都不能制造，完全依靠向外国购买。 “七七事变”爆发时，掌握全国政权的国民党政府军事力量计有陆军步骑兵191个师、52个旅、海军舰艇5.9万余吨、空军飞机300余架，中央军每师编制1万余人、步骑枪3800余支、轻重机枪300余挺、火炮46门。 国民党政府的总兵力约200多万人，但内部矛盾很多。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1912年2月12日，清朝宣统帝（溥仪）被迫宣布退位，结束长达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共和制。 中华民国历时38年，中华民国历时38年，在这38年里军阀混战是民国史上的重要内容，历经北洋政府时期、国民政府时期两代中央政府。 民国前期北洋政府时期主要军阀有： 1、北洋军阀——袁世凯。北洋军阀的创始人是清末权臣李鸿章，袁世凯于1895年受命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并成为清廷的精锐武装力量。辛亥革命后袁世凯担任大总统，民国实现第一次形式上的统一。 地方军队错综复杂，源远流长。在袁世凯练成北洋六镇之后，清廷更以各省分别负责编练新军，要完成三十六镇新式国防军的规模。 各省分练的新军在编制，操法与干部选用上均以袁世凯的北洋六镇为标准，部队编制要完全采用西方编组方式，部队操练一律用洋操，部队干部则多用新式军事专门学堂学生。 各省在编组新军上纷纷遇到一个现象，新军的干部要用新式学堂的学生，而这些新式学堂却正是反清思想的大本营！所以清廷倾举国之力，在十年之内编练出来的新军竟都成为辛亥年间反清革命的主力。 辛亥武昌起事，各省新军纷纷起而反抗清廷。在袁世凯建政之后这些新军首领为各省军头，袁世凯采远交近攻策略，逐一削平这些方兴未艾的割据势力。在袁世凯病逝之后中国陷入长达十年的军阀割据，这些军阀多半以省为割据单位，并且多渊源于该省的新军。 袁世凯死后，旗下的北洋军阀分裂，但北洋军阀派系仍控制着中央政府直到1927年。 2、皖系军阀——段祺瑞，从北洋军阀中分裂出来。 3、直系军阀——冯国璋、曹锟、吴佩孚，从北洋军阀分裂而出。 4、奉系军阀——张作霖、张宗昌（山东军阀），由北洋军阀分裂出。 5、晋系军阀——阎锡山。 6、浙系军阀——孙传芳。 7、江苏军阀——齐燮元。 8、桂系军阀（旧桂系）——陆荣廷、沈鸿英。 9、粤系军阀——胡汉民、陈炯明、龙济光等。 10、湘系军阀——谭延闿、程潜、赵恒锡， 11、黔系军阀——刘显世、王文华、袁祖铭。 12、滇系军阀——蔡锷、唐继尧。 13、川康军阀——尹昌衡、胡景伊、刘存厚、熊克武、刘湘、刘文辉、杨森等。 14、新疆军阀——杨增新。 国民政府时期，蒋介石虽然最后名义上是统一了国家，可是事实上依然是军阀政府，他统治下的国家依然被各个大大小小的军阀控制。 1、蒋系军阀——蒋介石。蒋介石是民国后二十年最大的军阀，1928年，由蒋介石主导的南京政府形式上统一了全国，直到1949年南京政府倒台。 2、冯系军阀（西北军）——冯玉祥。中原大战后，冯玉祥的西北军失败解体，旗下将领分裂成多个军阀派系。 3、晋系军阀——阎锡山。 4、桂系军阀（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 5、粤系军阀——张发奎、李济深、陈济棠、余汉谋。 6、奉系军阀（东北军）——张学良。 7、川康军阀——刘湘、刘文辉、邓锡侯。 8、山东军阀——韩复榘。 9、宁夏军阀——马鸿逵。 10、甘青军阀——马步芳。 11、绥系军阀——傅作义、董其武。 12、滇系军阀——龙云、卢汉。 13、新疆军阀——金树仁、盛世才。 其它军阀：刘镇华、孙殿英、石友三、陈树藩、刘珍年、唐生智、何键等等。 东北军是奉系军阀，地盘最大，人数最多，陆军装备和中央军差不多（当然除了蒋介石的几个德械师之外的中央军），空军全中国最强，拥有200多架飞机和有丰富经验的飞行员（淞沪会战开始前，蒋介石才几十架飞机），并且有自己的飞机维修工厂，汽车制造厂，兵工厂，武器能自给自足。还有一支装甲部队。然而张学良不抵抗政策，导致东北军就带了几个陆军主力部队撤入关内，1936年12月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以“兵谏”为名，挟持蒋介石达十二天， 提出停止剿共，改组政府，联合抗日等要求，史称“西安事变”。 张学良本以为会得到苏俄的政治和军事上的支持，继而组织以自己为核心的联合政府，不料苏俄当局公开强烈反对他的行为，共产党收到斯大林的相关电令，主张和平解决事变。西安事变后，东北军被缩编并调往豫、皖、苏各地。 西北军主要是冯玉祥和杨虎城的部队，当然还有青海宁夏的“二马”。冯玉祥和杨虎城都是左派，尤其是冯玉祥，巅峰时有9个方面军打败过奉、吴系军阀的联合进攻，战斗力强，人数多，装备和粤军差不多，冯玉祥本人军事方面没有桂系厉害，都是政治方面却是天才。1929年蒋召开编遣会议裁军，削弱了冯玉祥，阎锡山，陈济棠与李宗仁等人的军队，于中原地区爆发蒋桂战争和蒋阎冯大战。 西安事变后，杨虎城被逼出洋，17路军撤消，缩编为38军。 与此同时，共产党及其红军在湘赣等农村地区中建立起多个根据地， 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设在江西瑞金) 1934年，拥有优势兵力第五次剿共行动中， 击溃了共产党军队，使之被迫放弃了江西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及其他南方根据地， 向北撤离至接近苏联的中国西北地区，开始长征。国民党的中央军亦借剿共之机进入了长期处于半独立状态的西南各省军阀的地盘，南京政府的势力自此进入云贵及四川。 北洋军阀时代，老牌滇军头目唐继尧大肆扩军混战，一度控制滇、黔、川等省，势力盛极一时。1927年，部将龙云、卢汉等发动政变，开启了新滇系时代。滇军骨干指挥人员，80%来自云南讲武堂，讲武堂于滇军的意义，不亚于黄埔军校于国民党军队的意义，滇军是左派，倾向于民族利益和人们，所以和红军没有多少拼命摩擦，所以彭德怀有妙论“黔军滇军两只羊，湘军就是一头狼；广西猴子是桂军，猛如老虎恶如狼”。 黔军人少，装备差，又没有好的指挥官，常常要依附邻省如滇系军阀等大势力。 湘军历史最悠久，是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天国是创立的，装备不错，战斗力强， 川军和湘军，内部争斗凶狠，两败俱伤。 新桂系继承了老桂系的全部家当和人员，武器装备，桂系指挥官事白崇禧，此人素有“小诸葛”之称，在兵法谋略上颇有造诣，李宗仁对内政也很在行，一文一武，合作无间，相得益彰，人称“李白”，使得桂军在几次反蒋战争中都是打头阵，跟老蒋叫板。抗战时曾有谜语“是文人又是武人，是今人又是古人，是一人又是二人，是二人仍是一人 ”，谜底便是“李白”。 盘踞青海宁夏的“二马”（马步芳、马鸿逵）没有参加过什么军阀战争，也没有派军队参加抗战，二马部队十分凶悍，尤其是骑兵师，战斗力最强。 阎锡山的晋绥军战斗力不弱，都是也不强，有自己的兵工厂，主力也就9个团，还差点被鬼子吃光，他没有好的指挥官，装备比湘军好一点。 二、 藓疥之疾 心腹之患 听命于国民政府的部队只有中央军，本质上讲，是听命于蒋介石控制的中央政权的地方军阀，中央军控制着华东五省，以华东五省作为财源和补给基地，抗战后撤退至河南、四川、陕西。蒋介石只是全国各派名义上的首领。所能控制的，只有中央军以及中央军占领的地盘。 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分为地方部队和中央军两类，地方部队在战斗中逐渐被收编，成国中央军旁系部队。 各省新军部队在争斗中逐渐演变： 一类是有军队也有地盘的，称为地方部队。地方部队主要有桂系、粤系、晋系、滇系、西北军、东北军和其它地方军阀，这些其他武装具有相当的独立性，把持地方政权、财权。 粤军是北伐军的主力，1926年刚开始北伐时，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只有一个第1军，辖三师九团，到1927年，第1军就扩编为下辖六个师，到1933年，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已经有三十个左右的师了。也就是说，短短的六、七年的光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由一个军的实力，激增到三十个军的实力。（北伐时，是军-师-团的编制，而1933年，是师-旅-团的编制，所以，这时候的“师”，几乎相当于北伐时的“军”。） 国民党中央军以与蒋介石亲疏关系来看，分为嫡系中央军、旁系中央军。 中原大战时期，严格意义的中央军只有6个师，这是蒋军嫡系的雏形。 第1师：北伐时期的刘峙第2师，后来交到胡宗南手上，扩展了第1军，“西北王”的核心部队。 第2师：北伐时期的第3师、第14师等合成，师长先后有顾祝同/楼景樾/黄杰/郑洞国等，后与25师合编为关麟徴的52军。 第3师：北伐时期的第20师，师长先后有钱大钧/陈继承/李玉堂，后来发展为第10军，以方先觉守衡阳闻名。 第9师：北伐时期王柏龄的第1师。北伐中在南昌受创，回后方整编，重编序列后为第9师，后来发展为蒋鼎文/李延年的第2军。 第10师：由两部组成，一是黔军王天培部的残余，师长杨胜治/方鼎英，二是国民军方振武投蒋后编成的45师，师长卫立煌。后来第10师与45师合并，仍称第10师，师长卫立煌、李默庵，由于部队渊源不好，以及卫立煌与蒋介石的关系一般，这一部又称中央军的杂牌。 第11师：原福建周荫人部，投降北伐军，先编成17军，后改11师，师长曹万顺/陈诚。这是陈诚“土木系”的根基。 中原大战后，又按德式编制建成了张治中的教导师，随后教导师一分为三，教1师冯轶裴、教2师张治中、教3师钱大钧。教1师发展的36、87、88师即后来的七十一军；教2师发展为第4、25师，第4师是汤恩伯系的班底，25师编入关麟徴52军；教3师发展为第14、89师，后来14师归陈诚，89师归汤恩伯。 蒋介石中央军中又形成胡宗南系、何应钦系、陈诚土木系、汤恩伯系以及戴笠系为主的派系势力，几大派系间争权夺利，勾心斗角。 旁系中央军是，在军阀混战中被蒋（或其他军阀）打败，失去地盘，编入中央序列，但是仍保持相对独立人事体系的。 这些部队出于地方实力派，失去势力后仍与地方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广东的19路军、广东的薛岳、湖南的谭延闿、鲁涤平等部。 湖南谭延闿的第2军，北伐后未能在湖南立足，曾先后在浙江、江西等地驻防，由于没有固定地盘，听命于蒋介石，编成张辉瓒18师（江西被歼）、谭道源50师、李韫珩53师，这支部队后来追击红军到了陕西，被胡宗南兼并。 赵恒惕的部将贺耀组随唐生智一起南投，编为第8师，师长陶峙岳，后来也归并胡宗南系。 云南朱培德的第3军，当时有第7师、12师。第3军的番号一直保留到该部队的最后。 广东第4军之薛岳部、蒋光鼐部。陈济棠取得广东地盘后，这两支无家可归的粤军也在中央均等编制内，但是由于各种因素，蒋光鼐部（60、61、49、78）一般还是被当作粤军看待。薛岳部有时也被称粤军，但是应该说已经中央化了，最初编为90师，后来兼并其他杂牌增加了一个59师。 北伐时，北洋各省的地方部队纷纷投诚，北伐后整编，原则上各省均保留了一个师，由于这些省份没有地方实力派，这类部队均比较听命于蒋，个别部队被改造为中央军嫡系。 江西的第5师，原赖世璜部，历任主官有熊式辉/胡祖玉/周浑元/姚纯，后来扩编了余韶的96师（划入第五军）。 浙江的第6师，原周风歧部，历任主官有陈仪/赵观涛/周喦，汤恩伯也是这支部队出身。第6师后来扩编为75军，属于陈诚系部队。 福建的11师被陈诚吃掉了。 安徽的56师，原马祥斌部，早期亲桂系，后来亲蒋，师长刘和鼎/刘尚志，抗战时编为39军，抗战结束被裁。 江苏的陈调元部编了55和57两个师，师长分别为阮肇昌、李松山。后来55师归了陈诚系（编入94军）；57师被改造后，编入王牌的74军。 湖北的13师，原夏斗寅部，历任主官有夏斗寅/万耀煌/朱鼎卿，朱怀冰也出自这支部队。后来归入陈诚系，13师先后曾在25军、75军、86军等序列里。 孙传芳主力：孙传芳放弃了江南五省，率领主力（多为原北洋的正规部队）撤退江北，二期北伐时被击败，其余由郑俊彦率部投降，编为43和47师，后郭华宗的43师被陈诚吞并，47师的历任师长有王金钰/上官云相/刘家麒，抗战时编入第9军，刘家麒与军长郝梦龄一起阵亡。 直鲁联军：直鲁联军原为北洋的河北和山东部队，二次直奉大战后依附奉系，1928年奉军主力败退出关，直鲁联军被蒋收编，编成21、41、48、58等师。刘珍年21师被韩复渠打败，离开山东后被李仙洲接管，成为中央嫡系；陈耀汉58师调到南京担当警卫师，师长喻济时，后来成为王牌74军的主力师；41和48师保持着一定的独立性，合成第10军，徐源泉任军长。 此外，萧之楚的44师也是出自于北洋的部队。 在蒋介石看来，日本、国内军阀只是藓疥之疾，共产党才是心腹之患，在所有部队中，最让让蒋介石忧心忡忡是第十八路军和新四军。面对国内“三足鼎立”、国际“四向分散”的形势。