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6章 大师的手笔
第516章 大师的手笔
东京时间的深夜11点半，也是华盛顿时间的早上九点半。
林燃坐在电话机旁，特意算准时间，当手腕上百达翡丽的指针划过干一点三十分的时候，开始给尼克森打电话。
他知道，在这个时刻，地球另一端的华盛顿特区，理察·尼克森不仅醒了，而且按照他的习惯，刚刚喝完黑咖啡，阅读完每天的重要报告，正处於一天中大脑最清醒的时刻。
报告当然也包括他遇刺的真相。
电话拨通了。
经过白宫总机复杂的转接，这是一条只有极少数人知道的总统专线。
“如果是坏消息，亨利，我会把你踢到南极去餵企鹅。”听筒里传来尼克森那特有的低沉嗓音。
“早上好，总统先生，我是伦道夫·林。”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秒，隨即传来了瓷杯碰撞碟子的声音。
“啊，教授，”尼克森的声音变了，暴躁瞬间转化为了亲切，“你没事就好，你没事就好。”
紧接著尼克森又说道：“教授，听说你在东京过得很精彩。
我的情报人员告诉我，你像功夫明星一样掀翻了棋盘，我光是看到他们的报告，都能想到那场面有多精彩。
可惜当时现场没有摄像机，不然那肯定会是这个时代的精彩註解。”
“精彩谈不上，倒是让我看清了一些盟友的真面目，”林燃说道，为了確保跨越太平洋的声音传递准確，他的语速比平时慢上不少，“亨利应该已经把东京地检的报告发给你了。”
“我看到了，凌晨三点传到白宫幕僚长的传真机上，”尼克森哼了一声，“他们在玩火，他以为派几个带著樟脑味的刺客就能改变歷史的流向，他不仅是在侮辱你，也是在侮辱我。”
“所以，我需要通过你，给他们一点教训，不是外交抗议那种不痛不痒的东西。”
“你想怎么做？”尼克森问。
“切断电源，”林燃说，“我希望你能签署行政命令，以重新评估亚太战略布局”为由，要求rca、通用仪器、摩托罗拉等所有美资企业，在一个月內启动撤资程序。”
电话那头传来打火机点菸的声音。
尼克森沉默了片刻。
“教授，这是经济核打击。
商会那边会炸锅的。
那些电子公司在高雄那个加工出口区投了不少钱，那里的劳动力很便宜，比霓虹便宜得多。”
“而且，”尼克森吐出一口烟圈，“如果把他们搞垮了，我们在西太平洋的链条上会缺一环。”
“总统先生，那是旧地图上的链条了。”
林燃看著窗外已经逐渐黯淡的黑夜，现在的东京还没有富有到整夜整夜的霓虹灯。
“去年的数据显示，他们的gdp只有区区五十亿美元出头。
所谓经济奇蹟，不过是建立在高雄加工出口区那几条脆弱流水线上的幻觉。
阿美莉卡企业在那里投资的总金额不会超过5亿美元。”
林燃停顿了一下。
“商会那边不会有损失。
总统先生，你忘了吗？我们將给他们一个更大、更广阔、更安全的新基地，东协。”
“东协。”尼克森咀嚼著这个词，他想起来了，教授负责构建概念，基辛格负责落实，资本和康米合作的亚洲橱窗，涵盖接近十个国家，数亿人口。
“我们很快就会彻底结束越战，从泥潭中抽身。
但撤军不代表撤出影响力。
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支点。
狮城、大马、泰兰德，那里有更廉价的劳动力，有更广阔的市场，而且有华国和我们合作，开发整个东南亚的市场。
燕京有意愿和我们一起打造一个稳定的东南亚，作为一个跨越意识形態的经贸平台。
这不仅能安抚战后的安南，还能彻底孤立莫斯科在亚洲的影响力。
把高雄的工厂搬到狮城或吉隆坡，不仅成本更低，还能作为阿美莉卡送给东协的一份见面礼，帮助这些国家完成原始工业积累。”
“这是一举三得，总统先生。”
林燃握著话筒，给出了最后的总结。
“惩罚背叛者，取悦未来的合作伙伴，以及构建后越战时代的亚洲新秩序。
而我们付出的代价，仅仅是拋弃一个已经在政治上脑死亡、经济上无足轻重的小岛。”
华盛顿那边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林燃知道尼克森在计算，在权衡。
对於尼克森这样的现实主义大师来说，这道题太好做了。
一旦决定要和华国关係正常化，那么他们就没有任何价值。
最重要的是，他们竟然敢刺杀教授。
“教授，战略上你是对的，”尼克森的声音终於再次响起，“但在国会山，情况没那么简单。
巴里·戈德华特那帮老傢伙还在盯著我。
chinalobby的势力还在，如果我动作太大，他们会像疯狗一样咬我，说我背叛了盟友。
林燃知道，国会內部依然存在著很大的阻力，他决定在天平上下最后一个砝码。
“总统先生，忘了国会山那几条叫唤的老狗吧。
