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0章 话说在明处。
这次，他写的不再是通报，而是一封信——《致汉东全体党员干部的一封信》。
“……腐败不除，党无寧日，国无寧日。
但反腐败不是目的，目的是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態，让想干事的人有机会，能干事的人有舞台，干成事的人有位置……
笔尖在纸上行走，像在黑暗里摸索一条路。
凌晨四点，林城老城区。
周启明趴在指挥部临时搭建的木板床上，眼睛盯著天花板。
隔壁房间传来王主任如雷的鼾声，可他一闭眼，满脑子都是数字——资金流、时间表、拆迁进度、安置方案……
手机屏幕在黑暗中亮了一下，是条简讯：“睡了吗？”
发信人是他在清华的导师，现在在国家发改委任职。
周启明坐起来，回覆：“没。老师您怎么也没睡？”
“刚开完会，看到你们林城的方案了。
很大胆，也很有创意。
但你想过风险吗？”
“想过。
最坏的情况是资金炼断裂，项目烂尾。”
“那怎么办？”
“不会到那一步。”
“我们设计了四道防火墙：財政担保、社会资本优先级调整、土地储备对冲、还有——老百姓的信任。”
“信任？”
“对。
红旗街道三百户居民，昨天一天签了二百七十户。
他们信政府，所以我们更不能让他们失望。”
那头沉默了很久，发来一句话：“你长大了。”
周启明看著这三个字，眼眶忽然有点热。
他想起三年前离开清华时，导师送他上车，只说了一句：“启明，记住，改革不是写论文，不能只追求理论完美。
要脚踏实地，要对得起老百姓的期待。”
他当时不太懂。
现在懂了。
窗外传来挖掘机启动的声音——夜班工人开始干活了。
按计划，红旗街道要在三天內完成所有围墙拆除，一周內开始地基施工。
时间紧，任务重。
但周启明喜欢这种紧。
就像导师说的，改革不能等，一等，机会就错过了。
他穿好衣服，走出指挥部。
深秋的夜风很凉，工地上却热火朝天。
探照灯把废墟照得雪亮，挖掘机的机械臂起起落落，像巨人的手臂。
陈志刚戴著安全帽在指挥交通，看见周启明，跑过来：“周顾问，您怎么起来了？”
“睡不著，来看看。”
周启明接过一顶安全帽，“进度怎么样？”
“比计划快。
王师傅那组今天拆了八户，超额完成。”
陈志刚递过来一瓶水，“就是……有件事我得跟您匯报。”
“说。”
“今天下午，有个自称是省报记者的人来找我，问了好多改造方案的事，特別关心资金从哪里来。
我按您教的说了，可那人问得太细，有些问题……我觉得不像记者该问的。”
周启明眉头一皱：“长什么样？”
“四十多岁，戴金丝眼镜，说话带点京腔。
开一辆黑色奥迪
“他留下联繫方式了吗？”
“留了名片。”
陈志刚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汉东发展研究》杂誌社，副总编，姓郑。”
周启明接过名片，在灯光下看了看。
纸张很厚，印刷精美，头衔也像模像样。
但他知道，《汉东发展研究》是省发改委下属的內刊，很少对外採访。
“我知道了。”
他把名片收好，“志刚，这事先別跟別人说。
明天我去核实一下。”
“好。”
挖掘机又卸下一斗碎石，轰隆声震得地面都在抖。
尘土飞扬中，周启明看见废墟深处，露出一截老墙的根基——青砖垒的，砖缝里长著枯草。
这墙可能有一百年了。
一百年来，多少人在这墙里生活，欢笑，哭泣，老去。
而现在，墙倒了。
但生活还要继续。在废墟之上，会有新的墙立起来，新的窗户亮起灯，新的故事开始。
这就是城市。
这就是人间。
早晨七点，平州工具机厂。
老杨没去培训中心，而是直接进了车间。