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国策。 国产党主力部队在“长征”之后到达陕北并与当地的东北军和西北军取得了密切的联系，“西安事变”和平落幕，“剿共”工作功亏一篑，让蒋介石恼恨不已。共产党与国民政府达成协议，宣布解散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改为边区政府，并停止“土地改革”，将红军编入国民革命军序列。 1937年，国共合作共同抗日，3月25日，28岁的蒋经国经斯大林批准，离开莫斯科携妻带子女回国。1925年10月，16岁的蒋经国赴苏联留学，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用蒋经国后来的话说，在苏联做“为人质十二年”。 蒋经国在苏联的十二年间，正值斯大林执政时期，红色恐怖无处不在。 1927年蒋介石一改过去的“联苏”政策，实行反苏反共，赶走苏联顾问，屠杀共产党人。蒋经国在苏联陷入尴尬与危险之境，他在1927年至1931年间曾两次向苏联方面提请回国，都被拒绝。蒋介石设法营救蒋经国回国，亦被苏联方面以种种理由推脱拒绝。 蒋介石作为一个父亲，又身为一国领袖，面对苏联以其子安危相挟，，在“党国利益”与亲子安危之间，他做出了怎样的抉择，内心有着怎样的感情纠葛？ 1931年，蒋经国有了一次可以被蒋介石赎回中国的机会，蒋介石“清党”后，苏共和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局势感到十分迷茫，远东局派遣波兰籍情报人员牛兰赴中国调查。 牛兰于1930年3月偕夫人由莫斯科来到上海，对外称是“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处秘书。1931年6月，牛兰夫妇在上海租界被捕，被引渡给国民党当局。牛兰被捕后，共产国际、苏联政府和中共中央有关部门动员各方面力量紧急营救未果，苏联当局便透过在国民党内有一定地位的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协调此事。当时，宋庆龄为奔母丧匆匆离开德国，1931年8月13日经莫斯科抵达上海，回国后即多方奔走，担负起营救牛兰的重任。从日记中反映的情况看，宋庆龄曾见到蒋介石，提出释放牛兰的要求，并提出以蒋经国回国为交换条件。 蒋介石的性格，极厌恶受人胁迫，因此对宋提出的以蒋经国交换牛兰的要求，反应十分强烈，他决定决不释放“害国亡之罪犯以换亲子”，即使这一决定可能意味着“经国不还，或任苏俄残杀”。在“家”与“国”之间他做出了甚为坚决的选择。 蒋经国在苏联做过苦力，备受磨难，而且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可能是为了自保，他表现得非常激进，大骂蒋介石“叛变革命”，公开声明与父亲脱离父子关系，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5年，蒋经国在苏联与矿场女工芬娜结婚，1935年12月，蒋方良生下长子艾伦即蒋孝文，1938年生下女儿蒋孝章。 蒋经国回国后，蒋介石经陈布雷的劝解，没有计较他在苏联对自己的谩骂，次年便任命他为赣县县长。 1937年8月22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宣布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同意设立总指挥部，下辖3个师，每师15万人，师辖2个旅，每旅辖2个团。同年9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按全国统一的战斗序列，宣布八路军改称为第十八集团军，总指挥部改为总司令部，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隶属司令长官阎锡山、副司令长官卫立煌指挥的第二战区序列。这样，卫立煌成了八路军的上司。 红军主力改编完成后，国共双方又就南方八省红军和游击队的改编达成协议。10月12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将南方八省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下辖四个支队1.03万余人，北伐名将叶挺为军长。 八路军、新四军发展迅猛，从1937年9月到1938年10月一年时间，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由出师时的4万余人发展到18万余人，蒋介石为此寝食难安。 更让蒋介石烦心的是卫立煌“只会打仗，不懂政治”，卫立煌不顾蒋介石“近朱者赤”的猜忌，三会朱德总司令，并与刘少奇会面。1938年4月，卫立煌受毛泽东邀请，绕道访问延安3天。毛泽东亲设午宴。席间，毛泽东破例饮酒，两人留下8张合影。延安之行后，卫立煌广招共产党派来的进步学生，连贴身秘书也选择共产党人。后来，他甚至通过可靠人士，询问参加共产党事宜。 卫立煌这一切，均逃不过蒋介石的耳目。一位少将高参联络员告密卫立煌有“亲共”嫌疑，蒋介石派人调查，虽没确切证据，但终存疑虑。1941年5月，蒋介石借口中条山 作战失利，免除时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兼任的河南省政府主席职务，革去上将军衔，让其领饷奉养在成都的老母。 抗战胜利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已发展到近90万人，拥有各种枪43万余枝（挺）、各种炮475门、掷弹筒2600余具，控制着陕甘宁、晋察冀、晋冀豫、冀鲁豫、山东、晋绥、冀热辽、苏北、苏中、苏南、浙江、淮北、淮南、皖江、豫西、鄂豫皖、湘鄂赣17块抗日根据地，总面积90余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民兵达218.7万余人，控制县以上城市100余座。八路军、新四军的壮大和敌后解放区的发展，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三、缅甸被占 滇缅公路中断 抗战爆发后，由于中国的工业基础薄弱，急需大量物资和外援，国民政府遂于1938年初修筑滇缅公路。 来自滇西28个县的20万民众在抗日救国信念鼓舞下，自带口粮和工具，风餐露宿，劈石凿岩，历时9个月，在高山峡谷激流险滩上，沿滇西，缅北990公里的山野，用双手和血汗修筑了滇缅公路。其间因爆破，坠岩，坠江，土石重压，恶性痢疾而死去的民众不计其数。1938年底，滇缅公路翻越苍山、怒山、高黎贡山、跨越漾濞江、澜沧江、怒江……正式通车，从此，滇缅公路成为中国抗战的输血管。 1939年9月1日凌晨，德国突然出动58个师，2800辆坦克，2000架飞机和6000门大炮，向波兰发起“闪电式进攻”。9月3日，英法被迫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当时英国由于自身受到法西斯同盟德国攻击，1940年6月4日英法军在敦刻尔克弃甲丢盔大溃败之后，英伦三岛岌岌可危。 抗战开始后，日本图谋以武力强迫中断“第三国”的援华活动。1939年冬，日占我南宁，断我通越南海防的国际交通线。 1940年春，日本对滇越铁路狂轰滥炸；6月迫使法国接受停止中越运货的要求。尽管如此，日寇并不罢休，9月，日本侵入越南，并与泰国订友好条约，滇越线全面中断。 中国沿海港口几乎全部丢失，没丢失的也被日本海军封锁，外援物资无法进入，经济陷入崩溃，国民政府只能印钞票度日。滇缅公路成了唯一的一条援华通道。 英国在二战期间执行“先欧后亚”的政策，为了防止希特勒的“海狮计划”制止德军对英国本土的轰炸以及防备德军的登陆，英国不得不从亚洲殖民地抽调大批飞行员保卫英国领空，抽调大批装甲部队保卫英国海岸。 面对日本的挑衅，英国无力在缅甸、印度、马来西亚投入很多力量以进行有效防备和抵抗日本的进攻。 英国希望借助中国长期抗战的经验和力量，支援它在远东殖民地特别是缅甸、印度、马来西亚方面的军事战局，挽救远东大后方的危机。 1941年春，英国邀请中华民远征军事考察团赴缅甸、印度、马来亚考察。商讨成立中英军事同盟事宜。 缅甸当时是英国的殖民地，地处东南亚和中国的西部，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缅甸西屏英属印度，北部和东北部与中国西藏和云南接壤。 日本进攻缅甸，一方面可以切断盟国和中国的物资生命线，孤立中国，威胁中国西南大后方，另一方面可作为入侵印度的基地等。 在大英帝国的版图上，缅甸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印缅省，它在战争中的意义仅仅在于对印度构成一道外围屏障。对艰苦抗战的中国人来说，滇缅公路是中国重要的国际交通线，是国外援助的最后生命线，如果滇缅公路不保，外援即无法轻易进入中国，缅甸是中国通往外部世界的唯一通道，它的存在直接关系到抗战大后方的安危，为了要取得抗战最后的胜利，必须确保滇缅路这条最后国际交通运输线。 1941年的12月23日签订了“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成立中英军事同盟，中国积极准备并提出中国远征军及早进入缅甸布防。 蒋介石计划：以腊戍、密支那等缅北重镇为后方，以位于缅北的首都曼德勒为中心，“集结主力于曼德勒附近，诱敌深入，待与交锋之后，再反攻突破之”。蒋介石作出这样的选择，有其不欲明言的原因。中国出兵缅甸，最重要的是欲保住缅甸尤其是仰光的出海口，获得盟国战略物资的接济，仰光及东南亚地区失陷后，这一目标已难以实现，在英国未表现出坚守缅甸决心的情况下，中国当然也不愿为英国作嫁衣，担当与日军主力部队血拼保卫全缅的义务。 集中国远征军在曼德勒地区作战，从蒋介石的立场看，还有几方面的有利因素。曼德勒扼缅北之咽喉，为缅北之屏障，同时，又是中国经缅北西向印度交通之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保卫曼德勒，既可使之充当中国大西南地区的缓冲，以免日军直接威胁，又可保住中国经缅甸至印度的对外通道，维持获得外援的间接途径。也就是说，仰光失陷后，守住曼德勒，即是中国在缅作战的最大利益目标。 一旦作战失利，中国军队以曼德勒为中心，后有密支那、腊戍等稳固据点，撤兵也较为容易。另外，从缅甸地形看，以曼德勒为界，以南多平原地区，以北则为山地，依托山地作防御战对武器配备较落后的中国军队也显然更为有利。正因此，在与史迪威谈话时，蒋介石一再要求史迪威以准备曼德勒作战为在缅作战基本要领。 但是，史迪威的想法和蒋介石大不相同，史迪威对中国之行雄心勃勃，指挥军队建功立业，是史迪威衷心追求的目标。而他当时对中日两军的素质、特点、战斗力均未有全面了解，就主张主动进攻。 当然，史迪威主张在缅甸进行积极的进攻作战，更主要的还源自于美、英的全球战略。美、英以欧洲战场为主要战场是不争的事实，美国对保持英国作战能力的重视当然要远远超过中国。作为印度屏障，保住缅甸，对防止日本攻印，减轻英国在印度压力，使其在欧洲战场充分发挥作用有重要意义。这就是史迪威所言：“日本已被迫在缅甸动用了可能派往印度、澳大利亚或其他地方的兵力。这是中国此时能够把它所拥有的东西——兵员——贡献给盟国事业的最好办法。”因此，尽管史迪威对英国在缅甸的避战退却极感不耐，但仍然接受这一现实，并多次以中国军队作为英军退却的掩护。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日军10余万大军，配备强大的火力和大量骑兵，于9月中旬发动了对长沙的第二次大规模进攻。 中国第九战区所辖兵力为11个军30个师。日军9月27日攻入长沙后仅3天就被迫撤退。10月8日敌我双方恢复到战前状态，日军伤亡达2万余人，我军损失近7万人。 1941年12月7日清晨日军联合舰队偷袭珍珠港，美军太平洋舰队几近全军覆没。12月8日日军同时对泰国、马来亚、菲律宾及关岛和中国香港等地发起进攻。12月10日，英国在泰国的空军被消灭1/3左右，剩余部分撤到新加坡。这一天，由新加坡海军基地开出的英国“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和“反击”号战列巡洋舰由4艘驱逐舰护卫，准备拦截日海军两栖作战舰队，途中被蜂拥而至的日本一式陆攻战机击沉。12月25日，踞守在香港岛西部二道防线的英军被迫投降；1942年1月2日，日军占领了马尼拉。 12月9日，美国、英国和中华民国向日本宣战，而与日本同盟的欧洲轴心国—纳粹德国与意大利亦向美国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欧亚两大战场合流。 仅“珍珠港事件”爆发的民国三十年，侵华日军就先后发动豫南战役、赣鄂会战、中条山大战和第二次和第三次长沙会战，均未得逞。 