往东看，看看大西洋彼岸。
我们在谈论的是地球防御基金。
两百亿美元。
虽然霓虹人像奴才一样交了五十亿，但大头还在欧洲人手里。
伦敦、巴黎、波恩，他们还在观望，在拖延，在试图赖帐。
他们为什么敢拖？
因为他们觉得阿美莉卡的鞭子变软了。
他们觉得我们在安南陷住了脚，觉得我们有求於他们。”
尼克森在电话那头呼吸变重了。
这是华盛顿面临的问题，欧洲想要以拖待变。
“你需要立威，总统先生。
那个岛屿，就是上帝送给你的祭品。
用华国古话说，这叫杀鸡做猴。
想一想，如果全世界看到，仅仅是因为一次未遂的刺杀，阿美莉卡就能在一夜之间，通过纯粹的经济手段，让一个曾经的盟友陷入崩溃。”
林燃停顿了一下，让这句话的分量渗透进尼克森的大脑。
“不需要派出一兵一卒，仅仅是撤资，断供，就能让一个政权窒息。
当欧洲人看到这一幕，当蓬皮杜和希思看到高雄的工厂倒闭、看到台北的股市崩盘时，他们会怎么想？
他们会感到骨子里的寒意，会感到空前的寒冷。
他们会明白，当阿美莉卡伸手要钱的时候，那不是募捐，那是徵税，如果不给，这就是下场。
用一个无足轻重的岛屿做祭品，换来欧洲盟友在两百亿帐单上的立刻签字。
这笔买卖，国会的议员们会帮我们说服巴里·戈德华特的。”
电话那头的沉默持续了五秒钟。
然后，林燃听到了笑声。
尼克森的声音传来：“杀鸡做猴，我喜欢这个比喻，教授，非常喜欢。
你说的没错，在200亿美元面前，他们確实微不足道，有了这个理由，如果巴里·戈德华特敢拒绝，休斯顿等著扩大生產的工厂主会想给他一点顏色看看的。”
“教授，你是对的。欧洲人最近太傲慢了，他们忘了是谁在保护他们，是时候让他们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帝国意志了。”
“成交。”
尼克森的声音传来，他內心一方面在感慨教授在说服人这方面是魔鬼，自己找不到任何拒绝的理由，另外一方面则在感慨教授不愧是阿美莉卡的忠臣，居然对自己的华人同胞都这么狠，对於即將到来的华国行，教授会跑路的担忧弱了不少。
“我会立刻签署行政命令，我会让他们重新评估西太平洋供应链安全的。
既然要做，就做得绝一点。
我要让欧洲人看到他们不配合的下场。”
“祝你早安，总统先生。”
“晚安，教授，另外替我向那边的朋友问好。”
嘟嘟—
林燃放下了听筒。
东京的夜依然深沉。
但他知道，在太平洋彼岸，一道无形的绞索即將落下。
歷史学家总喜欢在故纸堆里寻找所谓的“草蛇灰线”，试图证明每一个巨大的转折背后，都有一场精心编织、跨越数年的宏大棋局。
他们错了。
歷史从来没有剧本。
在这个混沌的宇宙里，从来就没有什么算无遗策的长远谋划，也没有什么步步为营的惊天大棋。
有的，只是共振。
是时代那股巨大的、原本就积蓄已久的暗流，与那些突发性的、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在某一个瞬间发生的剧烈共振。
1970和1971的交匯就是最好的证明。
並没有谁提前写好了剧本，要在一个清晨切断roc的经济命脉，也没有谁预谋好要在某一天逼迫欧洲低头。
这一切的发生，仅仅是因为一个名叫陈武的低级特工，在东京的一间料亭里，扣动了手枪的扳机。
这就是顶级政治家与拙劣操盘手之间的天渊之別。
拙劣的操盘手，像士林官邸里的老人，或者是惊慌失措的佐藤荣作，他们总是试图逆流而上。
他们迷信蛮力，迷信古老的刺杀和阴谋，试图用一颗子弹去阻挡歷史的洪流，结果却把自己最后一点筹码都输得精光。
他们累得满头大汗，却只是在为自己的坟墓挖掘第一铲土。
而真正的大师级人物，他们从不试图製造海啸。
他们只是静静地站在岸边，等待著风起的那一刻。
当那颗子弹擦著棋盘飞过时，林燃没有愤怒，没有惊恐。
他只是敏锐地听到了风声，那是时代给他送来的藉口，是命运递到他手里的一把刀。
他甚至不需要自己用力。
他只需要顺著那股巨大的、原本就倾向於“拋弃旧盟友、构建新秩序”的时代惯性，轻轻地推一把。
所谓的权谋，不过是顺势而为的艺术。
那把枪响了，子弹没有击中目標。
在那个瞬间，由於林燃的轻轻一推，这声枪响引发的共振，却震碎了万里之外高雄港的流水线，震塌了欧洲政客心里的防线，震断了一个政权延续了二十年的幻想。
在这个寒冷的1971年，並没有人处心积虑地想要毁灭谁。
大家只是在时代的共振中，顺手把那些不合时宜的旧物，扔进了歷史的垃圾桶。
毁灭你的，往往不是敌人的宏大计划，而是你自己製造的一次微小的、愚蠢的波澜，最终演变成了吞噬自己的海啸。
高雄港那些灯火通明的工厂，那些日夜不息的流水线，即將在未来的几周內，迎来它们最后的轰鸣。
