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章 万国造的落幕
1864年春，雅典王宫议事厅的窗台上，刚抽芽的橄欖枝还沾著晨露，康斯坦丁却盯著手中的兵工厂报告，指尖顿在“毛瑟步枪”四个字上，半天没回过神。他拿起报告反覆確认。
纸上清晰画著旋转后拉式枪机的结构图，標註著“一体式双闭锁凸榫”“金属定装弹药適配”，试射数据里“有效射程500米”“射速 15发/分钟”的数字，更是远超他的预期。
“我当初只是让他们仿造现有的后膛枪……”康斯坦丁低声自语，语气里满是意外的懵逼。
他原本对希腊皇家兵工厂的期待，不过是“仿造出能用的枪就行”，毕竟这是希腊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兵工厂，虽然有普鲁士的支持，但大多数工人是新手，设备也刚调试完毕。
可现在，毛瑟兄弟竟直接拿出了跨时代的设计，简直像在“抽卡”时没盼著 ssr，却意外摸到了顶级卡牌。
歷史上的毛瑟步枪要到1871年才被德国人採用，全军列装。
现在在1864年的希腊，毛瑟兄弟提前设计出这款步枪，无疑证明了康斯坦丁所努力的方向是正確的。
指尖划过“建议立刻扩大生產，逐步列装全军”的建议，康斯坦丁的惊喜很快被冷静取代。
他按下传唤铃，让內侍叫来军务大臣：“传我命令，兵工厂优先保障毛瑟步枪的生產，原料、工匠都往这边倾斜；另外，让军械部门统计全军现有枪械口径，我要知道，咱们的军队到底乱成什么样。”
军务大臣刚走，康斯坦丁靠在椅背上，目光落在墙上的希腊军事地图上，思绪却飘回了一年前——1863年，他刚推动军事改革时，那些撞得人头疼的困境，此刻想来，才更明白这把毛瑟步枪的珍贵。
1863年，康斯坦丁的桌上摊著参谋部刚送来的战术计划，纸页上“突袭色萨利边境”“煽动当地起义”的字样格外刺眼，而旁边堆放的军械报告里，“弹药储备不足一月”“冬装缺口三千套”的记录，像冷水一样浇在他心头——这就是希腊军事改革起步时，摆在他面前的现实：一盘近乎无解的“烂棋”。这盘棋的核心癥结，藏在军队从建立起就扎根的理念里。
1863年下半年，雅典的暑气刚褪去几分，王宫议事厅里的氛围却格外凝重。
康斯坦丁站在窗前，望著远处的风景，指尖无意识地摩挲著桌角。
几天前，他刚在御前会议上正式提出军事改革，可摆在面前的现实，却比想像中更棘手：军队像一盘拧成乱麻的旧线，稍一拉扯，就露出满是破洞的底子。
这场改革从一开始就带著“补课”的急迫。
希腊军队的核心癥结，早从建立时就扎了根：它的理念从不是单纯的国防，而是为了实现“伟大理想”——解放塞萨利、伊庇鲁斯、马其顿等奥斯曼统治下的希腊人聚居地，甚至重建罗马帝国。
在这种民族统一主义思想驱动下，军队成了实现政治目標的“急先锋”，战略重心永远盯著“对外扩张”，却忘了自家的边界还没筑牢。
议会里的爭论最能说明问题。
每次討论军费，议员们总爱喊著“进军君士坦丁堡”“解放克里特”的口號，可当“冬装缺口五千套”“弹药仅够支撑一次小规模衝突”的清单时被提出时，没人再敢拍桌子。
有位老议员甚至辩解说：“只要能点燃起义的火种，装备差些没关係。”
康斯坦丁当时只觉得无奈，连士兵的肚子都填不饱，拿什么去点燃火种？
军队的组织结构，更是改革路上的第一块绊脚石。