十二月，日本东条英机在东京电台多次发表对华谈话，敦促重庆政府“停火”，“议和”，均遭严辞拒绝。 日军虽然侵占大半个中国，在军事上占有较大优势，却始终无法达到速战速决和一举摧垮重庆政府的战略目的。 一九四二年一月中旬，日军攻入长沙。第九战区炮兵第一旅占据岳麓山阵地，压制敌人炮火。战斗最激烈的时候，炮弹告罄。第九战区长官部电告重庆，军令部回答：炮弹尚在仰光待运。 同月，从汉阳迁至重庆的兵工厂因缺少钢材和原料，被迫停工。国民党政府仅有的十余架运输机亦因油料缺乏而停飞。 “七七”事变以来，中国抗战后方所需各种战略和各种民用物资：汽油、 煤油、柴油、橡胶、汽车配件的百分之百，药品、钢材、棉纱、白糖、纸张的百分之九十，都须从西方进口。如果日军切断滇缅公路，断绝中国同外部世界的一切联系，中国国内的各种战略物资储存最多只够维持三个月。 驻华中的日军出动12万兵力，于12月23日再度进犯长沙。中国军队第九战区决定集中兵力将敌人诱至浏阳河、捞刀河间地区予以包围歼灭。会战一开始，湖南民众以“焦土抗战”、“与日俱亡”的悲壮气概，一夜之间便使日军无法在战区内获得一粒米一根草，所有大小公路也沟堑纵横，日军的坦克、牵引车、野炮、重炮均不能通行。守卫长沙城的第十军将士从军长到士兵，均抱定与长沙共存亡的决心拼死抵抗。1942年1月16日，恢复战前原态势。此役共毙伤日军5万余人，俘日军139人。 其中三次长沙会战对日军造成重大打击；1941年薛岳指挥的第三次长沙会战歼灭日军5万多人。这一度改变了当时中国国内的抗战士气。 四、兵分三路 出征入缅 东南亚地区有着丰富的自然矿藏,一直是日本经济赖以生存的铁矿石、石油、橡胶、钨、锡等战略物资的重要来源。日本统治集团虽然早怀凯舰之心,但碍于英国、美国、法国、荷兰等国现实的殖民占领,始终苦于无法下手。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后,日本的侵略野心急剧膨胀,并进而直接触犯西方国家在远东的利益,双方的矛盾因此渐激化。1941年7月,日军进占法属印度支那南部,但随即引发了英、美、荷严厉的联合制裁,彼此间已视同水火!9月6日,日本御前会议终于作出在12月上旬对英、美、荷正式作战的决定。其核心内容之一，就是攻占这些国家在东南亚的属地。1941年11月5日,日本天皇批准了"南方综合作战计划"。次日,日军大本营即发布南方作战部队战斗序列,正式成立"南方军"。前军事参议官、资深大将寺内寿一伯爵被特命为总司令官。日本陆军二战中有四大战略集团，就是在日本本土及驻台湾朝鲜的日军、的“国内军”（第一总军和第二总军）、太平洋战场的“南方军”，以及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和中国关内的“中国派遣军”。日军在太平洋战争初期动用总兵力不到二十个师团，约五十万人.而在中国大陆，日军常年保持的兵力高达五十至七十个师团，总数超过百万人。南方军汇集了日本陆军武装力量的精锐，下辖师团占同期日军总师团数的20~35%,日军的坦克力量向来薄弱，坦克联队（相当于坦克团）总共只有i5个，在南方军编内还破天荒地集结了9个坦克联队。高级指挥官寺内寿一、山下奉文、今村均、本间雅晴等,历来是日军大本营倚重的挠将,自侵华战争以来已积累下指挥大兵团作战的丰富经验。寺内寿一出身世家,其父是日本著名首相、元帅寺内正毅。寿一本人也曾担任过陆军大臣、北支那方面军司令等要职,在日军现役大将中,他和陆相杉山元、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并称为"陆军三最峰"。山下奉文则素以胆大凶悍著称,曾任关东军防卫司令官,新近又刚从德国、意大利考察坦克新战术归来,正欲施展一番。后来由于他在马来攻取中进军神速、作战得力,因而获得"马来之虎"的绰号。战争头一周，日军占领泰国全境，迫使銮披汶政府签订城下之盟。十二月十日，日军同时在菲律宾和哥打巴鲁登陆成功。十二日，日军强渡柔佛海峡，进攻马来半岛和新加坡。二十五日，香港沦陷，港督马克?扬爵士宣布投降。此后一个月，马尼拉、击隆坡和新加坡相继失陷。七万美菲守军放下武器，八万新加坡英军向三万日本入侵者挂出白旗。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仓惶逃出澳大利亚。日军乘胜南下，攻占爪哇、南苏门答腊和巴厘巴板。日军企图占领缅甸，切断美英向中国提供战略物资的交通线滇缅公路，迫使中国屈服；并伺机进军印度，促其脱离英联邦，以保障东南亚地区日军翼侧的安全。1942年1月1日，日本开始进攻缅甸。南方总军下属的日军第十五军坂田样二郎率四个师团十万人,计划分两路向缅甸进攻：一路由泰国侵入缅甸之毛淡棉北进；一路在仰光登陆，遁缅路进攻英军。日军每个师团满员约3万人。按当时中英军队的编制装备火力与他对比，中国军队在防御时，需要3个师对它1个师团，进攻时，更需5个师对他1个师团。进攻缅甸。日军大大超过英国在缅甸的防务力量。英国驻在缅甸的为英缅军第一师、英印军第十七师、英澳军第六十三旅、装甲兵第七旅，有战车150辆及炮、空等部队，约4万余人，由英缅军总司令亚历山大指挥。1941年夏，中国正式提出共同防御意见书。但英军轻视中国军队的力量，过于高估自己，又不愿外远征军队深入自己的殖民地，强调中国应在中老、缅甸边境布防，不允许中国军队入缅布防。事实上，在蒋介石集中全力经营这条国际路线时，他同统治云南的龙云发生着尖锐的矛盾。蒋介石企图利用抗日幌子，处心积虑“统一”云南；而龙云则处处防备蒋介石的这一手，坚持龙氏小王朝独揽云南政治经济军事大权的局面。关于云南的政治蒋介石不能过问；经济方面一直到一九四一年前后，云南仍使用它自行发行的“滇币”，军事上则中央军不能入境。蒋介石这时对龙云所运用的政治手腕是：一面派中央大员如宋子文等人向龙云多方疏通、拉拢，一面以准备远征为理由于1940年9月间将他的嫡系部队先后向滇黔、滇川、滇康边境陆续集中。但因蒋介石、龙云间的矛盾，长期未能入滇。先后集结的部队有：滇黔边境：在兴仁、兴义附近整训的为第六军甘丽初部三个师（第四十九师、第93师、暂五十五师）；在安顺、盘县附近整训的为第五军杜聿明所部三个师（新22师、第96师、第200师）及机械化部队。滇川边境：在泸州、叙永附近整训的为七十一军钟彬部两个师（第87师、第88师）；另有新29师马维骥部。滇康边境：在西昌、会理附近为第七十一军36师。滇桂边境：为第五十四军黄维（以后为阙汉骞）部的第14师、第五十师、第一九八师。川黔境内：为第二军王凌云部的第九师、第七十六师、第三十三师；后归属六十六军的税警总团孙立人部（一九四一年底编为新38师），新28师刘伯龙部。一直到1941年中英军事同盟酝酿期间，准备双方协力保全滇缅路及仰光国际交通线，蒋介石、龙云之间经过长期曲折的商讨，这年秋冬间，中国远征军第五军、第六军、第六十六军三个军才进入云南，屯兵中缅边境。 根据反法西斯同盟的规定，远征军在中国设立中国战区，蒋介石为26国联军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参谋长为美国史迪威将军，所有军需补给，由美国供应。1945年1月30日，日军攻克缅甸东部重镇，随后分两路继续前进，3月8日，日军占领缅甸首都仰光。3月到4月间，日军进攻重镇曼德勒，企图切断滇缅公路。1942年2月中旬，中国远征军只有第六军的49、93师进入缅甸景东地区，其余各部仍在滇缅公路集结待命。此时由于缅甸战事吃紧，英国人强烈要求远征军立即入缅参战。1942年2月16日，蒋介石下令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部副司令长官杜聿明（司令长官卫立煌，未到任），率第五军、甘丽初第六军、张轸第六十六军共10万远征军进入缅境，先运送第五军入缅，以第200师为先头部队。第五军军长杜聿明兼，第200师师长戴安澜，新22师师长廖耀湘，第96师师长余韶；第六军军长甘丽初，第四十九师师长彭璧生（原第五军第200师副师长），第93师师长吕国铨，暂五十五师师长陈勉吾；第六十六军军长张轸，新38师师长孙立人，新28师师长刘伯龙，新29师师长马维骥。战斗力最强的是第五军，它基本上部署在仰光以北约250公里的同古到曼德勒一线担任阻击日军中路军的正面作战。第六军分散部署在泰缅边境的景东以及毛奇等地，稍后入缅的第六十六军控制在曼德勒、腊戍一带为预备队。1942年3月14日，日军在仰光登陆，第十五军坂田样二郎所第三十三师团在普罗美以南地区，第五十五师在同古以南地区。占领仰光之后，胃口大开的日本人已不满足这个胜果，日本军部发令让第15军继续北上追击，为了加强力量，又调第18和第56两个师团增援。第十八师团在泰国景迈附近，第五十六师团登陆后亦进出于同古以南。随即兵分三路北进，其作战计划：以一路追击撤退的英军，侵入米内瓦，直趋卡原里，占领仁安羌油田，截断英军退路；一路攻占同古，进逼曼德勒，围歼我军主力；一路由同古东进东枝(又名棠吉)进攻腊戍，北进八莫、密支那，截断中国军队归路。中英两远征军队集结后，策定作战计划，分三路南下迎击日军：中路军为第五军，第五军第200师，附骑兵及工兵团一部为先遣部队，循滇缅路直下到达同古。西路军为英缅军，东路军为甘丽初第六军。杜聿明，中国第五军军长兼远征军副总司令，史迪威名义上的副手和下级。其实他才是这支中国大军真正的司令官和决策人物。他的军部设有一架电台直接同重庆保持联系，并把史迪威的动静和各种情报随时汇报给委员长。 当年参加长城抗战的部分将领，1942年冬于重庆合影。前排左起：黄杰、徐廷瑶、杜聿明；后排左起：刘嘉树、郑洞国、邱清泉。第五军远征缅甸，行军途中，第五军军旗咔嚓一下就断了，开会的时候，军长杜聿明头上裹着绷带就来了呢。原来啊，是出车祸了，这行军的时候，司机一脚急刹车，杜聿明一脑袋撞前窗玻璃上，撞伤的。入缅作战军旗折断，军长未战先伤，不祥之兆，似乎预示着远征不利。 五、天之骄子 机械化第一军 1938年10月，国民党第五军在湖南省湘潭县成立，它是国民党政府组建最早的一支现代化的装甲部队，被誉为"铁马雄师".第五军下辖第200师，新编第22师与荣誉第1师。 200师，原军委会直辖的装甲兵团扩编，是远征军第一支机械化步兵师，师长杜聿明。后来以200师为基础，发展出96师，新22师（廖耀湘），构成第五军的框架。 荣誉第一师，是抗战老兵、伤兵为基础组建的，师长郑洞国，战斗力不亚于200师。 新22师是新兵组建。新22师的干部来源于第200师，士兵由湖南军管区和江西军管区调拨招募之新兵组成。 第五军是国民党军队中唯一的机械化部队，全军有71000余人，足抵得上几个杂牌军的总人数。除去3个主力师之外，还有炮兵、装甲兵、工兵等军直属团队在编。 第五军装备精良，主要装备苏制t-26坦克80余辆、德制“豪须”装甲车100辆、美制福特卡车400多辆、摩托车40多辆。军属重炮团拥有150毫米榴弹炮24门，各师均配有大量的山炮、野炮。 部队高阶军官则多为留学归国之高材生，在补给、兵员素质上比一般部队来的优秀。因为在部队在湖南整编，第五军大部分为湘籍将士。 1939年2月，新编第11军改番号为第五军，军训部机械化兵监徐庭瑶兼任军长，杜聿明以副军长身份代理军长。 1939年3月,国民党军委会派员校阅第五军后，将它的军事训练列为全国第一，蒋介石对这支全国唯一的机械化军视为珍宝，将它划归最高统帅部直接掌握，从不轻易投入战场使用。因此，第五军这支"铁马雄师"在国民党军界中又赢得了"天之骄子"的美称。 1939年6月，正当白崇禧（二级上将、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部长）带领军训部校阅委员会一干人马校阅第五军时，突然从重庆军令部传来命令，第五军军长一职由俞济时（时任第74军军长）接任，杜聿明另有任用。 第五军从一成军，就属于何应钦系统。第五军，装备精良，尤其是编制有远征军别的部队所没有的装甲兵“团”，炮兵在远征军各“军”中，也是最好的。此外，还有骑兵、战车防御炮兵等等。 一个第五军可抵得上平常三个中央军！蒋介石是个容不得别人拿军权的人，几乎所有的嫡系部队，都掌握在浙江人手里，第一军,胡宗南,第十三军，汤恩伯,十八军,陈诚,都是浙江人,这些蒋介石都放心，第五军是王牌军，军长人选自然格外重视。哪怕是贵为军政部长兼总参谋长何应钦也不行，蒋介石手下的爱将陈诚更是“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将军，看着“眼红”硬是要从中掺上一把沙子。 可是，又不好直接用“土木系”的将领直接去取代杜聿明，于是就拿“俞济时”当枪使。俞济时虽然不属于“土木系”，可也不属于何应钦系统，俞济时要是当了第五军军长，等于何应钦系统遭到重挫，同时也就是变相壮大了“土木系”。这套把戏，何应钦能看不透吗！ 1915年，25岁的何应钦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受同乡、黔军总司令王文华之邀到黔军任职。第二年，王司令将自己的妹妹王文湘下嫁何应钦。何应钦从此平步青云，最后官至总司令参谋长。无奈好景不长，1920年王文华被政敌刺死，何应钦亦受牵连。 1924年，正当何应钦望尽漫漫天涯路，不知何归何处时，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同学时任黄埔军校教授部主任、教导二团团长王柏龄邀请他到黄埔任战术教官。 