“这是祖父笔记本里的第二篇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日记。
时间是1971年1月7日。
那一天，《纽约时报》头版刊登了针对林燃教授的刺杀调查结果。
隨之而来的，是白宫发布的一纸行政命令。
祖父在日记里没有用太多激烈的词汇，但我读得出，字里行间那种大厦將倾的无力感，比上一篇更甚。
1971年1月7日，晨。纽约，联合国记者室。
天气：暴雪《纽约时报》送来了，带著油墨的臭味和外面的寒气。
头版有一张照片，不是教授，也不是那个刺客，而是一张黑白的地图。
地图的中心是我来的地方，上面被画了一个巨大的、黑色的x。
標题很长，也很冷酷：《刺杀企图激怒白宫，尼克森下令重估西太平洋供应链》。
副標题是：rca、摩托罗拉等巨头宣布撤离高雄，產业將转移至东协。
我在那个充满了烟味的记者室里，手在发抖。
不是因为冷，是因为我知道这意味著什么。
前几天，当消息刚从东京传出来，说教授遇刺时，国內还有人在私下叫好。
有些激进的同事甚至在喝庆祝的劣质威士忌，说这是报应，说这是给那个背叛我们的教授一点顏色看看。
他们觉得这是荆軻刺秦王，是壮举。
但我当时就想，荆軻最后也没有杀掉秦王。
而秦王的报復，那是血流漂櫓。
现在，报復来了。
不是飞弹，不是航母。
教授和尼克森甚至懒得动用军队。
他们只是签了几份文件，打几个电话，就把我们在高雄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那些工厂，那些冒著烟的烟囱，那些以此为生的几十万家庭，连根拔起。
这是比战爭更恐怖的杀人，战爭总有结束的一天，和平总会到来，看看现在的东京，但教授的行为带来的后果可能绵延很久很久，甚至可能导致我们错过一个时代。
昨天，我还听到法兰西的代表在走廊里抱怨，说两百亿美元的防御资金是勒索，说欧洲还在考虑。
今天早上，当这份报纸摆上桌后，我看到那个法兰西人衝进了阿美莉卡代表团的办公室。
据说，他在十分钟內就代表巴黎同意了下来。
他们怕了。
他们看到了那个被摆上祭坛的牺牲品：也就是我们。
阿美莉卡用一把看不见的刀，在一夜之间肢解了一个几十年的盟友，给欧洲人充分见识到了得罪他们的下场。
杀鸡做猴成了我和同事们私下说的最多的成语。
我们成了那只鸡，而欧洲这群猴子，终於学会了乖乖掏钱。
刘鍇大使今天没有来办公室。
听说他病了。
我想，这不仅是病，是心死。
我们在联合国的席位还没丟，但我们的根已经被刨了。
没有了阿美莉卡的技术和订单，没有了经济发展的希望，我们还能撑多久？
我依然记得1970年的最后一天，我在日记里写道：这是记忆中最寒冷的冬天。
我没错。
这確实是最寒冷的冬天，因为这个冬天並没有隨著新年的钟声结束。
它跨过了年轮，变得更加漫长，更加刺骨。
教授没有死在东京。
但我们依靠依附强者而生存的幻觉，死在了东京大仓饭店的那个晚上。
窗外的雪下得更大了，把联合国的旗杆都盖住了。
我向窗外眺望的时候仿佛看到了高雄港的码头，那些原本等待装船的货柜堆积如山，那些年轻工人站在关闭的厂门前茫然无措。
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也许他们知道，但他们不知道將愤怒倾向何方。
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命运，因为另外一个和他们一样同文同种的华人的念头，就被轻描淡写地抹去了。
这个世界太残酷了。
弱者连选择死法的权利都没有。”
日记里写的没有错，刘错確实没有生病，但他也確实心死了。
此刻的刘鍇坐在沙发上，裹著厚厚的毛毯，整个人显得格外苍老，手里拿著《纽约时报》，甚至没有心思起身迎接前来拜访他的潘文渊。
“是真的吗？文渊。”刘鍇在问一个明知故问的问题。
“是真的，大使。”
潘文渊低下头，看著茶杯里浑浊的茶汤，这茶还是他自己泡的，佣人休息了，刘鍇从见到到现在一直都是魂不守舍的样子。
“今天上午，普林斯顿收到了总部的加急指令，不是建议，是死命令。
撤销所有向高雄加工出口区转移电子元件生產线的计划。
正在装船的设备全部卸货。已经运到的，”潘文渊停顿片刻后，声音有些颤抖，“就地销毁，连模具都不留。”
“销毁...”刘鍇喃喃自语，“一步错步步错，这是焦土策略。”
“比那更糟。
商务部把半导体技术列入到了最高级別清单中，”潘文渊抬起头：“大使，您知道这意味著什么吗？这意味著我们不仅仅是失去了现在的订单，我们的未来被切断了。
我原本有一个构想，想利用rca的技术，帮助你们从简单的组装向集成电路製造转型。
那是下一个时代的石油，但现在...”