那台老龙门铣已经断电，周围拉起了警戒线，等著下午来拆运——不是报废，是搬去新规划的工业博物馆。
他拎著一桶机油，一块乾净的棉布，开始给工具机做最后一次保养。
从床身到导轨，从主轴到刀库，一寸一寸地擦。
油泥积了厚厚一层，擦掉一层，下面还有一层。
就像这厂子的歷史，剥开一层，底下还有一层。
小王走进来，看见老杨在忙，也拿起一块布帮忙。
“杨师傅，听说您昨天在谈判桌上，把京州重工的周副总问得直冒汗？”
老杨嗯了一声，手上没停。
“不是问得他冒汗，是道理在那摆著。
咱们工人最知道机器值多少钱，他们想糊弄，糊弄不过去。”
“可您就不怕……得罪人？”
“怕什么？”
老杨抬起头，看著小王，“咱们靠手艺吃饭，不靠巴结人吃饭。
机器买贵了，厂子成本就高，成本高了，效益就不好，效益不好——最后吃亏的是谁？
是咱们工人自己。”
小王沉默地擦著导轨。
机油黑乎乎的，沾了一手。
“杨师傅，您说……咱们厂以后，真能好吗？”
“能不能好，看人。”
老杨站起身，活动了下腰。
“设备是新的，技术是新的，可干活的人还是咱们这些人。
咱们爭气，厂子就爭气。
咱们糊弄，厂子就糊弄。”
窗外传来汽车喇叭声。
张明远陪著几个陌生人走进车间，都穿著西装，拎著相机。
“杨师傅，这几位是省报的记者，想採访您。”
张明远介绍，“关於老工人参与改制监督的事。”
老杨摆摆手：“我有什么好採访的，就是说了几句实话。”
一位女记者走上前，话筒递过来。
“杨师傅，我们听说您在设备採购谈判中，发现了五百万的价格虚高。
您当时是怎么想的？”
“没怎么想。”
老杨用棉布擦著手，“就是觉得不对劲。
我做了一辈子工具机，哪台值多少钱，心里有本帐。”
“那您不怕……影响合作吗？”
“真合作，就不怕人挑毛病。
怕人挑毛病的，不是真合作。”
老杨说得很朴实，“就像两口子过日子，有话说在明处，比憋在心里强。”
“……腐败不除，党无寧日，国无寧日。
但反腐败不是目的，目的是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態，让想干事的人有机会，能干事的人有舞台，干成事的人有位置……
笔尖在纸上行走，像在黑暗里摸索一条路。
凌晨四点，林城老城区。
周启明趴在指挥部临时搭建的木板床上，眼睛盯著天花板。
隔壁房间传来王主任如雷的鼾声，可他一闭眼，满脑子都是数字——资金流、时间表、拆迁进度、安置方案……
手机屏幕在黑暗中亮了一下，是条简讯：“睡了吗？”
发信人是他在清华的导师，现在在国家发改委任职。
周启明坐起来，回覆：“没。老师您怎么也没睡？”
“刚开完会，看到你们林城的方案了。
很大胆，也很有创意。
但你想过风险吗？”
“想过。
最坏的情况是资金炼断裂，项目烂尾。”
“那怎么办？”
“不会到那一步。”
“我们设计了四道防火墙：財政担保、社会资本优先级调整、土地储备对冲、还有——老百姓的信任。”
“信任？”
“对。
红旗街道三百户居民，昨天一天签了二百七十户。
他们信政府，所以我们更不能让他们失望。”
那头沉默了很久，发来一句话：“你长大了。”
周启明看著这三个字，眼眶忽然有点热。
他想起三年前离开清华时，导师送他上车，只说了一句：“启明，记住，改革不是写论文，不能只追求理论完美。
要脚踏实地，要对得起老百姓的期待。”
他当时不太懂。
现在懂了。
窗外传来挖掘机启动的声音——夜班工人开始干活了。
按计划，红旗街道要在三天內完成所有围墙拆除，一周內开始地基施工。
时间紧，任务重。
但周启明喜欢这种紧。
就像导师说的，改革不能等，一等，机会就错过了。
他穿好衣服，走出指挥部。
深秋的夜风很凉，工地上却热火朝天。