来到黄埔，何应钦的机会来了，这个机会还是因为王柏龄。王柏龄慵懒多欲，经常离校到广州城里吃花酒，还染上了鸦片之瘾，学校里经常是神龙不见首尾，令蒋校长很头痛！ 何应钦介与王柏龄全然不同，为人正直本份，严谨细致、干练精明、工作勤勉，很快进了蒋校长视野，而且何应钦与蒋校长早年有着“四同”的经历，他们同年到日本求学，同年考进日本士官预备学校振武学校，同年归国，同在陈其美手下做事。渐渐地，蒋校长生出由何应钦取代王柏龄之心，于是将王柏龄份内的一些事情转交何应钦，何做是井井有条，蒋校长很满意。何应钦很快就被提拨为少将总教官，地位一跃升至顾祝同、刘峙、钱大均之上。 经过两次东征后，广东统一。蒋校长更加倚重何应钦，将黄埔教导一、二团扩编为2个师成立第一军，自任第一军军长，何应钦任第一师师长。北伐后，蒋任总司令，何应钦升任第一军军长。 他们本是最亲密的战友，可是蒋校长最信赖的何应钦，却在两个关键时候没有站在蒋介石身旁。 1927年，蒋介石头脑发热，强令北伐军冒进，结果在徐州被孙传芳杀了个大败，蒋不反思自己，为了威信，杀了第10军军长王天培（贵州人）当替罪羊。要知道，当时的军长一职，地位非常高。刘峙、顾祝同也不过才是个军长，卫立煌、陈诚，那时候不过才是个师长。王天培被杀，结果引起了何应钦的不满。 李宗仁、白崇禧借机发难，蒋介石被新桂系逼宫，无奈而叹：“既然如此，我蒋某人还是走开好了！” 白崇禧立即接过话：“为顾全大局计，总司令离开一下也好！” 听罢，蒋介石倒吸一口凉气，环顾四周却没有一个为自己说话的人，他把求助的目光投向何应钦，何应钦亦默不作声。蒋介石第一次看清了自己在亲密战友心中的位置。 1936年底“西安事变”，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后，时任军政部长的何应钦不但没有拯救蒋介石的想法，反而以救援为名，调遣中央军准备与西北军、东北军两大军系开战，借战端取代蒋介石。 事后蒋介石得知此事大为光火，便逐渐的疏远了何应钦。由于何应钦是贵州人，而出身黔军的中下级军官多为何之学生（何应钦曾任贵州讲武堂教育长、校长）。这件事发生后就影响了黔军复起的机会。事发后部分黔籍军官认为前途黯淡，便纷纷辞职回乡，这又进一步的削弱了黔系势力。 但何应钦在中央军系统叶大根深，刘峙、顾祝同都属于何应钦系统，徐庭瑶长期担任刘峙的副手（刘峙是第2师师长时，徐庭瑶是第2师副师长。刘峙是第1师师长时，徐庭瑶又是第1师副师长），更是唯何应钦马首是瞻，蒋为了消弱何应钦的势力，此后极力扶持陈诚来抗衡何应钦。 徐庭瑶是何应钦系统的大将，而杜聿明是徐庭瑶一手提拔的，陈诚想把杜聿明赶出第五军，何应钦能不急吗！ 第五军（新编第11军）刚成立时，何应钦保举杜聿明出任军长，蒋介石不同意。何应钦又保关麟征出任，蒋介石同意了，关麟征不愿意去，关麟征推荐张耀明（黄埔一期生），蒋介石和何应钦都不同意。最后折中，徐庭瑶兼任军长，杜聿明任副军长，代理军长。 俞济时，浙江奉化县城奉南村人，蒋介石的外甥，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留任蒋介石侍卫。1931年任中央警卫师副师长，警卫军第二师师长，第八十八师师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七十四军军长兼五十八师师长，1938年6月任第三十军团军团长，兼第七十四军军长。1939年1月任第二十集团军副总司令，不久转任第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兼任第五军军长。 俞济时勇猛忠诚有余，智谋不足，74军58师师长冯圣法（黄埔一期）不愿屈居新任军长王耀武（黄埔三期生）手下，而求俞济时把自己及部队调走，俞济时于是暗中运动把原来的老部属五十八师划归自己第五军节制，不料被王耀武识破，王耀武狠狠的向蒋介石参了俞济时一本。 正在陪同白崇禧校阅第五军的徐庭瑶听到命令后，非常气愤，徐庭瑶比较谨慎，从来不坐飞机，正好白崇禧要返回重庆，徐庭瑶便搭白崇禧的飞机同回重庆， 徐庭瑶，号称“中国装甲兵之父”，和何应钦一商量，向蒋介石请求撤回俞济时的任命。 1926年，杜聿明在武汉张治中学生兵团任连长时，武汉正发生“血花剧社”事件。张治中会见杜聿明时，问杜聿明对此事件有何看法。他说：“我反对血花剧社有人提出反蒋的口号，我认为反对校长就是反革命。此中定有人捣鬼。不过我们国民党的处理也有不当之处，这种小事不必弄成惨案，搞得舆论哗然，不利于革命。”张治中连连点头赞许，并提醒他，现在外面思想情况很复杂，一定要有自己的坚定信念。不久，蒋介石刚发动“四一二“政变，武汉展开的批“蒋”运动，杜聿明组织自己的兵在私底下抵制，被关了起来，当时张治中的内弟洪君器都被枪毙了，杜聿明机智才逃了出来。杜聿明到南京后，找到了张治中，张治中带杜聿明去见蒋介石。蒋介石很高兴，委任杜聿明为校阅委员会中校委员。 杜聿明为了支持蒋介石差点被枪毙，蒋介石认为杜聿明对自己还是比较忠心的。为了安抚王耀武、徐庭瑶，加上第五军即将奔赴前线，蒋介石改任杜聿明为五军军长，转而安抚俞济时，升任俞济时为第十集团军副总司令兼八十六军军长。 六、湖南女婿 陈诚 陈诚，字辞修，毕业于浙江省立第十一师范学校第二期。1919年以备取生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八期炮科，直皖战争爆发后，军校一度停办，遂南下广州，在新建粤军第一师第三团服役，并加入中国国民党。1922年6 月从保定军校毕业后，入浙军。同年12月投奔邓演达，任粤军连长，担负孙中山大元帅府的警卫。1 923年在西江战役中受伤，受到蒋介石的慰问。次年黄埔军校正式成立，随邓演达到军校 ，陈诚黄埔军校因背诵“三民主义”结识浙江老乡蒋介石。 蒋介石信奉曾国藩的识人术和御人术。他与部下见面、交谈，习惯于观察这人五官是否端正，是否大气，交谈中，凡阿谀奉承者、在他面前唯唯诺诺者、其貌不扬者，都很难被重用。他用他的识人术，得了很多人才，但也漏了些英才。 陈诚陆续担任教育副官、炮兵科教官、炮兵队区队长等职。在参加二次东征战役中，东征危急时刻陈诚连发三炮，皆中敌军大本营，阻止了敌人的进攻，受到蒋介石的赞赏，人称陈诚“三炮起家”。1 925年任黄埔军校炮兵科科长、第一补充师筹备处处长兼第三团团长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时，率第六十三团(由第三团改称)参加东路军，进攻浙、苏、皖。因战功及师长严重的推荐，升为第二十一师代师长。 陈诚因撤换作战不力的六十一团团长李树森，引起黄埔同学不满。他们联合起来到何应钦处倒陈陈诚。何应钦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在黔军任职时为“士官系”首领，与军中“保定系”形同水火；何应钦在黄埔军校时任总教官，与任教育长的“保定系”邓演达教育观点相左，而陈诚是邓演达的亲信，因此何应钦心理上对陈诚比较排斥。 1927年夏天，北伐军与孙传芳的五省联军在龙潭激战，正巧陈诚胃病发作，痛疼不已。可他深知龙潭一役重要，毅然带病上战场，坐在轿子上指挥21师作战。期间，因为形势紧张，他数次从轿中跌落。龙潭大胜后，论功行赏，有人向何应钦告发陈诚坐轿子打仗。何应钦不作调查，就以“军人坐轿指挥作战斗，成何体统”为由，撤去陈诚21师师长之职。 陈诚带病作战，几乎丢了性命，未受嘉奖，还被撤了职，气得卧床不起，从此两人产生芥蒂。后来，在蒋介石亲自过问下，陈诚才恢复原职。不久，蒋介石下野，何应钦毫不客气地再次撤掉陈诚师长之职。让何应钦想不到的是，仅仅4个月，蒋介石卷土重来。重新掌权后，蒋介石任命陈诚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中将警卫司令，不仅如此，蒋介石还解掉了何应钦第一路军总司令之职。 看到何应钦落此下场，陈诚得意地宣称：“我是与领袖共进退的人，不象有人，落井下石。”何应钦听了，气得七窍生烟。 自此，他们结相互杠上了。陈诚与何应钦之间的矛盾，蒋介石心里面清楚，乐见其争，左右平衡，这正是他的驭人之术。何应钦吃亏时，老蒋就给他一些补偿；当陈诚受委曲时，蒋介石又给陈一点甜头。老蒋的权术是扶弱抑强，防人做大，纵使你有一身本领，也不得不仰委员长之鼻息，离他不得。 1930年5月，中原大战时，刘峙的侄子刘天泽在陈诚手下任团长，阵地被冯玉祥部队冲垮而后退，陈诚要枪毙刘团长。何应钦受托为刘天泽求情，陈诚声言：“莫说是刘峙的侄子，就是何部长的亲生儿子，我也照样枪毙！” 1930年，北伐结束后，何应钦负责裁兵编遣。在整编过程中，以陈诚的两个警卫团和第十七军的四个步兵团组成第11师。蒋介石原想任命陈诚为师长，但遭到何应钦的反对，何应钦何认为陈诚资历太浅，难以与刘峙、顾祝同等资深将领平起平坐为由，只能任副师长。陈诚得知这一消息后，一气之下跑到上海，不肯就任副师长之职。何应钦、陈诚交恶从此开始。 后陈诚经蒋介石派人劝说，才勉强到任。 11师战斗序列为师长曹万顺，副师长陈诚，参谋长罗卓英， 第31旅，旅长桂永清，第61团，团长关麟征，第62团，团长萧乾； 第32旅，旅长林 蔚/殷祖绳，第63团，团长吴良琛，第64团，团长霍揆彰； 第33旅，旅长余仲麒，第65团，团长李明，66团，团长滕云。 陈诚，罗卓英想方设法排挤师长曹福顺，一心要取而代之。 时任第11师31旅少将旅长的桂永清是黄埔一期毕业生，1927年作为团长，随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总指挥部驻守杭州时，与何应钦的侄女何相银结婚，何应钦是证婚人，蒋介石还特地送上五百银元作为贺礼。陈诚，罗卓英遭到桂永清为首的部分黄埔将领的抵触。 桂永清到任后，推荐他的好友邱清泉任副旅长，但蒋介石却另派李默庵任副旅长。 李默庵去见桂永清时，桂永清正在打麻将，对李默庵态度较为傲慢，说道:“我已向校长推荐了副旅长人选。”李默庵碰了钉子，并不善罢甘休，回去后就向蒋介石告状，说桂永清如何抗拒校长的命令，整天打牌，骄横自大等等。蒋介石让陈诚提交报告，陈诚旁敲侧击，蒋介石立即将其撤职。委任李默庵为31旅旅长. 何应钦为桂永清说情，1931年春，桂永清到达德国首都柏林，进入德步兵专科学院。这期间，他结识了戈林上将、巴德将军等一批德军高级将领。毕业后，桂永清留在德国使馆担任武官。 第11师参谋长罗卓英秉承陈诚的旨意，想联合在第11师任团长的黄埔一期毕业生李默庵、萧乾、关麟征等，联名向上级推举陈诚任师长，撵走曹福顺。1928年，关麟征任南京警备司令部第2团团长时，是警备司令陈诚的部下，不久，关麟征调任新成立的第11师第61团团长。关麟征看不惯陈诚的那一套，当罗卓英征求他的意见时，性格直率的关麟征口无遮拦地说：“陈矮子并不比曹福顺高明，可能比曹福顺还坏。”不肯在信上签名。罗卓英把这件事告诉陈诚，陈诚对支持桂永清的关麟征早就怀怨在心，从此关麟征、陈诚结怨。 关麟征非常崇尚关羽，平日里也喜欢以“关云长”自许。与同是黄埔一期的第31旅旅长李默庵、第62团闭长萧乾关系最好，三个人说话十分投机，朝夕相处，无话不谈。关麟征遂向李默庵、萧乾提出要效法三国时的刘备、关羽、张飞的义薄云天、情同手足的精神，他称李默庵为大哥，自居为老二，称萧乾为三弟。他们虽没有正式结拜，但关麟征一直与李默庵、萧乾以兄弟相称。为了关麟征升任独立旅旅长的事，三人曾经一度联手排挤11师副师长陈诚，搞得陈诚很狼狈。 1929年6月，在副师长陈诚因公前往汉口出差的时候，发生了师长曹万顺因委派私人前往62团任职、遭到团长萧乾及其他黄埔出身的军官抵制的事件。事情传到武汉行营后，蒋介石便以此将师长曹万顺调职，陈诚正式接任了第11师的师长。 陈诚在出任第11师师长后不久，有一次谒见蒋介石时，说一大堆关麟征的坏话，想借蒋介石之手惩办关麟征。不料，蒋介石听后反而训斥陈诚一通，批评他不会容人。蒋介石之所以信任关麟征是有原因的。1927午8月，蒋介石第一次被迫下野时，返回奉化溪口老家，当时，正任总部补充第7团团长的关鳞征听到消息后，立即赶到溪口晋见蒋介石。蒋介石见关麟征在患难之时赶来拜见，很是感动。在与关麟征谈起下野原因时，他竟挥动拳头愤怒地骂道：“告诉你们同学，何应钦反叛了我!娘希匹!你们去当土匪，我当土匪头子。” 这是蒋介石第一次在部下和学生面前无所顾忌的袒露心迹，可见，他那时即已把关麟征当成一个心腹，此后蒋对关麟征一直十分器重和信任。陈诚见无法借蒋之手惩治关麟征，便采用“明升暗降”的手段，以保举关麟征升任新编第5师副师长为名，把他排挤出第11师。 但实际上所谓的第5师其实不过是训练新兵的临时机构，关麟征上任没多久第5师就编散去了各军，关麟征顿时没了饭碗，后来花了不少银子，托了不少关系，才被调到中央军校当了一个大队长，总算是保住了军职。随后又安排关麟征任教导第2师的团长。关麟征本来已经当到了旅长，又由副师长跌成团长，经此一事，关麟征对陈诚恨之入骨。关麟征和陈诚形同水火，李默庵也和陈诚保持距离。 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主要依靠的是广东人。他手下的干将如胡汉民、汪精卫、陈炯明、许崇智、朱执信、廖仲恺都出生于广东。由于孙中山重用广东人和只注重在广东发动革命，以至引起黄兴、宋教仁这些广东以外的革命党人的不满。 