潘文渊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1970年，潘文渊任职於rca普林斯顿实验室担任微波研究室主任兼副总裁。
他在rca工作了25年，1945年入职，在公司內部地位很高，深受信任。
潘文渊撰写了《积体电路计划草案》，並牵线搭桥让刘鍇所在方向rca支付巨额学费，引进了半导体技术。
他是后来的台积电、联电的奠基人之一。
也正是因为他在rca的高层地位，刘错他们才会选中rca作为技术转让方。
“教授已经彻底砍断了这条路，在还没出生的时候，就扼杀了我们的未来。”
刘鍇长嘆了一口气，把剪报扔在茶几上。
“我们给了他递刀的理由，文渊，那个刺客，那个愚蠢的、该死的刺客。”
潘文渊心里闪过一个念头，是刺客愚蠢吗？恐怕真正愚蠢的那位，你不敢指责。
“他急了，”潘文渊明面上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实则非常失望：“士林官邸大概以为，只要杀了教授，阿美莉卡就会回心转意。
他不明白，现在的世界不是三十年前了。
他更不明白，教授不是一般的华人，甚至不是一般的白人。”
刘鍇看著窗外的飞雪没有接话：“他们不明白教授到底意味著什么，台北离纽约还是太远了。”
大使站起身，颤巍巍地走到酒柜前，倒了两杯烈酒。
“在台北眼里，教授是叛徒，对我们不友好。
但在甘迺迪，在詹森，在尼克森眼里，他是上帝派来拯救阿美莉卡的圣徒。”
刘鍇把酒杯递给潘文渊。
“他不需要动用一兵一卒，他甚至不需要在联合国大声疾呼。
他只是在东京的酒店里，打了一个电话，我们就完了。
我听我在国会山的朋友说，教授对尼克森说了一句话：惩罚背叛者，取悦新朋友。”
“这才是最让人绝望的，大使，”潘文渊抿了一口酒，辛辣的液体並没有让他暖和起来，他脑海中第一次產生了我也许应该去燕京看看的想法：“他不是在报復，如果是报復，至少说明他在乎，但他不在乎。
他处理我们，就像我在实验室里处理一组错误的数据一样。
冷静，高效，毫无感情。
rca的董事会连犹豫都没有。
在东协的廉价劳动力和广袤市场面前，那点代工份额算什么？”
房间里陷入了死寂。
只有壁炉里的火苗在噼啪作响，像是在嘲笑这两个被时代拋弃的人。
“我在联合国的日子不多了，”刘鍇看著杯中的酒液，“阿尔巴尼亚的那帮人正在起草新的提案。
以前阿美莉卡人会帮我们拦著，现在？哼，尼克森巴不得我们赶紧腾地方。
“”
“而你，文渊，”刘鍇看著这位优秀的科学家，“你也回不去了，没有了產业，你那一肚子的学问，去我们那毫无用武之地。”
“是啊，”潘文渊低声说。
两人碰了一下杯。
那清脆的响声，在空旷的官邸里迴荡。
去燕京的想法钻进潘文渊的脑海，像是一颗野草的种子落进了石缝里，却因为此刻心中的绝望而疯狂生根发芽。
如果技术和產业在那个岛上已经被判了死刑，那么作为一个想要用半导体改变华人命运的科学家，他的舞台在哪里？
如果roc註定要为旧时代的愚蠢殉葬，那么科学，属於华国人的科学，不应该隨之陪葬。
潘文渊的想法从未如此坚定过，他打算先去香江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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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时间的深夜11点半，也是华盛顿时间的早上九点半。
林燃坐在电话机旁，特意算准时间，当手腕上百达翡丽的指针划过干一点三十分的时候，开始给尼克森打电话。
他知道，在这个时刻，地球另一端的华盛顿特区，理察·尼克森不仅醒了，而且按照他的习惯，刚刚喝完黑咖啡，阅读完每天的重要报告，正处於一天中大脑最清醒的时刻。
报告当然也包括他遇刺的真相。
电话拨通了。
经过白宫总机复杂的转接，这是一条只有极少数人知道的总统专线。
“如果是坏消息，亨利，我会把你踢到南极去餵企鹅。”听筒里传来尼克森那特有的低沉嗓音。
“早上好，总统先生，我是伦道夫·林。”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秒，隨即传来了瓷杯碰撞碟子的声音。