理念之外，军队的组织结构更是一团乱麻。在革命前，希腊正规军规模小得可怜，常备军人数不足八千，还因为经费短缺，装备和训练水平参差不齐。有次康斯坦丁去雅典郊外的军营视察，看到三个士兵对著战术地图发呆，其中一个甚至把“进攻路线”认成了“补给线路”，而能看懂现代战术图的军官，十个里未必有一个。
无奈之下，军队建设只能高度依赖民兵和志愿兵，这套从独立战爭延续下来的模式，到了 1863年，早已跟不上战爭形態的变化。
在革命后，这种情况也只是有所好转，但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军务部门的计划里，总写著“战时可从目標地区招募武装民眾”，仿佛只要有希腊人聚居的地方，就能隨手拉出一支队伍。
康斯坦丁曾问负责徵兵的军官：“这些人没经过训练，连队列都走不齐，怎么跟正规军配合？”
对方却搬出老黄历：“陛下，当年就是靠老百姓打贏的奥斯曼！他们熟悉地形，有血性就够了。”
可血性填不满装备的缺口，也补不上战术的短板。
更让康斯坦丁头疼的，是军队对列强深入骨髓的依赖。
从官员到士兵，几乎所有人都觉得“单靠希腊打不贏奥斯曼”，把“借大国之手”当成了唯一出路。
外交部的人天天去各国使馆走动，琢磨著怎么让英法俄在“东方问题”上跟奥斯曼闹矛盾；军械部门採购装备，优先选“列强愿意援助的型號”，哪怕英国援助的前装枪，根本不適合希腊的山地地形。
战术思想的混乱，更是压在军队身上的另一座大山。军队里的军官分成了两派：一派是独立战爭时期的老兵，头髮都白了，还坚持用当年的游击战术，觉得“打了就跑、靠地形周旋”才是取胜之道；另一派是留过洋的年轻军官，满脑子都是西欧的大规模会战模式，觉得游击战“上不了台面”，总想著模仿法军摆密集横队，搞正面衝锋。两派谁也不服谁，每次开会都能吵起来。
1863年秋，康斯坦丁亲自去色萨利驻军观摩战术演习。
负责指挥的老军官主张把士兵分散到山坡上，隱蔽起来伺机突袭“敌人”；年轻副官却坚决反对，拍著战术板说：“陛下要建设现代化军队，就得学法国！摆横队正面衝锋，这才是正规军该有的样子！”
结果衝锋的士兵刚衝出去没几步，就成了“敌人”的活靶子；隱蔽的士兵因为没接到统一指令，不知道该什么时候出击，只能趴在草丛里看著，演习最后成了一场哭笑不得的闹剧。
演习结束后，军事顾问奥托·冯·海因里希跟在康斯坦丁身边，语气严肃地说：“陛下，您看到了。现在的希腊军队，既没发挥出游击战的灵活性，又没学到正规战的章法，成了个四不像。要是真遇上奥斯曼的正规军，这样的战术，只会让士兵白白送死。”
康斯坦丁没说话，只是看著远处收拾武器的士兵，心里沉甸甸的。因为他知道，冯·海因里希说的是实话。
而装备的“万国牌”混乱，不过是这些深层问题的外在表现。当时希腊军队的武器，真称得上“五花八门”：独立战爭时留下的滑膛枪，枪管都快磨平了，还在被用来训练新兵；英国援助的前装枪，子弹口径是14毫米，每次装弹都得用锤子敲；法国淘汰的后膛枪，口径又变了，弹药得专门从法国买；还有些从军火商手里淘来的劣质货，连膛线都没刻全，打出去的子弹能偏出老远。
夕阳透过议事厅的窗户，把军事地图染成了暖黄色。康斯坦丁拿起桌上的钢笔，在“军事改革草案”的標题下，重重画了一条横线。
他知道，1863年的希腊军队，要面对的不只是装备落后、兵员不足的问题，更是理念混乱、结构僵化、依赖他人的顽疾。
要想把这盘“烂棋”下活，就得从根上破局。
先打碎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摒弃依赖他人的思想，才能真正建起一支能保卫希腊、实现“伟大理想”的强军。窗外的橄欖枝在风里轻轻晃动，仿佛在无声地见证，这场註定艰难的改革，才刚刚拉开序幕。