蒋介石用人，一看派系，二看服从和人身依附，白崇禧为国民党军中少见的统帅型的将领，因不是蒋介石的亲信，聪明才智不能得以发挥。 在蒋介石时代的国民党中央和地方主要军政人员中，除山西、广西、云南等地外，出任军政首脑的，或是保定军校、日本士官学校或黄埔军校毕业；或属浙江出生；或是蒋介石的亲族或威族；或在蒋身边或黄埔军校任过职，这4个条件，除极少数人而外，大都具备一条两条。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些条件具备得越多，也就表明与蒋介石的关系越密切，当然也就越受蒋介石的重视和青睐了。 蒋氏国民政府中，除了装饰了一些国民党元老如谭延闿、程潜、蔡元培、于右任、张静江等之外，其主体主要是三部分人： 一是蒋氏戚族。此类人包括孔祥熙、宋子文、蒋经国、俞飞鹏、俞大维等。因蒋介石与陈其美是拜把兄弟，陈果夫、陈立夫是陈其美之侄，二陈也应属此类。 二是浙江同乡。如陈诚、陈仪、陈果夫、陈立夫、陈布雷、汤恩伯、胡宗南、戴笠等。蒋介石虽是奉化溪口人，但溪口随他发迹的人几乎没有，这可能与蒋幼时饱受邻里之欺有关。所谓"雷响溪口，雨落奉化"，是说蒋介石起于溪口，沾光的却是奉化人。蒋介石重用浙系亲信，如胡宗南只是一个师长、旅长的才能和气局，却被蒋当作统帅用。胡宗南可称得“天子门生”第一人，受到蒋介石的器重，乃至踌躇满志，野心勃勃，狂妄自大，抗战时避居西北拥兵称王，内但他志大才疏，不懂战略，对蒋介石盲目服从、不辨善恶。 三是日本士官学校、保定军校、黄埔军校出身的学生。蒋介石曾就读于保定军校、日本士官学校，当过黄埔军校校长，和这三个学校都有相当亲密的关系，这些地方出来的人又多，所以在蒋氏国民政府中，以这些地方出身的人最多，构成了蒋氏政府的基干。 在国民政府要员中，保定军校和日本士官学校出身的主要有：蒋介石、何应钦、程潜、唐生智、阎锡山、陈诚、张治中、顾祝同、刘峙、朱绍良、蒋鼎文、陈仪、白崇禧、上官云相、傅作义、徐永昌、林蔚、罗卓英、汤恩伯、何成浚、张群等等。 构成国民党统治上层的主要是保定军校和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 黄埔军校共毕业二十三期学员，但他最器重的，还是大革命时期的前五期。他对第一期和第四期又最具感情，第一期是他的开山大弟子，那时他一心扑在军校的建设上，与学员朝夕相处，耳提面命，真是亲如父子。用他自己的话说： “第一期学生可说由我亲自指导出来的多，其中虽不能完全照预定计划做到，但只在精神上说，差不多有十分之八，做到原来的希望了。”他报起黄埔一期生来，孙元良、桂永清、关麟征、杜聿明、陈明仁、宋希濂、胡宗南、黄杰、 黄 维 甘丽初、 贺衷寒、 袁朴、郑洞国、徐向前、钟彬、李延年、李玉堂、陈赓、霍揆彰、蒋先云、余程万、李默庵、范汉杰、李仙洲……一个个都如数家珍，那神色得意极了。 至于二期生和三期生，因为他们一入学就赶上了两次东征，蒋介石戎马倥偬，也没有时间过多关心，所以那感情自然淡了点。到了第四期，因为东征的胜利，广东形势又趋于稳定，他又能经常光顾黄埔岛了，恰逢第四期学生开始招生，选拔了不少优秀青年，张灵甫、胡琏、阙汉骞、潘裕昆、刘志丹、高吉人、彭士量、高魁元、林 彪、刘玉章、李 弥、谢晋元、袁国平，这些军界的佼佼者，都毕业于黄埔四期。 黄埔学生中，抗战爆发前以胡宗南、黄杰、关麟征、霍揆彰地位最高。以后，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范汉杰、郑洞国等也取得了相当高的地位。 陈诚毕业于保定军校，是黄埔军校的教官，浙江人，蒋介石最看中同乡关系，1932年，陈诚与谭祥（前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之女、宋美龄的干女儿）结婚，成为蒋介石的“干女婿”， 谭祥父亲谭延闿和蒋介石关系非同一般。这几层关系让陈诚与蒋介石关系非同寻常，从此受到另眼眼相待。 陈诚性格倔强，精明过人，不讲求享受，热衷权势，他重视部队的军事训练，善于笼络人才标榜“人事公开、经济公开、意见公开”，素有“四干将军（苦干、硬干、强干、快干）”之称。陈诚第十八军第十一师，其以黄埔为主的军官成为“土木系”的基干力量，不吃空缺加上适度接受下属意见，因此军队的战力自抗战以前就有一定名声，在抗战中多次与日军恶战，形成中央军中一大派系-----“土木系”。土木系的四大金刚：罗卓英、周至柔、林蔚、郭忏，十三太保：方天、刘云瀚、裸子闿、杨业孔、石祖黄、吕文贞、赵桂森、郭汝槐、刘劲恃、车蕃如、洪懋祥、李仲辛、吴仲直，黄埔一期的黄维、夏楚中、李树正、张鼎铭、萧乾、李及兰、霍揆彰、李树森、彭善，三期方天、吴继光、李精一、宋瑞珂、史克思，四期胡琏等一大批的悍将。 七、“药中甘草” 谭延闿 谭延闿 ，祖籍湖南茶陵，1880年出生于杭州。谭延闿出生在一个官宦家庭，他的父亲是清末朝廷权臣谭钟麟，曾任陕西巡抚和陕甘、两广总督等职。谭延闿是谭钟麟的第三个儿子，做父亲的很重视对下一代的教育，请到了杨度和齐白石的老师、湖南大学问家王闿运来教自己的儿子。谭钟麟虽然儿子不少，但都不是读书的料，不成大器，唯独谭延闿自幼天资过人，又十分好学，被光绪帝的师傅翁同龢称为“奇才”。与陈三立(其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谭嗣同(湖南籍，其父谭继洵，曾任湖北巡抚)并称“湖湘三公子”，是当时少见的有为青年。 谭延闿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中乡试优贡，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中举。光绪甲辰科(1904年)，24岁的谭延闿考中会元(会试第一名)，一举破了湖南200年的一个纪录。而在此之前的200年间，湖南出过状元、榜眼、探花，就是没出过会元，谭延闿填补了这个空白。传说其实那个时候，谭延闿的文章好，字也极为漂亮，是非常有可能被点为状元的，但就在慈禧老佛爷要下笔圈其名字时，发现谭延闿 既是湖南人，又姓谭，这让她想起那位令她最为痛恨的湖南籍“乱臣贼子”谭嗣同，于是改点了刘春霖为状元，让谭延闿 错失了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状元的机会。慈禧太后之所以会点到刘春霖，一方面因他书法不错，此外也是看好“春霖”二字的好意头，那时候正值天下大旱，慈禧认为春霖之名甚为吉利。如此一来，就可怜了谭延闿 ，只能位列二甲第三十五名，赐进士出身。但尽管如此，整个清代湖南籍士子中会元者，也仅谭延闿一人。 谭延闿中会元的消息一传开，王闿运兴奋得几天没有睡觉，说是破了湖南的天荒。在那个社会，士大夫能够中进士而且点翰林，是科举途上最荣耀的事，谭延闿的从政之路也从此开始。 谭延闿虽出身名门，却是庶出。他的生母并不是谭钟麟的原配，只是个妾室，所以他虽然在家中兄弟排行老三，但从小大家都叫他“小老三”。年幼的谭延闿曾十分疑惑地追问母亲，母亲面露难色地告诉他：“因为我是你父亲的小老婆，他们把你们兄弟称作‘小老三’、‘小老五’，除了年小的缘故外，还带有‘庶出’的意思。” 懂事之后，谭延闿才知道，自己的母亲原是父亲家里的丫鬟，后来被父亲纳为妾，尽管生下了谭延闿 ，但在封建习俗之下，待遇并没有得到改善，平日用膳，妻可入座，妾则只能立着吃，并没有与丈夫同桌吃饭的权利，只有等别人都吃完了她才可以上桌。而谭延闿自己，虽然是兄弟几人中才学最出众的，但就是因为庶出的身份也总被人戏称为“小老三”。所以，他自小就下定决心要努力读书，出人头地，好提高母亲在谭家的地位。谭延闿做到了，当父亲得知他中了会元后，当即向全家人宣：“李氏夫人可以入正厅就座用膳。” 1916年，正是谭延闿刚刚第二次督湘，他听到母亲去世的消息后，不顾有人趁他不在又把他赶下台的危险，跑到上海奔丧。第二年，他母亲的灵柩运回长沙，停柩荷花池。谭宅位于谭姓族祠的后进，灵柩出殡必须经过族祠出门。按照族规，妾死后不能从族祠大门出殡。出殡那天，族人不让李氏的灵柩走大门，只能走侧门。谭延闿一听火了，直接躺倒在棺材上，命令扛夫起灵，并喊：“我谭延闿 死了，抬我出殡！”这样一闹，族人们只有面面相觑，让李氏的灵柩走大门出殡了。 母亲的遭遇，让谭延闿对封建习俗颇为不满，为了不让类似的情况在家中发生，他誓不纳妾。 谭延闿的原配妻子为他育有一子三女，谭延闿的妻子是1916年病逝的，那时候的谭延闿正值壮年，身边正是需要人的时候，但他却坚决不续弦，竟然连宋美龄这样的大家闺秀都拒之门外。 因谭延闿曾在孙中山落难时帮助过他，所以二人关系十分密切。此时宋美龄从美国留学归国，孙中山有意将宋美龄介绍给谭延闿 ，并让谭延闿认宋美龄的母亲为干妈。谭延闿以“我不能背了亡妻，讨第二个夫人”为由拒绝了，对宋美龄只以干兄妹相称。而孙中山去世后，谭延闿和蒋介石的关系日渐密切，后来蒋介石之所以能与宋美龄结成连理，正是谭延闿牵的线。 当然，蒋介石也没有亏待了这个大媒人，蒋介石第一次下野重新上台后，蒋任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任行政院长，两人在工作上和私下里经常有交往，他的小女儿谭祥有时便随谭延闿去蒋家。因谭祥有大家闺秀气质，兼具乖巧聪颖，极得蒋介石夫妇宠爱。谭延闿去世前嘱托蒋介石在青年将领中为谭祥选夫，蒋介石夫妇对此极为上心，选中了当时尚非将军、但潜质极佳的一位年轻人，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陈诚。谭祥就是陈诚的贵人，自从与谭祥结婚后，他平步青云，前途无量。 在见陈诚之前，谭祥问干妈宋美龄：“陈诚现任何职？”宋美龄答是军长，其实，当时陈诚只是一个师长。生性仔细的谭祥又问：“是哪一军的？”蒋介石一旁补充道：“第18军！”谭祥笑了笑，算是默许了这门亲事。 不久，蒋介石即以陈诚在中原大战中战功卓著，晋升为第18军军长。 陈诚与谭祥结合，令陈诚与蒋介石之间在同乡、黄埔关系，又多了一层的翁婿关系。之后，陈诚果真对老蒋死心踏地，据陈诚的儿子陈履安回忆：“每次，父亲与蒋介石意见相左，只要蒋介石作了决定，陈诚总是默默执行。”令蒋介石十分赞赏，渐渐视陈诚视为心腹。 谭延闿1924年当选为国民党第一届中执委兼大本营秘书长，1926年被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执委委员，代理广州国民政府主席，接着又代理国民党中央党部主席。1928年2月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10月转任行政院院长。 从谭延闿的仕途经历来看，可以说是一帆风顺，这都要得益于他豁达圆通的处世哲学。谭延闿在国民党内人缘极好，他为官的诀窍首先是藏锋不露，处世圆滑。正是因为他八面玲珑，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干脆把他比作“药中甘草”。甘草并不名贵，但素有“百药之王”之誉，有调和百药的功能，正如谭延闿的处世之道。也有人把他处世方法总结为一个“混”字，给他取了“混世魔王”与“水晶球”的诨号，他对此也公开承认，并声称“混之用大矣哉”。谭延闿在湖南时，下属进门不用报告，有座便坐，有烟自取享用，而谭延闿不论什么时候，都和颜悦色，了无怒容。无论升官还是被免职，他都永远保持微笑。有时候即使被当面羞辱，他也假装没有听见，被部下出卖了，他事后也不追究。所以，又有人称他为谭婆婆。 第一次督湘时，好多人还都不认识“谭婆婆”。一日大雨，谭延闿 乘轿入府，卫兵喝令谭下轿检查，谭冒雨受检。事后，被卫兵营长知晓，欲责罚卫兵，谭延闿 立即制止并亲自慰勉卫兵。北伐胜利，蒋介石登上最高权力宝座，谭延闿很知趣，让出国民政府主席职位，做行政院院长。面对蒋介石的独裁，谭延闿 有一整套对付之策，即抱定了“三不”主义：一不负责；二不谏言；三不得罪人。每次开会，他都闭目养神，抱着闷葫芦不开瓢，往往“急死皇帝，太监却不着急”，成了一枚橡皮图章，只是伴食画诺，混混而已，反正社稷江山与己无关。他深知在蒋介石手下办事不易，情愿无所事事，乐得自在，做一个伴食宰相。 人们对他褒贬不一，有人说他是“民国第一完人”，也有人说他是八面玲珑的“混世魔王”。 八、淞沪会战:铁血湘军的挽歌 湘军是晚清时对湖南地方军队的称呼，或称湘勇。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后，清朝正规军无法抵御，不得不利用地方武装，江忠源楚勇，丁忧在湘的曾国藩在湖南编练乡勇，湖南湘阴人左宗棠也编练团勇，湘军就是在这时发展起来的。 湘军拥有勇猛的战斗风格和坚强的战斗意志，吃得苦，霸得蛮，舍得死”的湖湘精神在其所参加的历次战事中展现的淋漓尽致。湘军将帅之廉勇，军纪之严明，是其勇猛善战的重要原因，湘军威震天下，战乱各省纷纷赴湖南募勇招兵，蔚然成风。 湘人骁勇悍战，视死如归，湘军高级将领灿若繁星，江忠源、胡林翼、左宗棠、杨载福（岳斌）、彭玉麟、刘长佑、李续宜、曾国荃、刘蓉、刘坤一、蒋益沣、刘岳昭、刘锦棠以及后来成为淮军首领的李鸿章等，皆官至总督、巡抚等大员……，整个湘军系统中位至总督者15人，位至巡抚者14人，其他大小文武官员不胜数。