“啊，教授，”尼克森的声音变了，暴躁瞬间转化为了亲切，“你没事就好，你没事就好。”
紧接著尼克森又说道：“教授，听说你在东京过得很精彩。
我的情报人员告诉我，你像功夫明星一样掀翻了棋盘，我光是看到他们的报告，都能想到那场面有多精彩。
可惜当时现场没有摄像机，不然那肯定会是这个时代的精彩註解。”
“精彩谈不上，倒是让我看清了一些盟友的真面目，”林燃说道，为了確保跨越太平洋的声音传递准確，他的语速比平时慢上不少，“亨利应该已经把东京地检的报告发给你了。”
“我看到了，凌晨三点传到白宫幕僚长的传真机上，”尼克森哼了一声，“他们在玩火，他以为派几个带著樟脑味的刺客就能改变歷史的流向，他不仅是在侮辱你，也是在侮辱我。”
“所以，我需要通过你，给他们一点教训，不是外交抗议那种不痛不痒的东西。”
“你想怎么做？”尼克森问。
“切断电源，”林燃说，“我希望你能签署行政命令，以重新评估亚太战略布局”为由，要求rca、通用仪器、摩托罗拉等所有美资企业，在一个月內启动撤资程序。”
电话那头传来打火机点菸的声音。
尼克森沉默了片刻。
“教授，这是经济核打击。
商会那边会炸锅的。
那些电子公司在高雄那个加工出口区投了不少钱，那里的劳动力很便宜，比霓虹便宜得多。”
“而且，”尼克森吐出一口烟圈，“如果把他们搞垮了，我们在西太平洋的链条上会缺一环。”
“总统先生，那是旧地图上的链条了。”
林燃看著窗外已经逐渐黯淡的黑夜，现在的东京还没有富有到整夜整夜的霓虹灯。
“去年的数据显示，他们的gdp只有区区五十亿美元出头。
所谓经济奇蹟，不过是建立在高雄加工出口区那几条脆弱流水线上的幻觉。
阿美莉卡企业在那里投资的总金额不会超过5亿美元。”
林燃停顿了一下。
“商会那边不会有损失。
总统先生，你忘了吗？我们將给他们一个更大、更广阔、更安全的新基地，东协。”
“东协。”尼克森咀嚼著这个词，他想起来了，教授负责构建概念，基辛格负责落实，资本和康米合作的亚洲橱窗，涵盖接近十个国家，数亿人口。
“我们很快就会彻底结束越战，从泥潭中抽身。
但撤军不代表撤出影响力。
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支点。
狮城、大马、泰兰德，那里有更廉价的劳动力，有更广阔的市场，而且有华国和我们合作，开发整个东南亚的市场。
燕京有意愿和我们一起打造一个稳定的东南亚，作为一个跨越意识形態的经贸平台。
这不仅能安抚战后的安南，还能彻底孤立莫斯科在亚洲的影响力。
把高雄的工厂搬到狮城或吉隆坡，不仅成本更低，还能作为阿美莉卡送给东协的一份见面礼，帮助这些国家完成原始工业积累。”
“这是一举三得，总统先生。”
林燃握著话筒，给出了最后的总结。
“惩罚背叛者，取悦未来的合作伙伴，以及构建后越战时代的亚洲新秩序。
而我们付出的代价，仅仅是拋弃一个已经在政治上脑死亡、经济上无足轻重的小岛。”
华盛顿那边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林燃知道尼克森在计算，在权衡。
对於尼克森这样的现实主义大师来说，这道题太好做了。
一旦决定要和华国关係正常化，那么他们就没有任何价值。
最重要的是，他们竟然敢刺杀教授。
“教授，战略上你是对的，”尼克森的声音终於再次响起，“但在国会山，情况没那么简单。
巴里·戈德华特那帮老傢伙还在盯著我。
chinalobby的势力还在，如果我动作太大，他们会像疯狗一样咬我，说我背叛了盟友。
林燃知道，国会內部依然存在著很大的阻力，他决定在天平上下最后一个砝码。
“总统先生，忘了国会山那几条叫唤的老狗吧。
往东看，看看大西洋彼岸。
我们在谈论的是地球防御基金。
两百亿美元。
虽然霓虹人像奴才一样交了五十亿，但大头还在欧洲人手里。
伦敦、巴黎、波恩，他们还在观望，在拖延，在试图赖帐。
他们为什么敢拖？
因为他们觉得阿美莉卡的鞭子变软了。
他们觉得我们在安南陷住了脚，觉得我们有求於他们。”
尼克森在电话那头呼吸变重了。
这是华盛顿面临的问题，欧洲想要以拖待变。
“你需要立威，总统先生。
那个岛屿，就是上帝送给你的祭品。
用华国古话说，这叫杀鸡做猴。
想一想，如果全世界看到，仅仅是因为一次未遂的刺杀，阿美莉卡就能在一夜之间，通过纯粹的经济手段，让一个曾经的盟友陷入崩溃。”