纸上清晰画著旋转后拉式枪机的结构图，標註著“一体式双闭锁凸榫”“金属定装弹药適配”，试射数据里“有效射程500米”“射速 15发/分钟”的数字，更是远超他的预期。
“我当初只是让他们仿造现有的后膛枪……”康斯坦丁低声自语，语气里满是意外的懵逼。
他原本对希腊皇家兵工厂的期待，不过是“仿造出能用的枪就行”，毕竟这是希腊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兵工厂，虽然有普鲁士的支持，但大多数工人是新手，设备也刚调试完毕。
可现在，毛瑟兄弟竟直接拿出了跨时代的设计，简直像在“抽卡”时没盼著 ssr，却意外摸到了顶级卡牌。
歷史上的毛瑟步枪要到1871年才被德国人採用，全军列装。
现在在1864年的希腊，毛瑟兄弟提前设计出这款步枪，无疑证明了康斯坦丁所努力的方向是正確的。
指尖划过“建议立刻扩大生產，逐步列装全军”的建议，康斯坦丁的惊喜很快被冷静取代。
他按下传唤铃，让內侍叫来军务大臣：“传我命令，兵工厂优先保障毛瑟步枪的生產，原料、工匠都往这边倾斜；另外，让军械部门统计全军现有枪械口径，我要知道，咱们的军队到底乱成什么样。”
军务大臣刚走，康斯坦丁靠在椅背上，目光落在墙上的希腊军事地图上，思绪却飘回了一年前——1863年，他刚推动军事改革时，那些撞得人头疼的困境，此刻想来，才更明白这把毛瑟步枪的珍贵。
1863年，康斯坦丁的桌上摊著参谋部刚送来的战术计划，纸页上“突袭色萨利边境”“煽动当地起义”的字样格外刺眼，而旁边堆放的军械报告里，“弹药储备不足一月”“冬装缺口三千套”的记录，像冷水一样浇在他心头——这就是希腊军事改革起步时，摆在他面前的现实：一盘近乎无解的“烂棋”。这盘棋的核心癥结，藏在军队从建立起就扎根的理念里。
1863年下半年，雅典的暑气刚褪去几分，王宫议事厅里的氛围却格外凝重。
康斯坦丁站在窗前，望著远处的风景，指尖无意识地摩挲著桌角。
几天前，他刚在御前会议上正式提出军事改革，可摆在面前的现实，却比想像中更棘手：军队像一盘拧成乱麻的旧线，稍一拉扯，就露出满是破洞的底子。
这场改革从一开始就带著“补课”的急迫。
希腊军队的核心癥结，早从建立时就扎了根：它的理念从不是单纯的国防，而是为了实现“伟大理想”——解放塞萨利、伊庇鲁斯、马其顿等奥斯曼统治下的希腊人聚居地，甚至重建罗马帝国。
在这种民族统一主义思想驱动下，军队成了实现政治目標的“急先锋”，战略重心永远盯著“对外扩张”，却忘了自家的边界还没筑牢。
议会里的爭论最能说明问题。
每次討论军费，议员们总爱喊著“进军君士坦丁堡”“解放克里特”的口號，可当“冬装缺口五千套”“弹药仅够支撑一次小规模衝突”的清单时被提出时，没人再敢拍桌子。
有位老议员甚至辩解说：“只要能点燃起义的火种，装备差些没关係。”
康斯坦丁当时只觉得无奈，连士兵的肚子都填不饱，拿什么去点燃火种？
军队的组织结构，更是改革路上的第一块绊脚石。
理念之外，军队的组织结构更是一团乱麻。在革命前，希腊正规军规模小得可怜，常备军人数不足八千，还因为经费短缺，装备和训练水平参差不齐。有次康斯坦丁去雅典郊外的军营视察，看到三个士兵对著战术地图发呆，其中一个甚至把“进攻路线”认成了“补给线路”，而能看懂现代战术图的军官，十个里未必有一个。