淮军出自湘军，北洋军出自淮军，因而出现了“无湘不成军”的民谚。 湘军在平定太平天国、西北回乱以后，屡次参加了抵抗外侮的战争，包括左宗棠收复新疆，镇南关、台湾抗法，“大将筹边人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老湘军”的挽歌，老湘军最后一战，魏光焘甲午牛庄血战等。 黄克强（黄兴）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蔡锷）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死战。 民国时有：“中国如是希腊，湖南则是斯巴达。中国若为德意志，湖南即是普鲁士”。湖南资源贫乏，土地贫瘠，环境不佳，人民养成了不畏艰苦，坚忍不拔的性格，湖南子弟自湘军兴，在曾左胡彭等中兴诸帅的感召下，培养出了以天下为己任的大义以及书剑传家的传统，三湘子弟持长剑扫四海，军中战将骨干以三湘子弟为多。 民国湘军主要包括谭延闿系、程潜系、赵恒剔系、唐生智系、何键系、参加中央军的湖南籍黄埔系、抗日期间和剿共期间形成的地方武装等。 北伐前，湘军将领主要来自于湖南武备学堂（程潜、周则范、萧昌炽、林修梅、蔡钜猷、田应诏、刘辅察、林德轩、张辉瓒、鲁涤平、谭道源、陈渠珍）、保定军校（唐生智、何键、刘建绪等）、湖南陆军小学堂（唐生智、贺耀组、刘兴、戴岳、陈浴新、陶峙岳、刘峙、曹伯闻、毛炳文等）、湖南讲武堂（彭德怀、黄公略、张子清、王劲修、周希洪、龙辑五、唐生明以及张辉瓒）、日本士官学校（赵恒惕、程潜、张辉瓒）等。随着国民革命军逐步占领全国，一大批湖南籍黄埔毕业生在民远征军界中崛起的。 抗战初期，湖南名将辈出，如程潜、唐生智、刘兴、刘建绪、陈明仁、陶峙岳、李文、李默庵、郑洞国、宋希濂、贺衷寒、廖耀湘、黄杰等。 被誉为“黄埔三杰”的蒋先云(北伐时牺牲)，陈庚(大将)，和贺衷寒(随蒋介石去台湾)，都是湖南人。蒋先云人黄埔前，由毛泽东介绍加人共产党。贺衷寒曾于长沙等地搞学生运动。陈赓是湘行伍出身，1924年与蒋先云、贺衷寒同时参加了黄埔一期的招生考试。早已以一笔锦绣文章饮誉湘江的蒋先云笔试成绩名列第一；贺衷寒排在三名之外，但在口试中以滔滔不绝的辩才受到蒋介石的赏识；陈赓成绩平平，在口试中以堂堂军人相貌打动了蒋石。 平定广州商团叛乱和东征中，陈赓以其眼疾手快、动作麻利先后两次救蒋介石脱离险境。 1924年10月14日黄埔学生军对反叛商团军发起猛烈进攻，商团败退后，陈赓与同学们一起乘胜追击，不久便活捉了商团一个小头目，缴获了他的军刀。全军总指挥蒋介石正好从他身边经过，陈赓立刻敬礼，还把战利品交给蒋介石检阅。打了胜仗，蒋介石也很兴奋，连忙伸手去接。不料被活捉的小头目猛地挣开了学生军的胳膊，迅速夺过一把军刀挥向蒋介石。所有在场的人一时都惊呆了。千钧一发之际，陈赓徒手夺刀，一把抓住小头目的手腕，又用脚将他扫倒在地。 1925年10月中旬，东征军途中，第三师遇到优势敌军的猛烈抵抗，久战不克，反被敌人的钳形攻势所困。东征军总指挥蒋介石亲临前线督战，希图激励士气，扭转战局。第三师系最近由粤军改编而来，虽奋力苦战，但毫无改观，在敌军冲击下，全线崩溃。蒋介石环视左右，只有连长陈赓寸步不离，紧随身边，而总指挥部的其他成员已各自逃命去了。蒋介石心力交瘁，万念俱灰，几欲杀身成仁，幸亏陈赓眼明手快下了校长的武器。此时追兵更近，蒋介石因受伤而不能走动。陈庚背起蒋介石后撤。最后来到一条河边。陈赓命令部下占领滩头阵地，掩护蒋介石坐船渡过河去，脱离危险。之后，陈赓又不眠不休，长途跋涉一夜行走160余里山路，找到何应钦和周恩来的第一师，搬来援兵。 所以，黄埔学生流传：“蒋先云的笔，贺衷寒的嘴，敌不过陈赓的腿”。 淞沪会战前湖南军队还维持着一些地方军队的特色，北伐时期，湘军主要分布在第四路军何键、第五路军唐生智、第九路军鲁涤平三路军中。 1931年起，因应江西剿共，湘军并入第四路军何键、第九路军鲁涤平两路军中。 抗战前夕，湘军主要只剩下第四路军何键。直到淞沪会战,何键下台，蒋介石才把湘军改造为半中央军，由湖南人为主体组成的国民革命军全部并入中央军。 遭日军轰炸的上海南火车站日军在1937年8月派出上海派遣军（三个月后增加到50万人），开始向上海进攻；中华民国则派出中央军精锐和大批内地省份部队（但由于蒋介石与这些部队的司令关系恶劣，所以装备极差。而参加者包括川军、滇军、桂军、粤军、湘军等）合计70万人，与日军血战三个月之久，粉碎其“三月亡华”之战略，此即为淞沪会战。 湘军共计13师4旅，做战英勇，深受各省人士敬仰。 参加淞沪会战的原湘军部队至少有如下番号： 谭延闿系：18师、50师、53师， 赵恒惕系贺耀祖部：8师， 唐生智及何键系：70军（19师、192师）、28军（16师、62师）、73军（77师、15师）、23师、63师、预备11师， 湖南保安团：（暂5师）， 陈渠珍（湘西）系：128师， 叛逃红军孔荷宠部：暂54师 湘军将士上阵杀敌，常说“来生再见”，便义无反顾地奔赴战场，老湘军“要死卵朝天，不死变神仙”的风貌犹存。 会战期间第8师陶峙岳部在有“血肉磨坊”之称的蕴藻浜坚守21个日夜，一个师只剩下几百人誓死不退。 15师王东原部、16师彭位仁部，作为最早进入上海战争的湖南部队，从九月中坚持到全面撤退； 18师朱耀华部坚守大场，苦战竟日，其师朱耀华将军在大场失陷后自杀殉国； 19师李觉部十月初入大场参加大场战役，表现异常凶悍； 23师李必蕃部作为江防军坚持江阴保卫战； 46师戴嗣夏部参加苏州河南岸阻击战，表现不俗； 53师李韬珩部先后参加大场战役和苏州河南岸阻击战； 62师陶柳部、63师陈光中部参加金山卫等地守备，后大部支援浦东，势单力薄阻击日军的杭州湾登陆；六十三师第一八七旅少将旅长李伯蛟也不幸中弹殉国，李伯蛟少将1897年出生于湖南省邵阳县小东乡周家村一个书香门第，湖南陆军军官讲习所毕业，他是最先牺牲在浙江抗日战场上的高级将领。 128师顾家齐部先后在宁波、嘉善、枫泾血战； 预备11师胡达部在枫泾和闵行和敌激战…… 在淞沪会战参战军队四大集团里，也涌现出很多能征善战的湘籍将领， 江防司令部总司令刘兴陆军上将为湖南祁东人，统率长江地区的陆海军与各要塞，辖陆军部队有第十六、第四十三、第七十三、第八军等部队。 左翼作战军里的第10集团军司令员刘建绪陆军上将，为湖南醴陵人， 中央军里，当时最精锐的三大德械师之一第36师师长兼第78军军长宋希濂将军，湖南湘乡人， 陈诚“土木系”悍将第五十四军军长兼14师师长霍揆章将军，湖南炎陵人， 同为陈诚土木系悍将的第98师师长夏楚中将军，湖南益阳人， 第八军军长兼税警总团总团长黄杰将军，湖南长沙人， 胡宗南系悍将第78师师长李文将军，湖南新化人， 胡宗南系悍将的第76师师长丁德隆，湖南攸县人 中央军第二军副军长兼第9师师长郑作民，湖南新田人 第73军军长兼十五师师长汪之斌，湖南省湘西州永顺人 16师师长彭位仁，湖南湘乡人， 19师师长李觉，湖南长沙人…… 淞沪会战后湘军主力第8师等成为中央军胡宗南系部队，第15、16、19师等成为中央军核心何应钦系部队，第18师、第50师等成为中央军陈诚土木系部队，50师和湖南保安团组成的198师被编入五十四军，整训后参加滇缅战役，50师先后被编入新六军、新一军。 淞沪会战后。73军活跃在湖南战场，暂54师一部参加了惨烈的衡阳保卫战，18师、50师成为蒋的嫡系部队，成长为抗战的主力。70军在血战淞沪之后，还参加“武汉会战、南昌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闽浙战役等等，没有一场战役不是血肉横飞。 牺牲惨烈的湘军抗战，不以“湘军”之名独立存在，而是融入进了中央军五大主力部队中的-----第五军、新一军、新六军、整编第74师，第五军由杜聿明在湘潭组建，新一军由孙立人在长沙组建，出自第五军的新六军由廖耀湘在湖南组建，整编74师由张灵甫在湘西重建，七十一军由陈明仁在湖南组建…… 参加淞沪会战中的一些湘籍的中低级军官，也有很多在后来的抗日中成为威名赫赫的名将。 隆回人袁朴，会战时任57师副师长； 平江人邱维达，时任51师306团团长； 石门人覃道善，时任18师52旅旅长，后担任第18师师长； 益阳人龚贤湘，时任税警总团第一团团长； 宁远人阙汉骞，时任14师14旅旅长； 浏阳人潘裕昆，14师83团团长； 永州人唐守治，102师609团团长； 湘阴人李鸿，税警总团1营机枪连连长； 芷江人杨伯涛，十八军营长，湘西会战时为陈诚土木系核心十八军11师师长； 邵阳人尹俊，时任十八军53团团长； 邵阳隆回人丁廉，第七十三军第15师第43团团长…… 九、远征先锋 机械化第一师 第五军作为国民革命军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机械化军，其下辖第200师，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机械化师。1933年，在长城抗战中，中国军队以血肉之躯抗击日寇步，炮，空，坦多兵种联合进攻，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为此，国民党军界要求建立中国的机械化部队的呼声空前高涨。于是，国民政府派出参加过长城抗战的第十七军军长徐庭瑶中将率领军事代表团到英、美、德等国考察军队现代化装备，筹备扩充坦克部队，并组建装甲兵学校。1933年6月，国民政府从英国购买了维克斯轻型坦克32辆，在原有教导一师战车队的基础上扩编，于1934年11月成立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直属战车营，1935年国民党成立交通兵学校（机械化学校），杜聿明任学校学员队少将队长。1936年3月,为培养机械化部队人才，国民政府正式成立了陆军交辎学校.1937年5月，国民政府军委会、军训部决定将交辎学校、交通部第二团所属的装甲汽车队合并，在南京方山成立中国第一个陆军装甲兵团。杜聿明被任命为第一个陆军装甲兵团的第一任团长，由军政部直接指挥。1938年1月，军委会命令将装甲兵团扩编为陆军第200师，由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第200师（五团制，20000余人），该师为我国第一个机械化师师长杜聿明，副师长邱清泉，参谋长廖耀湘。200师是第一支机械化师，这支部队是当时远征军装备最好的，需要一个学过机械化的人任参谋长，军政部长何应钦遍查留学生学历，发现廖耀湘学过机械化骑兵，便任命其为该师少将参谋长。廖耀湘，1906年4月12日生于湖南邵阳县北乡酿溪镇土桥村，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当时国民政府雄心勃勃要打造一支现代军队，从中央军校里选拔一批优秀毕业生去法国留学，廖耀湘参加了1930年的留学考试，成绩列前三甲。可是最终确定名额时，他被刷下来了，理由是他个子矮，其貌不扬。在这关键时刻，廖耀湘演了一出“闯宫面圣”，直接去找蒋介石，当着蒋介石，他大呼留法生录取不公，一千人参加考试，录四十四名，自己笔试在前三名，却名落孙山，考官的理由是他个子矮，脸上有个疤。他直率地对蒋介石说：这是选拔留法军官，又不是选女婿，相貌用得着那样重要？拿破仑的个子不也很矮？老蒋很欣赏这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性格，遂决定特批他去法国留学，临别前勉励一番。在法国期间，廖耀湘先毕业于圣西尔军校，后入机械化骑兵学校深造。1936年，国民政府派军事理论家蒋百里考核派往各国的留学生情况。蒋驻法期间，召见廖耀湘，面试其军事理论知识，对答如流。蒋又查看他平时所做的笔记及作文，极以嘉许。从此，他们时相过从，切磋学术，探讨战争理论。蒋百里回国向蒋介石汇报考察情况时，极言廖耀湘之学识才智及其刻苦学习情状。蒋介石听之大喜，谓廖耀湘是他亲自点名赴法的得意门生。 1936年，廖耀湘学成归国，任中央军校教导总队骑兵队第三连少校连长，军士营学兵连连长。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廖耀湘先后担任教导总队军士营营长、第二旅中校参谋主任等职。12月，参加南京保卫战。1938年1月，廖耀湘根据南京保卫战之经验，向蒋介石上书《远征军今后建军应有之改进》的条陈，受到蒋介石器重，被提升为少将，并被任命为新成立的中国第一支机械化部队——陆军第200师参谋主任。1938年3月，廖耀湘被破格提拔为200师少将参谋长。当年9月，200师在湖南湘乡扩充为国民革命军新11军，旋改为第五军，廖耀湘任该军所辖新22师副师长兼军干训班主任。廖耀湘深得军长杜聿明的信任，主要负责整训部队的具体工作。无论大小演习，他都能精心指导，课堂讲授，边讲边写，边画战术作业图，语言生动，讲解精辟，深得广大官兵敬佩。操场训练，自团、营、连、排、班教练至单兵动作，均能详细讲解示范。有一次他下连队视察，在观看实弹射击时，发现有一个班成绩很差。他询问原因，得到的答复是武器太差，不好使，影响射击成绩。廖耀湘也不多言，当即接过枪亲自射击，结果三发三中，全场顿时肃然起敬，暗自称奇。该班全体士兵惭愧之下，只有苦练枪法。在广西界首的一个月演习中，他将自己编著的《浔江上游游击战术》、《小部队战术》等军事书，分发给广大官兵研读。