林燃停顿了一下，让这句话的分量渗透进尼克森的大脑。
“不需要派出一兵一卒，仅仅是撤资，断供，就能让一个政权窒息。
当欧洲人看到这一幕，当蓬皮杜和希思看到高雄的工厂倒闭、看到台北的股市崩盘时，他们会怎么想？
他们会感到骨子里的寒意，会感到空前的寒冷。
他们会明白，当阿美莉卡伸手要钱的时候，那不是募捐，那是徵税，如果不给，这就是下场。
用一个无足轻重的岛屿做祭品，换来欧洲盟友在两百亿帐单上的立刻签字。
这笔买卖，国会的议员们会帮我们说服巴里·戈德华特的。”
电话那头的沉默持续了五秒钟。
然后，林燃听到了笑声。
尼克森的声音传来：“杀鸡做猴，我喜欢这个比喻，教授，非常喜欢。
你说的没错，在200亿美元面前，他们確实微不足道，有了这个理由，如果巴里·戈德华特敢拒绝，休斯顿等著扩大生產的工厂主会想给他一点顏色看看的。”
“教授，你是对的。欧洲人最近太傲慢了，他们忘了是谁在保护他们，是时候让他们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帝国意志了。”
“成交。”
尼克森的声音传来，他內心一方面在感慨教授在说服人这方面是魔鬼，自己找不到任何拒绝的理由，另外一方面则在感慨教授不愧是阿美莉卡的忠臣，居然对自己的华人同胞都这么狠，对於即將到来的华国行，教授会跑路的担忧弱了不少。
“我会立刻签署行政命令，我会让他们重新评估西太平洋供应链安全的。
既然要做，就做得绝一点。
我要让欧洲人看到他们不配合的下场。”
“祝你早安，总统先生。”
“晚安，教授，另外替我向那边的朋友问好。”
嘟嘟—
林燃放下了听筒。
东京的夜依然深沉。
但他知道，在太平洋彼岸，一道无形的绞索即將落下。
歷史学家总喜欢在故纸堆里寻找所谓的“草蛇灰线”，试图证明每一个巨大的转折背后，都有一场精心编织、跨越数年的宏大棋局。
他们错了。
歷史从来没有剧本。
在这个混沌的宇宙里，从来就没有什么算无遗策的长远谋划，也没有什么步步为营的惊天大棋。
有的，只是共振。
是时代那股巨大的、原本就积蓄已久的暗流，与那些突发性的、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在某一个瞬间发生的剧烈共振。
1970和1971的交匯就是最好的证明。
並没有谁提前写好了剧本，要在一个清晨切断roc的经济命脉，也没有谁预谋好要在某一天逼迫欧洲低头。
这一切的发生，仅仅是因为一个名叫陈武的低级特工，在东京的一间料亭里，扣动了手枪的扳机。
这就是顶级政治家与拙劣操盘手之间的天渊之別。
拙劣的操盘手，像士林官邸里的老人，或者是惊慌失措的佐藤荣作，他们总是试图逆流而上。
他们迷信蛮力，迷信古老的刺杀和阴谋，试图用一颗子弹去阻挡歷史的洪流，结果却把自己最后一点筹码都输得精光。
他们累得满头大汗，却只是在为自己的坟墓挖掘第一铲土。
而真正的大师级人物，他们从不试图製造海啸。
他们只是静静地站在岸边，等待著风起的那一刻。
当那颗子弹擦著棋盘飞过时，林燃没有愤怒，没有惊恐。
他只是敏锐地听到了风声，那是时代给他送来的藉口，是命运递到他手里的一把刀。
他甚至不需要自己用力。
他只需要顺著那股巨大的、原本就倾向於“拋弃旧盟友、构建新秩序”的时代惯性，轻轻地推一把。
所谓的权谋，不过是顺势而为的艺术。
那把枪响了，子弹没有击中目標。
在那个瞬间，由於林燃的轻轻一推，这声枪响引发的共振，却震碎了万里之外高雄港的流水线，震塌了欧洲政客心里的防线，震断了一个政权延续了二十年的幻想。
在这个寒冷的1971年，並没有人处心积虑地想要毁灭谁。
大家只是在时代的共振中，顺手把那些不合时宜的旧物，扔进了歷史的垃圾桶。
毁灭你的，往往不是敌人的宏大计划，而是你自己製造的一次微小的、愚蠢的波澜，最终演变成了吞噬自己的海啸。
高雄港那些灯火通明的工厂，那些日夜不息的流水线，即將在未来的几周內，迎来它们最后的轰鸣。
“这是祖父笔记本里的第二篇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日记。
时间是1971年1月7日。
那一天，《纽约时报》头版刊登了针对林燃教授的刺杀调查结果。
隨之而来的，是白宫发布的一纸行政命令。