无奈之下，军队建设只能高度依赖民兵和志愿兵，这套从独立战爭延续下来的模式，到了 1863年，早已跟不上战爭形態的变化。
在革命后，这种情况也只是有所好转，但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军务部门的计划里，总写著“战时可从目標地区招募武装民眾”，仿佛只要有希腊人聚居的地方，就能隨手拉出一支队伍。
康斯坦丁曾问负责徵兵的军官：“这些人没经过训练，连队列都走不齐，怎么跟正规军配合？”
对方却搬出老黄历：“陛下，当年就是靠老百姓打贏的奥斯曼！他们熟悉地形，有血性就够了。”
可血性填不满装备的缺口，也补不上战术的短板。
更让康斯坦丁头疼的，是军队对列强深入骨髓的依赖。
从官员到士兵，几乎所有人都觉得“单靠希腊打不贏奥斯曼”，把“借大国之手”当成了唯一出路。
外交部的人天天去各国使馆走动，琢磨著怎么让英法俄在“东方问题”上跟奥斯曼闹矛盾；军械部门採购装备，优先选“列强愿意援助的型號”，哪怕英国援助的前装枪，根本不適合希腊的山地地形。
战术思想的混乱，更是压在军队身上的另一座大山。军队里的军官分成了两派：一派是独立战爭时期的老兵，头髮都白了，还坚持用当年的游击战术，觉得“打了就跑、靠地形周旋”才是取胜之道；另一派是留过洋的年轻军官，满脑子都是西欧的大规模会战模式，觉得游击战“上不了台面”，总想著模仿法军摆密集横队，搞正面衝锋。两派谁也不服谁，每次开会都能吵起来。
1863年秋，康斯坦丁亲自去色萨利驻军观摩战术演习。
负责指挥的老军官主张把士兵分散到山坡上，隱蔽起来伺机突袭“敌人”；年轻副官却坚决反对，拍著战术板说：“陛下要建设现代化军队，就得学法国！摆横队正面衝锋，这才是正规军该有的样子！”
结果衝锋的士兵刚衝出去没几步，就成了“敌人”的活靶子；隱蔽的士兵因为没接到统一指令，不知道该什么时候出击，只能趴在草丛里看著，演习最后成了一场哭笑不得的闹剧。
演习结束后，军事顾问奥托·冯·海因里希跟在康斯坦丁身边，语气严肃地说：“陛下，您看到了。现在的希腊军队，既没发挥出游击战的灵活性，又没学到正规战的章法，成了个四不像。要是真遇上奥斯曼的正规军，这样的战术，只会让士兵白白送死。”
康斯坦丁没说话，只是看著远处收拾武器的士兵，心里沉甸甸的。因为他知道，冯·海因里希说的是实话。
而装备的“万国牌”混乱，不过是这些深层问题的外在表现。当时希腊军队的武器，真称得上“五花八门”：独立战爭时留下的滑膛枪，枪管都快磨平了，还在被用来训练新兵；英国援助的前装枪，子弹口径是14毫米，每次装弹都得用锤子敲；法国淘汰的后膛枪，口径又变了，弹药得专门从法国买；还有些从军火商手里淘来的劣质货，连膛线都没刻全，打出去的子弹能偏出老远。
夕阳透过议事厅的窗户，把军事地图染成了暖黄色。康斯坦丁拿起桌上的钢笔，在“军事改革草案”的標题下，重重画了一条横线。
他知道，1863年的希腊军队，要面对的不只是装备落后、兵员不足的问题，更是理念混乱、结构僵化、依赖他人的顽疾。
要想把这盘“烂棋”下活，就得从根上破局。
先打碎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摒弃依赖他人的思想，才能真正建起一支能保卫希腊、实现“伟大理想”的强军。窗外的橄欖枝在风里轻轻晃动，仿佛在无声地见证，这场註定艰难的改革，才刚刚拉开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