他尤其重视对各级作战骨干的培训和部队的战斗精神教育、军容风纪的整饬。第五军经廖耀湘几个月的整训，面貌焕然一新，军事技术过硬，纪律作风严明，战斗力水平大幅度提高。1939年3月，经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校阅评定:“第五军居西南各军第一”。1938年10月，第200师在湖南省湘潭县扩编成装甲军，1939年6月，杜聿明升任第五军军长后，调任第89师副师长戴安澜继任该师师长。第89师只是一个常规师，戴安澜也只是一个黄埔军校三期毕业，默默无闻的副师长，200师中人才济济，任职师长级都是海外名校留学的高材生，或是军长级的资深将军，名不见经传的戴安澜何以能进入王牌军任王牌师师长一职呢？不明就里的官兵们议论纷纷。戴安澜，安徽省无为县人，戴安澜族叔祖戴端甫和徐庭瑶同为保定军官学校第3期毕业生（同期同学张治中、白崇禧、蔡廷锴等），徐庭瑶毕业后在部队不得志，遂回乡做小学教员。1922年任粤军团长的戴端甫回乡，徐庭瑶写得一手好字，又颇有见解，戴端甫相信徐庭瑶将来必是一员虎将，遂并给了他一笔不少的钱，全力推荐徐庭瑶参加粤军。戴安澜黄埔军校毕业后，戴安澜进入徐廷瑶的第17军任职，徐庭瑶对戴安澜特别关照，戴安澜知书达理，治军严格，让徐庭瑶非常满意。在戴安澜担任副师长期间，有次在随从副官的陪同下，去大山深处的一座道观拜访一位道士，询问自己的前程，道士看过戴安澜的面相后，告诉他现在的官职不可再升，如果再有升迁的话就有血光之灾。戴安澜一笑置之，说大丈夫生有何欢，死有何惧？不久，徐庭瑶为杜聿明升任第五军军长出力不少，徐庭瑶立即安排自己最为信任的戴安澜升任200师师长。曾在该师任职的湘籍高级将官有：廖耀湘(湖南邵阳)：第五军第200师参谋长、副师长，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梁化中，（湖南涟源）：200师参谋长，黄埔军校第七期。彭壁生（湖南蓝山）：第五军第200师副师长（代替师长戴安澜指挥昆仑关战役），黄埔军校第七期毕业。熊笑三：湖南长沙人，第五军第200师第65团上校团长；国民革命军第200师副师长，黄埔军校第六期；团级指挥官：598团团长高吉人（陕西靖边）599团团长柳树人（贵州安顺）600团团长邵一之(湖南湘阴)补充团团长郭奇 十、荣誉第1师: 经验丰富 战斗力强 伤愈归队的军人称为荣誉军人，荣誉师即由荣誉军人编成，经验丰富，战斗力尤强。中国国民革命军荣誉第1师1938年2月于湖南浏阳成立。由第92师荣誉团、第190师荣誉团、湖南保安荣誉团及第50师荣誉队改编而成。荣誉第1师师长由副军长郑洞国兼任。 郑洞国（1903—1991），字桂庭，汉族，湖南石门人。1924年，顶用别人姓名考入中央军校第一期，11月毕业，任教导一团第二营第四连党代表，参加东征。 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三师第八团第一营营长，参加北伐战争。 1927年6月任第八团团长。10月至1928年3月，任东路军总指挥部参议。3月至同年10月任第九军教导团团长。 1931年底，他升任第二师第四旅旅长。 1933年参加古北口抗战，同年秋，入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受训。 1934年6月，被派任第二师师长。 1937年9月下旬，日军三个精锐师团进犯保定，郑洞国率第二师固守保定城至漕河一线阵地，多次予敌以重创。后友军撤退，后方为敌骑兵包围，仍与日军血战一昼夜。保定城破后，又与敌展开巷战，最后因孤掌难鸣不得已突围而去。即使如此，郑洞国不断派出敢死队乔装日军，袭击日军，其斗志之顽强可见一斑。 1938年3月中旬，郑洞国率二师奉命参加徐州会战，准备在运河以北临城一线阻击日军。由于战局变化，日军已经逼迫运河，郑洞国果断在运河以南展开部队，并集中火力隔河射击日军，予敌以重创。 日军屡次强渡运河，均被二师击退。日军被迫转兵台儿庄，二师也随之及时调整部署，于4月初在台儿庄外围先击溃日军精锐第5师团坂本支队，又击溃精锐10师团濑谷支队。中国军队取得台儿庄大捷后，日军退守峄县，郑洞国又派精兵夜袭，一度攻占峄县外制高点九山。由于日军大批援军赶到，二师转入防御，在邳县以北燕子河至大刘庄一线与日军鏖战二十余日，阵地从未丢失。后来战局急转直下，运河以东10余个师远征军向西突围，而郑洞国早已命令工兵在运河上架起浮桥，足见其深谋远虑。 郑洞国自东征以来，身经百战，既曾以连营官佐之位身先士卒冲锋在前，亦曾以师旅将领之威亲临火线督阵指挥，台儿庄外围战中，郑洞国率国民党第2师攻打位于台枣支线上的重镇峄县。那天，他亲自到前线指挥部队攻城，激战中，由于身边一名参谋手中的望远镜不慎在阳光下反光，立即招致日军炮火猛击。一发炮弹呼啸而来，就近炸开。郑洞国猝然无防，只觉得左胸被重重一击，几乎跌倒，幸亏两名卫兵将其扑倒，并以身相护，方才未让纷飞的弹片相断击中。郑洞国满以为身上挂了彩，过后才发现左胸衣袋上仅划了一个破口，除袋内一枚银元被弹片击弯外，自己居然毛发无损。没想到一枚银币竟救了他，让他与死神擦肩而过！台儿庄遇险，“银元”挡灾。百战归来，从未挂彩，“福将”之名，当之无愧。 1937年8月，关麟征第25师和郑洞国第2师合编为第52军，郑洞国和关麟征资历相当，经历上，参加过东征和北伐，在关麟征还是连级的时候，郑洞国就已经当到了营级，后来由于被怀疑思想左倾，团长一干就是六、七年，关麟征才迎头赶上，关麟征任军长，这才成了上下级关系。 台儿庄大捷后，第52军军长关麟征升任第32军团长，他报请军令部让第25师师长张耀明升任该军军长，郑洞国任副军长。郑洞国气愤之下坚辞不受，并向军令部请假离开了自北伐以来就在其中服役长达十年的第2师。1938年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结束后，被汤恩伯委任为31集团军第98军军长。在任不到一月，就受好友杜聿明之邀请降格出任新编第11军荣誉第1师师长。年底改任新编十一军（后改为第五军）副军长兼荣誉第1师师长。 与许多黄埔骁将相比，郑洞国性格较为温和，其人在黄埔系中素称“长者”，虽然他并不具有长者的年龄，堪誉为“长者”的，是他宽厚的胸怀、博大的气度。事实上郑洞国绵里藏针，早在1927年3月，英远征军舰制造南京惨案时，驻守栖霞山的郑洞国也针锋相对地命令部队炮击英军舰。郑洞国长期与关麟征协同作战，用兵稳健大胆，长于夜袭，杀回马枪。在黄埔一期将领中，郑洞国以善于带兵闻名，他所带过的部队皆成抗日劲旅。 该师战斗序列： 郑洞国:湖南石门人，第五军荣誉1师师长，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 胡家骥，湖南湘乡人, 第五军荣誉1师副师长，黄埔军校第五期毕业。 舒适存，湖南平江人, 第五军荣誉1师参谋长。 团级指挥官： 荣1团团长 吴啸亚(湖南） 荣2团团长 汪波 （湖南新化） 荣3团团长 郑庭岌 (海南文昌) 补充团团长 王文第 十一、 陕西冷娃“关铁拳” 关麟征，陕西户县人，用兵以稳，准、狠著称，生性傲岸，有“陕西冷娃”之称。 1924年3月，关麟征、杜聿明及其堂兄杜聿鑫、张耀明等十一人，投考黄埔军校。因为于右任(国民党元老、曾在陕西担任靖远征军总司令)向蒋介石的推荐，他们全部被录取， 关麟征、杜聿明、张耀明与陈明仁、陈赓、李仙洲、侯镜如、黄杰、关麟征等成为黄埔军校的第一期学生。 陕西人内向朴实性格的缘故，关麟征在校期间并不活跃，黄埔军校毕业后，任少尉排长，参加东征激战中，他的左膝盖骨受伤。 1925年末至1926年初，关麟征先后任尉副官、上尉连长、学生队队长等职。1926年国民党建立宪兵团，关麟征任宪兵团三营少校营长，随军北伐，当时宪兵打死了南昌总工会的陈赞贤，三月十八日在南昌发生了血衣游行，当时任南昌公安局长的朱德乘机缴了宪兵团的枪，赶走了关麟征。 1927年他到南京，关麟征调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直属补充第七团团长。第二年正好碰上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关麟征去拜访蒋介石，蒋介石落难之时，当即把关麟征纳为心腹。 蒋介石下野之后，何应钦立即将总司令部之直属补充团全部撤消，士兵一律拨归东路军所辖各军师。所有官佐，除少数下级干部留用，其余完全遣散。 关麟征也是被裁之一，关麟征于被裁之后，交卸团长，心中愤愤不平。他经黄埔二期同学介绍，与一个江北寡妇相识。这寡妇在年龄上可作他的妈妈，据说是革命先烈邓某的遗孀，高头大马，有钱有势，粗豪有丈夫气。说她先夫有数千旧部，散处在苏北一带，她愿支持关麟征，号召此数千人编成队伍。但她的另一目的，便是要关麟征能与她“公私兼顾”，除了收编这支队伍之外，还要把她也「收编」过来。这事关麟征没有答应。收编邓某旧部的事尚无结果，蒋介石已由日返国复职。他将此事报告蒋公，蒋公认为这种土匪部队不能要，即派他任警卫第二团团长。 不久关麟征调任十一师六十一团团长。升任第三十二旅旅长。后因与陈诚结怨，又由副师长跌成团长。 1930年，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之间爆发了中原大战，蒋介石调新建立的两个教导师进攻中原，关麟征团长。 战斗之初，因阎冯军强势猛攻，部队决定战略后撤，命关麟征团负责掩护，全师安全撤退后，关麟征团才徐徐后撤，途中遭到阎冯军数倍的主力追击，形势十分危急，恰逢天降大雾，百步之外视野不清。他急中生智，利用这个有利条件，不但不向后撤退，反而下令伞状分散开枪反击.阎冯军在大雾中因情况不明，不敢贸然前进，怕中埋伏，下令撤退，这才使他得以从容脱险。因为他在这次退却中有功，随即升任该师第二旅旅长。 同年秋天，蒋介石亲自坐镇河南商丘西部的柳河车站指挥战斗，关麟征的第二旅奉命在距柳河车站20华里的铁路正面防守。因防守阵地辽阔，关旅兵力不敷应用，上级临时调拨刘子清营归他指挥，分担一部分正面防守任务。战幕一拉开，由于进攻的阎冯军兵力多，火力猛，刘子清营防守的阵地被突破，刘子清力战负伤，全营溃退。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关麟征身边无机动兵力可以替补，若他防守的阵地有失，则危及近在咫尺的蒋介石。这时，他只好以身边仅有的警卫排30多人去填补刘子清的防守阵地。时当夏秋之交，他灵机一动，将30名战士隐匿于青纱帐中，进行分散射击，阎锡山、冯玉祥联军因不知虚实，怕中埋伏，不敢大举冲锋，只是用大炮轰击。关麟征的“空城计”，阻滞了阎冯军的前进，保住了蒋介石的安全。直到中午时分，援军赶到，他才缓过一口气来。自此他深受蒋介石的赏识和黄埔同学的钦佩。关麟征作战机智勇敢，擅长指挥的名气不胫而走，时年26岁。 1931年，石友三部在河北南部反对蒋介石，刘桂棠附之，并在南宫、大名一带反蒋。这时，关麟征任第四师十一旅旅长，奉令进攻盘踞在南宫的刘桂棠的夏子明旅。部队到达南宫后，关发现双方兵力相当，且夏子明旅已将城门紧闭，防守森严，因而毅然作出决定：只能智取，不能强攻。他命令将士在离城10里的村庄宿营，以松懈夏军戒备，并命令一个营在天黑后秘密运动到城垣附近隐匿。城内夏子明部守军，见城外一片寂静，未见进攻，便开城窥探，隐匿在城墙附近的关军立即抢占城门，乘机冲入，大军随后进城。夏子明措手不及，仓皇逃走。关麟征仅用几个小时就占领了南宫县城，夏子明旅被歼，关旅只伤亡30余人。战后调任该师独立旅旅长，并得到师长徐庭瑶的赏识。 1932年6月，第四师奉命开赴皖北参加大别山“围剿”红军，徐庭瑶任师长，关麟征任第四师独立旅旅长，杜聿明任独立旅二十四团团长。在霍丘被红军邝继勋部击败。杜聿明率二十四团穿插，全力反攻，突入霍丘，使红军损失重大。徐庭瑶为他记首功，并上报晋升杜为少将团长。 同年7月，关麟征率独立旅在砖佛寺遭到黄埔同学徐向前、蔡申熙、陈赓率领的红军2万多人伏击，前卫团被红军小部队一击即散，关麟征以独立旅长、前卫指挥官之尊，高呼“跟我冲锋”连续数十次冲击，号称十荡十绝，遂破围而出，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红二十五军军长蔡申熙此役战死。此战是远征军历次围剿中少有的大胜利，关麟征一战成名，凭此战胜利徐庭瑶升任第十七军军长，长于急袭的关麟征独立旅扩编为千里驹师25师，黄埔一期同学加陕西老乡杜聿明和张耀明在此役中初露锋芒，也分别升任该师七十三旅和七十五旅旅长。 1933年2月底，关麟征率25师开赴长城古北口抗日。3月9日，自己亲率特务连赴右翼前线，指挥七十五旅主力。出古北口东关不远，即与敌人的战斗前哨发生遭遇。为了夺取潮河支流对岸高地有利地形，他亲率一四九团猛烈反击日军。双方短兵相接，战斗惨烈。关麟征被枪榴弹炸伤五处，成为血人，身旁官兵十余人全部战死，他仍毫不动摇，从容指挥部队英勇杀敌，终于击退了敌人占领了高地，强占潮河支流北岸（干沟）高地。穿着草鞋的官兵，在腊月的冰天雪地中与日军的飞机大炮对垒。仅前三天，就歼灭敌军二千余人。其间，25师还以大刀队夜袭日军，数十日军成为刀下之鬼，日军闻之为之胆寒。关麟征因作战有功，获得青天白日勋章。