祖父在日记里没有用太多激烈的词汇，但我读得出，字里行间那种大厦將倾的无力感，比上一篇更甚。
1971年1月7日，晨。纽约，联合国记者室。
天气：暴雪《纽约时报》送来了，带著油墨的臭味和外面的寒气。
头版有一张照片，不是教授，也不是那个刺客，而是一张黑白的地图。
地图的中心是我来的地方，上面被画了一个巨大的、黑色的x。
標题很长，也很冷酷：《刺杀企图激怒白宫，尼克森下令重估西太平洋供应链》。
副標题是：rca、摩托罗拉等巨头宣布撤离高雄，產业將转移至东协。
我在那个充满了烟味的记者室里，手在发抖。
不是因为冷，是因为我知道这意味著什么。
前几天，当消息刚从东京传出来，说教授遇刺时，国內还有人在私下叫好。
有些激进的同事甚至在喝庆祝的劣质威士忌，说这是报应，说这是给那个背叛我们的教授一点顏色看看。
他们觉得这是荆軻刺秦王，是壮举。
但我当时就想，荆軻最后也没有杀掉秦王。
而秦王的报復，那是血流漂櫓。
现在，报復来了。
不是飞弹，不是航母。
教授和尼克森甚至懒得动用军队。
他们只是签了几份文件，打几个电话，就把我们在高雄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那些工厂，那些冒著烟的烟囱，那些以此为生的几十万家庭，连根拔起。
这是比战爭更恐怖的杀人，战爭总有结束的一天，和平总会到来，看看现在的东京，但教授的行为带来的后果可能绵延很久很久，甚至可能导致我们错过一个时代。
昨天，我还听到法兰西的代表在走廊里抱怨，说两百亿美元的防御资金是勒索，说欧洲还在考虑。
今天早上，当这份报纸摆上桌后，我看到那个法兰西人衝进了阿美莉卡代表团的办公室。
据说，他在十分钟內就代表巴黎同意了下来。
他们怕了。
他们看到了那个被摆上祭坛的牺牲品：也就是我们。
阿美莉卡用一把看不见的刀，在一夜之间肢解了一个几十年的盟友，给欧洲人充分见识到了得罪他们的下场。
杀鸡做猴成了我和同事们私下说的最多的成语。
我们成了那只鸡，而欧洲这群猴子，终於学会了乖乖掏钱。
刘鍇大使今天没有来办公室。
听说他病了。
我想，这不仅是病，是心死。
我们在联合国的席位还没丟，但我们的根已经被刨了。
没有了阿美莉卡的技术和订单，没有了经济发展的希望，我们还能撑多久？
我依然记得1970年的最后一天，我在日记里写道：这是记忆中最寒冷的冬天。
我没错。
这確实是最寒冷的冬天，因为这个冬天並没有隨著新年的钟声结束。
它跨过了年轮，变得更加漫长，更加刺骨。
教授没有死在东京。
但我们依靠依附强者而生存的幻觉，死在了东京大仓饭店的那个晚上。
窗外的雪下得更大了，把联合国的旗杆都盖住了。
我向窗外眺望的时候仿佛看到了高雄港的码头，那些原本等待装船的货柜堆积如山，那些年轻工人站在关闭的厂门前茫然无措。
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也许他们知道，但他们不知道將愤怒倾向何方。
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命运，因为另外一个和他们一样同文同种的华人的念头，就被轻描淡写地抹去了。
这个世界太残酷了。
弱者连选择死法的权利都没有。”
日记里写的没有错，刘错確实没有生病，但他也確实心死了。
此刻的刘鍇坐在沙发上，裹著厚厚的毛毯，整个人显得格外苍老，手里拿著《纽约时报》，甚至没有心思起身迎接前来拜访他的潘文渊。
“是真的吗？文渊。”刘鍇在问一个明知故问的问题。
“是真的，大使。”
潘文渊低下头，看著茶杯里浑浊的茶汤，这茶还是他自己泡的，佣人休息了，刘鍇从见到到现在一直都是魂不守舍的样子。
“今天上午，普林斯顿收到了总部的加急指令，不是建议，是死命令。
撤销所有向高雄加工出口区转移电子元件生產线的计划。
正在装船的设备全部卸货。已经运到的，”潘文渊停顿片刻后，声音有些颤抖，“就地销毁，连模具都不留。”
“销毁...”刘鍇喃喃自语，“一步错步步错，这是焦土策略。”
“比那更糟。
商务部把半导体技术列入到了最高级別清单中，”潘文渊抬起头：“大使，您知道这意味著什么吗？这意味著我们不仅仅是失去了现在的订单，我们的未来被切断了。
我原本有一个构想，想利用rca的技术，帮助你们从简单的组装向集成电路製造转型。
那是下一个时代的石油，但现在...”