探照灯把废墟照得雪亮，挖掘机的机械臂起起落落，像巨人的手臂。
陈志刚戴著安全帽在指挥交通，看见周启明，跑过来：“周顾问，您怎么起来了？”
“睡不著，来看看。”
周启明接过一顶安全帽，“进度怎么样？”
“比计划快。
王师傅那组今天拆了八户，超额完成。”
陈志刚递过来一瓶水，“就是……有件事我得跟您匯报。”
“说。”
“今天下午，有个自称是省报记者的人来找我，问了好多改造方案的事，特別关心资金从哪里来。
我按您教的说了，可那人问得太细，有些问题……我觉得不像记者该问的。”
周启明眉头一皱：“长什么样？”
“四十多岁，戴金丝眼镜，说话带点京腔。
开一辆黑色奥迪
“他留下联繫方式了吗？”
“留了名片。”
陈志刚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汉东发展研究》杂誌社，副总编，姓郑。”
周启明接过名片，在灯光下看了看。
纸张很厚，印刷精美，头衔也像模像样。
但他知道，《汉东发展研究》是省发改委下属的內刊，很少对外採访。
“我知道了。”
他把名片收好，“志刚，这事先別跟別人说。
明天我去核实一下。”
“好。”
挖掘机又卸下一斗碎石，轰隆声震得地面都在抖。
尘土飞扬中，周启明看见废墟深处，露出一截老墙的根基——青砖垒的，砖缝里长著枯草。
这墙可能有一百年了。
一百年来，多少人在这墙里生活，欢笑，哭泣，老去。
而现在，墙倒了。
但生活还要继续。在废墟之上，会有新的墙立起来，新的窗户亮起灯，新的故事开始。
这就是城市。
这就是人间。
早晨七点，平州工具机厂。
老杨没去培训中心，而是直接进了车间。
那台老龙门铣已经断电，周围拉起了警戒线，等著下午来拆运——不是报废，是搬去新规划的工业博物馆。
他拎著一桶机油，一块乾净的棉布，开始给工具机做最后一次保养。
从床身到导轨，从主轴到刀库，一寸一寸地擦。
油泥积了厚厚一层，擦掉一层，下面还有一层。
就像这厂子的歷史，剥开一层，底下还有一层。
小王走进来，看见老杨在忙，也拿起一块布帮忙。
“杨师傅，听说您昨天在谈判桌上，把京州重工的周副总问得直冒汗？”
老杨嗯了一声，手上没停。
“不是问得他冒汗，是道理在那摆著。
咱们工人最知道机器值多少钱，他们想糊弄，糊弄不过去。”
“可您就不怕……得罪人？”
“怕什么？”
老杨抬起头，看著小王，“咱们靠手艺吃饭，不靠巴结人吃饭。
机器买贵了，厂子成本就高，成本高了，效益就不好，效益不好——最后吃亏的是谁？
是咱们工人自己。”
小王沉默地擦著导轨。
机油黑乎乎的，沾了一手。
“杨师傅，您说……咱们厂以后，真能好吗？”
“能不能好，看人。”
老杨站起身，活动了下腰。
“设备是新的，技术是新的，可干活的人还是咱们这些人。
咱们爭气，厂子就爭气。
咱们糊弄，厂子就糊弄。”
窗外传来汽车喇叭声。
张明远陪著几个陌生人走进车间，都穿著西装，拎著相机。
“杨师傅，这几位是省报的记者，想採访您。”
张明远介绍，“关於老工人参与改制监督的事。”
老杨摆摆手：“我有什么好採访的，就是说了几句实话。”
一位女记者走上前，话筒递过来。
“杨师傅，我们听说您在设备採购谈判中，发现了五百万的价格虚高。
您当时是怎么想的？”
“没怎么想。”
老杨用棉布擦著手，“就是觉得不对劲。
我做了一辈子工具机，哪台值多少钱，心里有本帐。”
“那您不怕……影响合作吗？”
“真合作，就不怕人挑毛病。
怕人挑毛病的，不是真合作。”
老杨说得很朴实，“就像两口子过日子，有话说在明处，比憋在心里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