《大公报》主笔张季鸾亲自撰写社论“爱国男儿，血洒疆场”，以贺其功。 1936年2月红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3月关麟征率部入晋北灵石，阻击红军。不久接到林彪部驻扎在午城镇报告，遂南下临汾，急行远攻，另红军仓促而退，旋又大胆孤军急插隰县，趁天黑突袭徐海东红军第十五兵团指挥部，使其慌乱退守，又突转而直袭中阳三交镇的红二十八军（刘志丹、宋任穷部），刘志丹在此战中阵亡，关麟征此次一连的远攻近守，夜袭急击，使红军众多名将蒙羞，在大批国民党军队的追击堵截下，红军不得不退回陕北。 1936年秋红军贺龙、徐向前两部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甘地带，蒋介石又调派大军进剿，关麟征奉令后，集合全师下命令，他以磅礴的气概，斩钉截铁般的语言，要求部下严守纪律，奋勇作战，一定要完成任务。那态势给人们的感觉，好像红军是不堪一击的。这时候关不过三十岁左右，少年得志，蔑视一切，恨不能把红军一口吃掉，当然是全力以赴，不留余地。这时他是认真对付共产党，毫不动摇的。奉命率本师及王耀武、李及兰、沈九成共四个师的兵力由洛阳出发，经天水开进甘肃境内堵截红四方面军，在西兰大道割断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的联系，使红二方面二军团几乎丢了一半人马。又约胡宗南一起压迫共军于黄河南岸而歼灭，胡持重不从，关遂单独连续突击与超越追击，与红四方面军激战于黄河南岸的靖远，打拉池地区，割断了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的联系。当胡宗南部在山城堡被伏击时，他冷笑一声：当进不进，不当进反而冒进，胡宗南决非善战者。 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派出代表到银川，拉拢甘肃省主席马鸿逵将军，马鸿逵平时与胡宗南不睦。关麟征得知张、杨代表已到银川省会，认为事态严重。决定往见马鸿逵，力陈大义之后说：“今日情形已迫，事秦事楚均在主席一念。如果你想与张学良、杨虎城合作抗命中央，则请将我扣留；如果你是追随中央， 就应该将张、杨的代表扣留，决不可两面应付，否则两面不讨好。”马鸿逵听了他的话，当时说：“你还不知我是服从中央，忠心蒋公吗？我马上将张、杨的代表软禁好了。”马鸿逵的叔父在旁见此情形说：“鸿逵！这个时候你们最好结拜兄弟。”马鸿逵闻言跪地，关麟征亦随之跪地，对天鸣誓，结成兄弟。并告马：“西安事变未解决前，我决不离开银川，共同进退。”马鸿逵也就安心了。因此甘肃省的马家军态度明确，忠诚拥蒋。 关麟征在黄埔一期生中，并不在早期就绽露头角的名单中，然其以卓越的领导组织指挥的军事能力迅速崛起，后来居上，步入黄埔生的晋升"第一梯队"。关麟征喜用老乡，手下将领多为秦将，风格也多和关麟征相似，作战凶悍却不事张扬。与陈明仁相比，关麟征在战略战术上更胜一筹；与王耀武相比，关麟征更擅长以少胜多。 然其霹雳火的性格只适合作为军人，不善圆滑处事，极度缺乏政治手腕，与王耀武有天壤之别。 王耀武是山东泰安人。在国民党军界，王耀武会做生意是出了名的，他早年的店员经历，培养了他敏锐的商人意识。 王耀武也很会做人，对上司、同僚乃至下级都能做得面面俱到，令人皆大欢喜。他时常找下属军官个别谈话，因而对手下的个人情况十分清楚，部下有请求的时候，他都会尽力帮忙写介绍信、送津贴。在国民党官场上，王耀武的公关手段更是出类拔萃，对上打点周到自不待言，连对一些高官身边的亲信甚至门房喽啰都不怠慢，这些人不但会为他适时美言，一个更为实际的好处是保证了他有直达上听的顺畅渠道。再加上治军有方，在国民党军界就创造了“三李不如一王”的奇迹。所谓“三李”，是指李延年、李仙洲和李玉堂，这三位都是较出名的山东籍黄埔一期将领，都比王耀武资历深，但是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却派王耀武去担任山东省主席兼第二绥靖区司令官。 胡琏塌眉毛，嘴角耷拉，下巴尖挑，面若野狐。多疑善变，打仗小心翼翼，攻战必先求稳，战场嗅觉异常灵敏，一有风吹草动就能马上察觉，然后迅速脱身，人称“狡如狐，猛如虎”。胡琏早年曾投靠师兄关麟征，后见关麟征与陈诚不和，又投靠陈诚，从此青云直上，成为陈诚“土木系”集团后期的中心人物。 关麟征与杜聿明，两人既是同乡又是同入黄埔一期的同学，可两人相处的并不十分融洽。徐庭瑶从欧洲考察军事回来，向蒋介石建议筹建中国的装甲机械化部队，为了培养这方面的人才，蒋介石任命徐庭瑶为“交辎学校”教育长（蒋自兼校长），徐庭瑶保举杜聿明出任“交辎学校”学员队队长，杜聿明就此离开了25师。 抗战时因为一个村庄没攻下，关麟征电话里大骂郑洞国。郑洞国那是当年参加过黄埔东征敢死队的，能吃关麟征这一套么？从此以后，只要是关麟征的电话，郑洞国根本不接，天大的事情，也由他的参谋长舒适存代为转达。 关麟征升任第32军团长，他报请军令部让第25师师长张耀明升任该军军长，郑洞国任副军长。郑洞国气愤之下坚辞不受，几经折腾，接任新编十一军（后改为第五军）副军长兼荣誉第1师师长。 关麟征升任集团军总司令，52军（军长：张耀明）195师师长梁恺（湖南人，黄埔一期生，杜聿明升任25师副师长时，梁恺接任杜聿明的旅长之职），在接受关麟征下达的作战任务时，梁恺属下的旅长韩梅村，因为提出了不同意见，梁恺觉得有理，就把韩梅村的书面报告转了上去，关麟征看后大怒，指责梁恺遇事听属下摆布，撤了梁恺的师长职务，韩梅村则由少将旅长降为上校师参谋长。 梁恺后来也投奔杜聿明去了，被当时任第五集团军总司令的杜聿明安排到了第五军（军长：邱清泉），去当了个副军长过渡一下。后来杜聿明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时，属下正好有第52军,后52军军长赵公武升职，杜聿明顺势保举梁锴升任52军军长。 十二、 “德国将军” 纸上谈兵 新22师是新兵组建。新22师的军官来源于第200师，士兵由湖南军管区和江西军管区调拨招募之新兵组成。 该师战斗序列： 邱清泉：邱清泉，浙江永嘉人，第五军新22师师长，黄埔军校第二期； 廖耀湘：湖南邵阳人，第五军新22师少将副师长，师长，黄埔军校第六期； 柴钊：湖南湘潭人，第五军新编22师参谋长，黄埔军校第六期。 师所属四个上校团长均为湖南人。 熊笑三：湖南长沙人，第五军新编第22师第六4团团长 邓军林：湖南永兴人，新编22师少将步兵指挥官兼65团团长； 刘俊生：湖南邵阳人，第六6团团长； 刘建章：湖南邵阳隆回县人，补充团团长，黄埔军校第六期。 邱清泉，浙江永嘉蒲州(今属温州龙湾区)人。1922年就读于上海大学社会学系，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二期。 邱清泉从军后，颇为自负，自谓“壮士手中三尺剑，雄图胸里十万兵”。历经东征北伐，战绩平平。1927年，黄埔军校迁武昌，转任军校工兵大队第一队上尉队长。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从武昌赴南京，任侍从室副官。 因在军事教育训练方面却颇有心得，于1933年出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训练处少将处长。 1934年，素来仰慕德远征军事思想的蒋介石决定选派黄埔少壮派军官留学德国，邱清泉在黄埔诸将中以第一名的成绩被选送至德国柏林陆军大学深造。 留学期间，邱清泉如饥似渴地学习德国的军事理论，克劳塞维茨“使用无限暴力歼灭敌人战斗力”军事思想、古德里安的装甲兵理论、鲁登道夫的“全民战争”理论都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军校歧视外国学生，往往扣发最新讲义，邱清泉就不择手段，连夜抄录，秘密保存。 1937年5月回国，邱清泉任中央卫队教导总队参谋长，按照德国陆军的要求训练部队，教导队一时被人称为“蒋介石的铁卫队”。 邱清泉文化功底深厚，擅长诗文，精通英、德文，受到国内外双重军事教育，理论功底深厚，又善于思考，在军事学术上有较高造诣，先后撰写了《教战一集》、《教战二集》、《建军从论》等一系列军事著作。邱清泉几乎每战都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探索克敌制胜的新战法。作为一个职业军人，这是极其可贵的。 1938年，国民党第一个机械化师──200师成立，杜聿明任师长，邱清泉任副师长，不久奉命参加河南兰封战役。本来，兰封是由宋希濂的七十一军防守的，邱、桂两军到后，蒋介石改令七十一军向红庙方向进击，而将守兰封的任务交给了桂永清的27军，且把七十一军的88师(师长龙慕韩)暂留下来，交桂永清指挥，邱清泉协助之。 邱清泉暴躁狂妄，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对同僚粗鲁无礼，人称“邱疯子”。 参战之初，师兄七十一军军长宋希濂曾好心向桂永清、邱清泉介绍敌情，提醒他当面之敌是号称日军精锐的土肥原师团。这时邱清泉手上有了装甲部队，正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场，不等宋希濂说完，就扬言说:“这些敌人算得了什么！看我们打它个落花流水。” 桂永清曾经在此战前鼓吹：“以少胜多，难乎其难，以多胜少，又有何难？”宋希濂不无讥讽地说：“好哇!你们两位‘德国将军’来了，这次一定可以 打个大胜仗。” 5月21日， 邱清泉带着几辆坦克、几十个步兵在兰封城郊照例巡逻时，正碰上了一支百余人的日军骑兵部队朝兰封方向搜索而来，邱清泉指挥部队迁敌，迫使日军兵退数里。他乐不可支地分别给蒋介石、程潜、薛岳打电话，称这就是中国军队在历史上的第一次机械化作战尝试，“兰封大捷”，歼敌无数等。 5月23日，土肥原的一个加强旅团在坦克、大炮的支援之下，向兰封城展开了遮天盖地的打击。200师装备虽好，邱清泉指挥机械化作战经验并不丰富，毫无招架之力，一口气就逃到了罗王车站。再加上与邱清泉合力防守兰封的桂永清第二十七军作战不力，兰封很快告失，已成瓮中之鳖的土肥原师团竟然得以从中国军队的重兵合围中溜走。兰封之战，“邱疯子”妄动于前，丢人于后，尽显无能。由于桂永清也曾在德国深造，邱、桂二人从此被黄埔校友讥之为“德国将军”，意谓无能。 蒋介石大怒，限桂永清二十四小时夺回兰封县城，否则处死他。桂永清吓得魂飞魄散，督令部队强攻。日军据城死守，居高临下，大炮、机枪火网密炽。限期已过，攻城毫无进展。桂永清亲临前线督战。属下两个师轮番仰攻，地形开阔，无可隐蔽，真正是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赴后继。四十六师的一个旅奋勇冲锋，被敌人的炮火杀伤殆尽；另一个旅的旅长马威龙亲自抓起轻机枪，带领全旅冲了上去，一样全旅覆灭。 尸横城下，血流成溪。师长李良荣泪如雨下，对桂永清哭道：“军长，你看到的呐！我的四十六师，四十六师，全完了！全完了！” 桂永清的眼泪也夺眶而出，他不愿让部下官兵看到哭相，转脸朝后，蓦地瞥见，后面不远处几个军官簇拥着一个头戴钢盔，身套军官服的女人。呀，那是宋美龄！他奔过去，眼泪还在脸上流淌：“夫人，您怎么来了？” 宋美龄也眼含泪花，语音哽塞地说：“你这个军长，什么黄埔高材生？留学德国学的什么？打仗有这样打法的吗？这不是拿弟兄们塞敌人的炮眼吗？可惜啊！这些英勇无比的弟兄们呀！……”她的眼泪终于淌下来了。 但就在这时候，敌人射来了一排炮弹。天崩地裂，硝烟浓烈。连宋美龄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军官们拥着她紧急躲避的，还是炮弹震动的结果，她倒在了工事掩体底下，侥幸没有丧命。 兰封战役蒋介石15万大军未能围歼2万日军，夫人差点炸死在战场，面临腹背受敌的窘境，最后不得已掘开花园口黄河大堤，以阻滞日军进攻。 邱清泉是黄埔二期学生，又是浙江人，曾任侍从室副官，属于蒋介石的嫡系。兰封丑态并没有影响邱清泉的前程。 1938年10月，200师扩编为第五军，邱清泉升任该军新编22师师长，率部驻湖南整训。在此期间，邱清泉充分发挥其军事教育训练方面的特长，一面向部队灌输军事哲学，一面教授德国之机械化战术，很快使22师成为一支劲旅。 1939年3月，经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校阅评定:“第五军居西南各军第一，新22师又为第五军第一”，并夸赞“新编22师训练优良，军纪良好。该师邱师长清泉，爱士兵如兄弟。 1942年蒋介石就曾拟派邱清泉远赴印度统率中国驻军，邱清泉欣喜若狂，认为这绝对是一次在域外扬名立功的好机会。但蒋介石反复思量，邱清泉，理论功底深厚，善于思考总结，训练有方。长于纸上谈兵，但实战不足，立功心切，好大喜功，轻举妄动，刚有余而柔不足，勇过多而谋欠缺，是优秀的教官人选，终非优秀统兵打仗的将才。同时并且觉得邱清泉性格粗暴、傲慢狂妄，可能会影响到和美国人合作。 蒋介石最终取消了这个计划，邱清泉捶胸顿足，万分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