潘文渊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1970年，潘文渊任职於rca普林斯顿实验室担任微波研究室主任兼副总裁。
他在rca工作了25年，1945年入职，在公司內部地位很高，深受信任。
潘文渊撰写了《积体电路计划草案》，並牵线搭桥让刘鍇所在方向rca支付巨额学费，引进了半导体技术。
他是后来的台积电、联电的奠基人之一。
也正是因为他在rca的高层地位，刘错他们才会选中rca作为技术转让方。
“教授已经彻底砍断了这条路，在还没出生的时候，就扼杀了我们的未来。”
刘鍇长嘆了一口气，把剪报扔在茶几上。
“我们给了他递刀的理由，文渊，那个刺客，那个愚蠢的、该死的刺客。”
潘文渊心里闪过一个念头，是刺客愚蠢吗？恐怕真正愚蠢的那位，你不敢指责。
“他急了，”潘文渊明面上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实则非常失望：“士林官邸大概以为，只要杀了教授，阿美莉卡就会回心转意。
他不明白，现在的世界不是三十年前了。
他更不明白，教授不是一般的华人，甚至不是一般的白人。”
刘鍇看著窗外的飞雪没有接话：“他们不明白教授到底意味著什么，台北离纽约还是太远了。”
大使站起身，颤巍巍地走到酒柜前，倒了两杯烈酒。
“在台北眼里，教授是叛徒，对我们不友好。
但在甘迺迪，在詹森，在尼克森眼里，他是上帝派来拯救阿美莉卡的圣徒。”
刘鍇把酒杯递给潘文渊。
“他不需要动用一兵一卒，他甚至不需要在联合国大声疾呼。
他只是在东京的酒店里，打了一个电话，我们就完了。
我听我在国会山的朋友说，教授对尼克森说了一句话：惩罚背叛者，取悦新朋友。”
“这才是最让人绝望的，大使，”潘文渊抿了一口酒，辛辣的液体並没有让他暖和起来，他脑海中第一次產生了我也许应该去燕京看看的想法：“他不是在报復，如果是报復，至少说明他在乎，但他不在乎。
他处理我们，就像我在实验室里处理一组错误的数据一样。
冷静，高效，毫无感情。
rca的董事会连犹豫都没有。
在东协的廉价劳动力和广袤市场面前，那点代工份额算什么？”
房间里陷入了死寂。
只有壁炉里的火苗在噼啪作响，像是在嘲笑这两个被时代拋弃的人。
“我在联合国的日子不多了，”刘鍇看著杯中的酒液，“阿尔巴尼亚的那帮人正在起草新的提案。
以前阿美莉卡人会帮我们拦著，现在？哼，尼克森巴不得我们赶紧腾地方。
“”
“而你，文渊，”刘鍇看著这位优秀的科学家，“你也回不去了，没有了產业，你那一肚子的学问，去我们那毫无用武之地。”
“是啊，”潘文渊低声说。
两人碰了一下杯。
那清脆的响声，在空旷的官邸里迴荡。
去燕京的想法钻进潘文渊的脑海，像是一颗野草的种子落进了石缝里，却因为此刻心中的绝望而疯狂生根发芽。
如果技术和產业在那个岛上已经被判了死刑，那么作为一个想要用半导体改变华人命运的科学家，他的舞台在哪里？
如果roc註定要为旧时代的愚蠢殉葬，那么科学，属於华国人的科学，不应该隨之陪葬。
潘文渊的想法从未如此坚定过，他打算先去香江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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